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研究述评

网络侵犯行为的现实性表明，从事网络侵犯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对当今社会亟待解决问题的一种回应。但从研究的角度而言，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它还不足以阐明研究的意义所在，我们还需检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若前人研究已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解答，再重复此类研究，则创新性不够;若前人虽有过相关研究，但解答不充分，或根本就无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后来的研究才可能突破以往局限，取得新进展。况且在从事任何一项具体研究之前，都有必要对以往研究进行回顾，因为任何一项好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参考和借鉴，或者说，许多好的研究本身就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探究和分析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也就成为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网络侵犯行为是侵犯行为在网络社会中的体现，它包含两个核心概念:侵犯行为和网络。在互联网络出现之前，侵犯行为就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已积累了较多的这方面研究。对这方面研究进行梳理，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网络侵犯行为的理解。因此，第一个与网络侵犯行为相关的回顾即是关于现实社会中的侵犯行为研究。

从已披露的文献来看，在人类试图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各种事务的过程中，侵犯行为研究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侵犯行为的研究首次达至鼎盛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一些基本问题已不再有太多的争论，但是对于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侵犯，依然存在许多不同视角和看法。Elton B.McNeil(1959)曾形象地将侵犯行为比作一棵大树，指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考察，却无法将其连根拔起，让我们看看它的“根”到底是什么。我们所仅有的是对这个根的一些模糊认识。因此，在这个根的面前，人类过去的许多努力都显得多少有些黯淡、令人怀疑。

尽管人们对侵犯行为真实面目的认识还略显不够，尽管侵犯行为研究中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人们对侵犯行为研究的兴趣并未因此而衰减。从挫折—侵犯假设到社会学习理论再到社会认知的观点，人们在不断变换着视角对侵犯行为进行考察，并积累了许多有益成果。

在众多的侵犯行为研究中，焦点之一即为对侵犯行为的概念界定。侵犯行为，又称攻击性行为[7]，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领域。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多拉德和米勒(J.Dollard＆N.Miller)等人就对侵犯进行了界定，但对于什么是侵犯，西方对此曾有过一些争论。如多拉德和米勒等人(1939)认为，侵犯是以伤害另一生命体为目的的一种反应。布斯(D.Buss，1971)则从行为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侵犯界定为给予其他有机体有害刺激的反应。由于布斯对侵犯的界定只考虑了行为的后果，导致许多事情都无法解释。例如，医生给孕妇进行剖腹产，此举虽让孕妇在事后感到一定的痛苦，但其目的却是帮助孕妇顺利生产。因此，在该事件中，我们就不能说医生侵犯了孕妇。这表明，在对侵犯进行界定时，必须把意图考虑进来。如拥挤的街道上，一个人不小心踩了他人一下，但踩人者发现后，立即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表示道歉，那么，由于踩人者在这一事件中并非故意，因而也不能说该人的行为是一种侵犯行为。但意图是内在的，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加以推断，这就为判断某种行为是不是侵犯行为增加了难度。一般认为，可从行为发生的社会情境、行为者的社会角色、行为发生前的有关线索、行为者的身份特性等方面加以考察。[8]在将行为的意图和行为的后果作为界定侵犯的两个重要维度之后，R.A.巴伦(Robert A.Baron，1977)进一步指出:“侵犯是任何一种以伤害另一力图躲避这种伤害的生命体为目的的行为。”这一界定把被伤害一方也考虑了进去。因为即便有些行为是有意的，并且也能给他人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我们依然不能说它是侵犯行为。例如，孩子为表示自己认错态度诚恳，自愿接受父母的体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也不认为父母的体罚是一种侵犯行为。因此，对侵犯的界定必须把上述三个因素都考虑在内。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侵犯行为的一个较为妥当表述是:侵犯是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行为。在这一界定中，它包括三个要素:已经实施了某种行为;这种行为是故意的;这种行为为被侵犯者所不愿接受。而侵犯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既包括物质上的伤害，也包括精神上的伤害;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

