序

郑丽丽是我招的第一个博士生，她于2006年入学，2009年通过答辩，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唐山师院工作。日前接到她的电话，说她的博士论文已被出版社接受，快要出版了，让我为她将要出版的新著写个序，这让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有些惶恐，因为我一向还自感年轻，突然惊觉到了自己也到了要为学生写序的年龄了，俗谚“长江后浪推前浪”，信然！关于郑丽丽的论著，当年学位答辩委员会的诸位专家已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肯定和褒扬，我就不再多谈了，略谈一点由她的这部论著所引发的一些感想。

郑丽丽选择近代文学、文化为她的研究对象，与我近十余年来将研究兴趣转向清末民初这段时期的文学文化现象有关。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始于清末追求自强的洋务运动，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但此转型至今仍难说已经完成，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诸多迷局、困境以及尖锐的、棘手的问题，都往往要促使我们去回顾、思考我们这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做过的取舍、获得的收获以及支付的代价。对于此一时期的文学，学界近来从西方学界学来的一种流行的定性是将其称为“民族国家叙事”，这种定义不能说不对，但就我的感觉来说，则有点隔靴搔痒。当然相对于传统的王朝国家而言，进入现代时期的中国国家形态自然会属于民族国家形态，但民族国家建构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中并不足以作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它只是作为一个初级目标和基本要求存在，对文化思想界而言它属于一个“卑之无甚高论”的问题。文学作为时代的最高精神追求的体现者，它所关注的并不止于民族国家问题，而是在此之上的世界大同、文明秩序、进化铁律、时代潮流、历史趋势等终极性问题。所以考察清末至民初的启蒙救亡诉求，我们会发现一个救亡者的所救对象在不断缩减、变化的过程，从自强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的“保国保种保教”到“国”、“种”、“教”被不断消解重构的过程。清末时期的鲁迅在其《破恶声论》中就已提到两种典型的相互矛盾的救亡主张，即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他说：“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叛）文明。”[1]可为一例。由此可知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立国与立人之间的矛盾，在现代性的初起阶段就已出现，而且在思想文化界引发激烈的论争，并且占据上风的往往并非是与民族国家建构直接相关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不但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后出，而且还因为他们具有更强的现实超越性。所以单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把握近现代文学，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也许会遮盖近代文化变革中的一些重要的指向。晚清时期的“立国”、“新民”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政治目标，但这对于志存高远、瞩目于“为万世开太平”的近代士人知识层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如针对梁启超的民族国家主义，章太炎当时就大唱反调：“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也。”[2]在他眼中一切国家学说均是：“谬乱无伦之说的炫耀，直与崇信上帝同其混悖。”[3]他称国家只是一种“虚幻”，只有个人才是“实有”，因此更关心的还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晚清救亡、启蒙思潮的丰富性、多元性和深刻性直接影响到了中国近现代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它不只是一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还是一个创造一种现代性的新文明、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因此单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以及主权国家的角度等尚不足以概括中国式的现代性的特质，因为中国式的现代不只是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而且要成为一个自由、昌盛的文明国家，即使它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出现，它也不同于西方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终极关怀仍具有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藏天下于心”的超越性和包容性，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特性有关。

郑丽丽的论著《“病”与“药”——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首先在史料上下足了工夫，她是一个笃实、稳重、坐得住的人，在校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了学校图书馆的古籍、原刊阅览室里，对清末的新小说以及相关的史料进行了充分的收集、整理、阅读，这为她的论文写作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其次，在论述角度和研究方法上也颇有创新之处，如其自述，她是“以文史互证为方法，以‘救国论’为诠释学题域，以‘病’与‘药’为写作线索”来展开其论文的，其目的则是为了“突破习见的意识形态的囿限，在历史复杂性还原的语境中，展开文学—政治的关系性梳理”。通观其论文，我认为作者达到了其所追求的目标。郑丽丽从“病”与“药”的角度来概括清末新小说的主题内涵，我认为是非常准确传神的，对“中国之病”的诊断在近代很大程度上是以强势的西方作为健康标准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本身也有其虚妄性，如在1902年《新民丛报》上刊登的小说《虞初今语·人肉楼》中，作者就把西方想象成了中国古代理想的“华胥国”，称其国是“不知所谓君臣，不识所谓治乱”的“世界中自然一极乐国也”。假如西方真像时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则20世纪的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等灾祸也就无从发生了。在当时中国的变革者看来，西方制度是治疗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乱循环”的传统痼疾的灵丹妙药，认为只要将其原样移植，中国就会“合了就再也不会分，治了就再也不会乱”，然而移植的东西假如没有适宜的土壤，就只能作为摆设而已，并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由于救亡的紧迫，近代人在学习西方时难免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对文化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那就是它把功利性原则当成了主导原则，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陷入佛家所言“俗谛”的桎梏，一切超出功利之上的精神价值、神圣价值的消解，直至沦为一种文化虚无主义。从近代的文学文化来看，乌托邦期盼和末世论心态的融合，构成了近代变革的一大动力，其特点表现为他们倾向于从终极的理想状态来看待现在和过去，强化未来与现在和过去的对立和断裂，将现在理解为光明与黑暗最后的决战时刻，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世界即将和必然到来。由此他们也就成为为这必将到来的“光明世界”的开路呐喊者和“黑暗终结者”。这种由非现实的未来和远方支撑的信念，显然带有一种新的宿命论色彩。一旦诗意消退，人们发现未来成谜、“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时，对这种着眼、执著于未来的价值理想的质疑和颠覆就会汹涌而至。因此如何在乌托邦和现实之间探索一条现代中国人的安所、遂生之道，也就成为需要我们“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问题。

总之，郑丽丽此作是一部严肃、认真的用心之作，确能带给人们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书中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则在所难免，尚祈方家批评指正，以利年轻学者的进步和提高。以上所言，多属画蛇添足，而且我本人才疏学浅，并没有真的为人作序的资格，扯些闲篇，聊以塞责而已。

耿传明

2012年12月19日于天津

[1]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章太炎：《国家论》，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页。

[3]同上书，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