在侵犯行为的研究中，由于多种学科参与其中，因而也形成了多种研究视角。在已有的研究视角中，较为常见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生物学的视角，即探求生理因素与侵犯行为之间的关系。许多人认为，侵犯行为的发生是出于个体本能。如Lorenz(1966)在他的《关于侵犯》(On Aggression)一书中提出，个体挨饿的时间越长，那他就会感觉越饥饿。与此同时，带有侵犯性的内驱力也在不断增长，以致它必须寻找到一个可以释放的地方。而弗洛伊德(1959)也认为侵犯是出于本能。第二种是心理学的视角。这是侵犯行为研究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视角。它主要着重于对引发侵犯行为的条件进行考核。具体来说，有三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在什么条件下个体产生了侵犯的意向?个体通过什么过程做出侵犯的反应?什么条件可以引发这种反应?(Stewart Cohen，1971)如按照挫折—反应假设，侵犯行为的发生是个体面对挫折时所不可避免的、最主要的一种反应方式(Dollard，Doob，Miller，Mowrer＆Sears，1939)。第三种是社会学的视角。主要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阐明侵犯对个体乃至整个物种具有何种意义。Eviatar Nevo等人(1975)的研究表明，物种间的高度侵犯行为对物种具有进化意义。Michale R.Ross(1977)则通过对小溪中白鲑的观察研究，证实了侵犯有助于维护白鲑在整个鱼类系统中的地位。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显示出，当存在利益纷争时，个体越具侵犯性，那他越有可能获得他所需的资源。(Allen W.Stokes＆LoisM.Cox，1970)而在没有利益纠纷时，侵犯还具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如印象管理(Richard B.Felson，1978)。除了这三种研究视角之外，其他的还有法的视角(如Benjamin B.Ferencz，1972)和人类学视角(如Bolton，1973;Ted C.Lewellen，1981)等。在多学科、多视角的审视下，侵犯行为研究形成了众多理论。有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侵犯理论进行了整理、归纳，结果发现有10多种。[9]包括挫折—侵犯理论、认知情感互动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等。

侵犯行为研究的重中之重，是关于侵犯行为的诱因分析。侵犯行为的诱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六个:第一个是生理因素。它有两种途径:一是把人和动物相类比。如Allen W.Stokes和Lois M.Cox(1970)就认为，人和低等动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侵犯行为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在动物身上进行生理学实验，试图找出神经系统和腺系统中某些特征的存在与侵犯行为起源或本质之间的相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人为地改变动物的激素平衡，以研究雄性和雌性激素在战斗行为中的效果(Beeman E.A.，1947)。二是直接在人类身上进行查找。其中引发讨论比较多的是Bolton(1973)对低血糖和侵犯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该研究中，Bolton认为，低血糖是造成Qolla地区当地人冲突增多的首要原因。Bolton的研究受到了Ted C.Lewellen(1981)的质疑。Ted C.Lewellen认为，要得出结论说是生理因素引发了特定行为，那么，必须证明三个命题:当地人显示出了特定行为;当地人有特定的生理条件;生理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是引发该行为的主要原因。而Ted C.Lewellen的研究却证实:他们不具有侵犯性，他们也不是低血糖的。尽管Bolton(1984)后来对Ted C.Lewellen的质疑进行了反驳，但正如William J.Hudspeth(1984)所言，血糖水平和侵犯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可靠。第二个因素是挫折。自多拉德及其同事于1939年率先提出挫折—侵犯假设以来，在之后30多年的时间内，该假设一直是心理学中有关侵犯行为研究的主导范式。在多拉德等人看来，侵犯行为的发生总是预设了挫折的存在，而挫折的存在必然会导致某种形式侵犯行为的发生。在这里，挫折和侵犯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挫折被看作是侵犯行为发生的充分而必要条件。多拉德等人的挫折—侵犯假设提出后，引发了两方面的争论:一是对该假设进行修正;二是质疑该假设的合理性，代之提出其他侵犯行为解释模型。如米勒(1941)指出，挫折可以诱发大量的各种类型反应，侵犯行为只是其中的一种。Berkowitz(1962)保留了对挫折—侵犯假设的认识，认为挫折确实可以提高有机体随后做出侵犯行为的可能性，这种关系在各个动物种类包括人类的身上都存在。但他同时也指出，挫折的存在并不必然会导致某种形式侵犯行为的发生，而侵犯行为的发生也并不一定预设了挫折的存在。也就是说，挫折是侵犯行为发生的非充分和非必要条件。William Eckhardt(1974)则在挫折—侵犯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遵从—侵犯假设(conformity-aggression hypothesis)。 William Eckhardt认为，挫折—侵犯假设把侵犯性态度作为挫折和侵犯行为之间的干预变量，而遵从—侵犯假设则把遵从者的意向作为做出侵犯的指令和侵犯行为之间的干预变量。也就是说，按照遵从—侵犯假设，侵犯行为的做出也许仅仅是服从命令的结果，而这种对命令的服从就是遵从。William Eckhardt进而得出结论说，在个体分析水平上，对军队而言，遵从比挫折在引发侵犯行为的发生上所起的作用更大;而在群体分析水平上，遵从至少和挫折所起的作用同等重要。挫折不一定导致侵犯行为的发生，还因为挫折所产生的敌意可能在侵犯行为发生之前就已经被宣泄掉了。宣泄假设(catharsis hypothesis)的首要目标就在于，它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储存侵犯的蓄水池。如果我们要想避免这个蓄水池破裂的话，那么应允许蓄水池以有规则的方式把水放出去。但是，宣泄理论面临的一个指责是，那些关于宣泄的研究常常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挫折史，而每个被试都把这些挫折带到了研究情境之中。个体感觉最为合适的宣泄的数量、种类和质量也只有通过了解他们管理侵犯性情感的方式才能加以判断。除此之外，围绕挫折本身所引发的话题也是挫折—侵犯假设中的重要部分。挫折的起源既可以来自个体内部如内在需要，也可以来自个体外部如身体的碰撞等。它包含了对动机、需要、内驱力的满足等的干预。而面对挫折时的反应也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决定性因素包括当时的情境和个体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成功或失败史。按照多拉德研究小组的看法，侵犯动机的强度至少受到诱发受挫反应的强度、干预受挫反应的程度、个体承受的受挫反应序列的数量这三方面因素影响。如Eron等(1963)报道，儿童在家里受到的大量惩罚和他们在学校展现出的侵犯行为之间有着显著相关。而在McKee(1949)的实验中，按照儿童在家因为侵犯行为而受惩罚的程度，McKee将儿童分成低、中、高三组。实验结果表明，在公开侵犯的平均频率上，受惩罚程度高和低的两组几乎相等，而受惩罚程度中等的那个组则显示出更高的侵犯频率。在对挫折—侵犯假设的各种评论中，Clayton A.Robarchek(1977)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也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他说:“挫折—侵犯假设在处理人类侵犯行为的起源这个问题上过于简单化，因为它试图从根本上把它局限于心理层面的刺激—反应这一线性框架之下。”为避免单个的心理层面解释的陷阱，应从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来加以解释。第三个因素是模仿。侵犯反应最初是如何被习得的?侵犯反应最初采取的是何种形式?这些在挫折—侵犯假设中被极大忽略的问题引起了以班杜拉(A.Bandura)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家的兴趣。Sears等(1957)指出，父母为控制儿童的侵犯行为而采取的惩罚有可能为儿童侵犯行为的习得提供示范作用，因为当他们试图教导儿童不要做出侵犯行为的同时，也为儿童学会如何使用侵犯提供了鲜活案例。班杜拉等认为，儿童接触侵犯行为的样式时，会产生三种效果，分别是:示范效果，包括最初的反应模式的获得;抑制或非抑制效果，反映在以前已经习得的、与样式所展示的侵犯行为相类似的侵犯行为在发生频率、潜伏期或强度上的变化;可能的诱发效果，即诱发个体其他相似反应的发生，而这种反应在以前既不新奇，也并未被禁止。第四个因素是规范与强化。个人和情境的支持、赞同也对侵犯行为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研究表明，儿童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侵犯行为发生的恰当与否。在班杜拉等(1963)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儿童接触到不被认可的侵犯样式之后，也习得了这种侵犯性反应，但他们似乎并不愿意展示出这一行为。Brown 和Elliot(1965)的研究也证实了支持与赞同的作用。他们在对托儿所的研究中发现，当教师有意忽视侵犯行为而奖励合作与非侵犯行为时，那些三四岁男孩的侵犯反应频率显著下降了。Lesser(1957)的研究也表明，儿童想象的和公开的侵犯与母亲对侵犯的鼓励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第五个因素是认知。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为人们理解侵犯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洞察途径。有人(如Beck，1976;Lazarus，1980)认为，儿童主要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和经历的认知表征而不是经历本身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儿童的社会行为(包括侵犯行为)是系列社会信息加工过程的结果。而Dodge(1986)则提出了后被广泛引用的信息加工模型。根据该模型，个体对社会情境的行为反应有一系列的信息加工步骤，而这些步骤通常是意识不到的，除非在特别新奇或复杂的情境中。这些步骤有:对环境中的社会提示进行编码;形成对这些提示的心理表征和解释;寻找可能的行为反应;从产生的行为反应中决定一种;按所选择的反应行动。Dodge(1986)指出，这些步骤中任何一个出现偏差或不足，都可能导致侵犯行为的发生。并且，现已有大量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在对提示的解释阶段，具有侵犯性的儿童常常对他人的行为进行不怀好意的归因，特别是当信息比较模糊时(Dodge＆Tomlin，1987)。而Nancy L.Quiggle等人(1992)的进一步研究则表明，具有不良归因偏见的儿童更有可能做出侵犯性行为。如果说Dodge等的研究证实了认知与儿童侵犯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归因与侵犯行为之间的临床关系，那么，Nicki R.Crick(1998)探讨了关系侵犯和公开侵犯中的决策反应过程，David G.Perry等(1986)则考察了侵犯与两种类型的社会认知即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儿童的反应—结果期盼(response-outcome)之间的关系。在David G.Perry等的研究中，结果发现，儿童对自己能力及对自己行动结果的认识，是建立关于侵犯的认知模型所必须考虑的两个因素。例如，相对于较少侵犯他人的同辈而言，具有侵犯性的儿童对他们的侵犯能力更加自信，对侵犯将给自我带来积极的结果拥有强烈的自信。而且，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期盼在儿童侵犯行为的发动中各起各的作用，互不相关。第六个因素是文化。从已有资料来看，文化与侵犯行为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如在一个名为Hopi的印第安人村庄，闲言碎语、恐惧、互相不信任等主导着人们的生活，但身体上的侵犯却很少发生。这是因为，一方面，儿童自出生之日起就开始被灌输恐惧意识，以达到对儿童的控制;另一方面，当儿童成长到一定时期，公开的侵犯行为表达被严厉禁止。而对居住在Lake Superior附近的Saulteaux人来说，从表面上看，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每个人似乎都具有很好的忍耐性和自控能力，在官方，甚至没有关于谋杀、自杀等的犯罪记录。但实质上，在Saulteaux人乐于合作的表象下，隐藏着的是对他人的不怀好意及对他人的厌恶。因为在他人背后传播流言、诽谤他人，甚至使用巫术作为报复的手段，这种不公开表达的侵犯行为方式在当地文化中是被认可的(Elton B.McNeil，1959)。

尽管侵犯行为研究的重点是诱因分析，但其最终目的则是侵犯行为的控制。侵犯行为的控制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禁止侵犯行为的发生;二是对侵犯行为的表达加以控制，如降低侵犯行为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改变侵犯行为的表现形式(如由公开的转向暗地的，由身体冲突转向言语的交锋)等。由于侵犯行为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要想完全把侵犯行为消灭掉几乎不可能，因此，在已有研究中，基本集中于对侵犯行为表达的控制。通过对已有资料的归纳、整理可以发现，侵犯行为的控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惩罚。使用惩罚手段是父母控制儿童侵犯行为发生的最常用手段之一。Hollenberg和Sperry(1950)通过四个玩布娃娃的游戏发现，那些曾经因为做出侵犯行为而被惩罚的儿童要比那些没受过惩罚的儿童在侵犯性方面要弱得多。其他的一些研究(如Brown和Elliot，1965)也表明，直接惩罚至少能产生一个短暂的抑制效果。但惩罚的效果并非总是如此，它往往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按照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父母在惩罚儿童的同时也给儿童提供了模仿侵犯行为的鲜活案例。而在社会标签理论看来，受惩罚者可能会根据惩罚者所贴的标签行动，离正常的行为取向越来越远。除此之外，惩罚还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相反的效果。如Richard B.Felson等(1988)考察了父母的惩罚与兄弟姐妹之间侵犯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兄弟姐妹之间发生冲突时，相对于年轻一点的而言，父母倾向于惩罚年长一些的;相对于女孩而言，父母则倾向于惩罚男孩。父母这种倾向于惩罚冲突中较强大一方、支持较弱一方的做法，导致了较弱一方日后更可能频繁发动侵犯行为。因此，何时、何地、采用何种形式的惩罚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还需进一步探讨。二是远离侵犯样式(aggressivemodels)。班杜拉等的系列研究有力地证明，如果要想减少暴力的话，那么，儿童就应减少接触侵犯样式的机会，或者是根本就不接触，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影视媒介中的。如虽然对影视在儿童侵犯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有一点却很少受到质疑，即如果儿童没有接触到具有侵犯性的影视媒介的话，那么，严重暴力事件的发生概率则要小得多(Richard H.Walters，1966)。Allen W.Stokes＆Lois M.Cox(1970)更是概括性地指出，要降低人类的侵犯性，应减少诱发侵犯行为的外在刺激。三是构建自我防御机制。这包括宣泄、抑制、移置、升华等。如按照宣泄理论，存储人类侵犯行为的蓄水池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会破裂，如果我们在它破裂之前就有规则地加以释放，那这个水池就可确保安然无恙了。事实上，Husman(1955)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Husman给拳击手、摔跤选手、越野运动员和非运动员进行投射测验，结果发现，相对于那些没有身体接触或身体接触很少的其他三类人来说，拳击手展现出来的侵犯行为要更少一些。又如升华，把最初的冲动用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体现出来。由于被替代的方式是社会所认可的，所以，也就很少受到社会的谴责。四是改变认知。既然认知在个体侵犯行为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适当改变个体的认知就可以起到抑制侵犯冲动的效果。如有研究表明，当个体感觉他的同辈有意引发消极后果时，那么，他倾向于侵犯他的同辈。如果个体感觉他的同辈是无意导致了消极后果，那么，他会倾向于抑制侵犯冲动。这一点对成人(Burnstein＆Worchel，1962)和儿童(Shantz＆Voydanoff，1973)都适用。但关于个体认知改变的研究需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什么因素促使他改变他的认知?他是如何改变他的认知的?对儿童而言，他们的认知归因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因此，理解儿童的侵犯行为与他们认知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尤显必要。例如，对一个10岁的儿童而言，由于他对他人行为意图的认识不清以致产生错误的归因，他可能会对他人无意引起的消极后果施以带有报复性的侵犯行为。五是社会支持。近一二十年来，关于社会支持与儿童侵犯行为之间关系的探讨逐步增多。Phyllis Zelkowitz(1986)以低收入家庭中5—7岁儿童为样例，采用访谈和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社会支持与侵犯行为之间的关系。Phyllis Zelkowitz试图证明，儿童受到来自他的社会网络成员的支持越多，儿童表现出侵犯行为的机会就越少。研究结果表明，来自父母及其他成人的支持确实有效地降低了儿童的侵犯水平。六是教育。人的一生中最初的十几二十年基本上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教育、引导、形塑着儿童日后的发展。而儿童也在与教师、同学的互动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为方式。因此，学校的教育对儿童侵犯行为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例如，Anderson等(1945，1946)考察了教师制造的团体氛围对学生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民主型教师的学生而言，独裁型教师的学生显得更具侵犯性，而较少有建设性行为。在另一项研究中，Halliburton(1944)甚至提出，可以通过设计专门游戏的方式来控制儿童的侵犯行为。

纵观既有的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在侵犯行为研究中，虽然有多学科参与，但心理学的视角无疑占据着优势地位。由于心理学将个体作为研究起点，因此，在探讨侵犯行为的本质时，它们强调得更多的是个体为什么及如何发动侵犯行为。实质上，通过刚刚对侵犯行为研究的简要阐述，我们也发现，既有侵犯行为研究的重心在个体，即有哪些因素及它们是如何诱发侵犯行为的发生。[10]在此基础上，各种视角、各种理论产生了。而对侵犯行为的控制也可以看作是对诱发侵犯行为因素探讨的延伸。如果说我们的目的仅仅是从个体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侵犯行为的发生原因，以及由此衍生出如何对侵犯行为加以控制，那么，既有侵犯行为研究已较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单就这一点而言，还无助于我们对侵犯行为真实面目的彻底掌握。或者说，既有侵犯行为研究还只是揭开了侵犯行为这一“黑箱”的一角，侵犯行为研究中还有大量的领域尚待开发。特别是当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来解释网络侵犯行为时，我们会发现其存在许多的不足。如在现实社会中，侵犯可能造成他人的肉体伤害，严重时甚至可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在网络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以虚拟的符号作为自己的象征，其肉身是缺场的。肉身的缺场，这就意味着，无论遭受怎样的侵犯，都不可能对其肉体造成伤害。再比如，在现实社会中，要对千里之外的目标进行攻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可能需要花费众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网络社会中，由于超时空性的存在，这种攻击变得异常简单。网络侵犯行为发生的这些特点的存在就表明，其与现实社会中的侵犯行为存在某些差异，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而也就不能完全套用现实社会中的侵犯理论来解释网络侵犯行为。在理解网络侵犯行为时，一个合理的做法是:既注意借鉴现实社会中侵犯行为研究成果，同时又充分考虑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以及由此带来对侵犯行为的影响。

至此，笔者完成了第一个与网络侵犯行为相关的回顾。如果说这项回顾针对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侵犯行为，它和笔者所要研究的网络侵犯行为还有所差异，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个回顾中，笔者则把镜头直接对准有关网络侵犯行为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开始有学者涉足网络侵犯行为的研究。与对现实社会中侵犯行为的研究一样，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众多学科也都纷纷参与进来，如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伦理学、哲学、法学、医学、教育学等。归纳起来，目前与网络侵犯行为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对特定概念的争议与澄清。最主要的是关于“网络社会”的指代问题。由于侵犯行为发生于网络社会这一特定空间，因此，关于网络社会的指代问题也就随之浮出水面。网络社会是伴随互联网的肆意扩展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空间，它是网络侵犯行为发生的基础。但就这一概念，在不同地方常有不同指代。国内学者在论述网络社会时，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在该书中，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界定的。他说:“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其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11]信息化是网络化的前提，网络化是信息化的结果。在卡斯特看来，互联网只不过是很好地体现了网络化逻辑的一个领域而已。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社会(cybersociety)实质上是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网络空间或者说赛博空间(cyberspace)上所产生。虚拟性是它的最大特点之一。因此，“此‘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非彼‘网络社会’(cybersociety)，尽管在中文上是同一‘能指’，但各有不同‘所指’”[12]。在这里，网络社会研究指的是对基于赛博空间所产生的虚拟社会的研究。第二，探究侵犯行为发生的原因、种类、特征及预防措施。在探究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学科的视角不一，因而它们的关注点也就不一样。例如，计算机科学者主要从技术上考察是哪些技术上的缺陷导致了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基于现有的网络技术，侵犯行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何从技术上预防和控制相应侵犯行为的发生。而法律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已经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侵犯行为。他们的重心主要放在网络犯罪的形式和特点分析、网络犯罪的责任归属问题，以及如何从法律上对相关行为加以防治。与计算机科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对侵犯行为的关注不一样，社会学者更多的是把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当作社会问题来看待。如北大学者夏学銮就明确提出，网络社会学要研究网络侵犯行为。[13]冯鹏志则更明确地指出，网络社会问题包括网络犯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等网络社会中的侵犯行为，并对这些网络社会问题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网络社会问题是由网络社会结构自身的缺陷或网络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行动失序、关系失调、功能障碍和整合错位等原因造成，它具有存在性质的客观性、存在范围的全球性、形成机制上的高技术性、主观认定上的文化差异性、功能后果控制上的弱化性等特征。[14]第三，关注青少年群体。在对网络侵犯行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青少年群体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不仅因为青少年代表国家的未来，也与青少年群体是实施网络侵犯行为的主体相关。在对青少年群体进行探讨时，除了冠以“青少年”等字样之外，还以“大学生”、“黑客”等的形式出现。例如，董明伟探讨了青少年网络侵犯行为的原因及矫治，[15]王玉国分析了大学生网络犯罪的表现及对策，[16]于江平从社会学视角对黑客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初步探索。[17]

从推动网络侵犯行为研究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些论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对这一领域加以关注，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但缺点也很明显，如研究明显缺乏深度。单从涉足过这一领域的学科来说，有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伦理学、哲学、法学、医学、教育学等。虽说在人文社科领域多学科视角的切入可以避免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有利于多角度地对某个问题进行“全景式”的透视，从而揭示问题的真相，但集中于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还很少。

研究深度上的匮乏，直接导致研究中的碎片化。它主要指当前国内网络侵犯行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总体看来比较散乱。在既有研究中，研究主题涉及网络侵权、网络犯罪等，研究人员也来自不同的学科，研究成果则散见于各种级别的刊物之中。乍一看，网络侵犯行为研究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但由于对网络侵犯行为研究缺乏整体的思考，使得这些零散成果的出现除了引起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之外，并不能实质性地推动网络侵犯行为研究的整体向前发展。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还体现出一个倾向，即理论与经验研究间过于失衡。康德曾说:“没有经验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而没有理论的经验研究则是盲目的。”理论探讨有助于从质的方面理解网络侵犯行为的本质，有助于规划侵犯研究的议题;而经验研究则可从实证角度验证理论的解释力，同时也为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提供经验基础。两者在网络侵犯行为研究中各自起着不同作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但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网络侵犯行为研究明显偏向于理论性探讨。再加上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撑，这就导致一种后果，即从表面上看，关于网络侵犯行为的研究近些年来一直有人在关注，并且研究范围也较为宽广;但大多数研究显得比较空洞，给人以悬浮于空的感觉，并无助于真正推动网络侵犯行为研究的向前发展。

除了对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中的侵犯行为研究进行回顾之外，考虑到侵犯行为和越轨行为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故在最后一个与网络侵犯行为相关的回顾中，有必要对这两者加以讨论。

越轨行为，又称离轨行为或偏离行为，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现存社会规范的行为。它包括违法行为、违警行为和违规行为三种类型。[18]对越轨行为发生原因的解释存在三种观点: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在生物学的观点看来，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人类生理方面原因。例如，意大利的犯罪学专家龙勃罗梭(C.Lombroso)就认为，越轨的原因在于越轨者具有低劣的遗传特征。心理学的观点则主要从人们心理方面寻找社会越轨的根源。例如，按照挫折—侵犯理论，当个体遭遇挫折时，他就有可能产生越轨行为。而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越轨行为的，则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理论。

社会失范理论。这种理论肇始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并在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社会失范理论看来，越轨行为的产生在于社会结构，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矛盾的产物。当社会成员追求某种目标而无法或不愿使用正统手段时，越轨行为就可能产生。

亚文化群体论。当亚文化群体有着自己特有的某些行为规范，而其成员又按照这些规范行动时，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为主体社会的成员认定为越轨行为。

文化冲突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塞林(T.Selin)。塞林将文化冲突分成横向冲突和纵向冲突两种。塞林认为，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将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此越轨行为也就发生了。

社会标签论。按照这一理论，某种行为到底是越轨行为还是非越轨行为，它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人们是否对其贴上了“越轨”的标签。而某种行为是否被贴上“越轨”的标签，则与三个因素相关:行为的发生时间;谁发出该行为以及谁是该行为的受害者;该行为造成的后果。

在对越轨行为的定义及诱发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做出简要阐释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对越轨行为与侵犯行为之间的异同做一比较。按照侵犯行为和越轨行为的界定，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同部分。当侵犯行为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时，那么，侵犯行为也就是一种越轨行为。例如，恶意辱骂他人。正因为侵犯行为和越轨行为存在相同部分，因此，在解释侵犯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时，其原因中也有诸多是相同的。例如，挫折既可引发侵犯行为，也可引发越轨行为。再比如，社会失范理论既能解释越轨行为的发生，也能解释某些侵犯行为的发生。但是，侵犯行为和越轨行为并不是一回事。当侵犯行为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如警察依法枪毙犯人，此时侵犯行为就不是越轨行为。同理，某些越轨行为也不属于侵犯行为，如闯红灯属于越轨行为中的违警行为，但它不属于侵犯行为。侵犯行为与越轨行为之间的相异，这就使得无法完全用越轨行为理论来解释侵犯行为。

侵犯行为与越轨行为之间相同的存在即表明，在理解侵犯行为时，可以适当借鉴相关的越轨行为理论;而两者之间相异的存在则又表明，侵犯行为不等于越轨行为，在解释侵犯行为时还需要根据侵犯行为的本身特征加以考虑。

以上即为笔者对与网络侵犯行为相关的三点回顾。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在运用它们来理解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时，它们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侵犯行为研究不足以解释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现实社会中的侵犯行为研究主要关注是什么原因诱发了侵犯行为的发生，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如何对侵犯行为加以控制。在探讨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原因及其控制时，既有的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的解释作用，这也是我们在理解网络侵犯行为时需要加以借鉴的。但是，由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差异所在，仅仅关注于此还不够，它并不能让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网络侵犯行为。例如，网络侵犯行为具有非身体接触性，它与现实社会中身体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侵犯行为也必然存在某些差别。如果我们仅仅用现实社会中的侵犯行为理论来解释网络侵犯行为，将无法揭开网络侵犯行为的真正面纱。另一方面，网络侵犯行为研究由于开展的时间还不长，再加上多学科的介入，整个研究显得比较杂乱，不够深入，其所积累下来的成果也并未真正揭示网络侵犯行为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要了解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与此同时，虽然侵犯行为和越轨行为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虽然关于越轨行为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侵犯行为和越轨行为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借鉴越轨行为研究的相关成果，却并不能把它们简单等同起来，对网络侵犯行为的研究还需回归到网络侵犯行为本身。

当认清了既有研究中存在的这些不足之后，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一方面，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话题，其研究意义也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另一方面，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网络社会中的侵犯行为研究，都不足以有力地解释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或者说它们在解释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再加上越轨行为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侵犯行为，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网络侵犯行为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