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说唱文学之发展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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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土说”的形成与研究现状

持“本土说”的人认为说唱文学是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诗歌、音乐文学传统不断发展积累的结果,佛教的输入对说唱文学的发展只起过一定的影响作用。变文是说唱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佛家在宣传教义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种与中国本土文学叙事习惯很好结合的一个文学叙事样式。学者们普遍认为变文和说唱文学的关系应该是子母关系而非相反。中国说唱文学的源头,应该从说唱文学传播衍生的历史痕迹中去寻找,而不应该从“什么是变文”开始追寻。说唱文学是一种叙事与表演并重的文艺样式,如果仅仅注意于其韵散相间的叙事体制,而忽视了其表演的因素,结论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现在研究说唱文学,主张“本土说”的人,往往从三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其一,从文学史的衍变上去寻找说唱文学散韵结合叙事体制的本土源头,比如对先秦的荀赋、汉乐府文学说唱性质的重新定位等。

其二,从说唱文学所体现出来的表演因素上去思考其与音乐的关系,比如说唱与伴奏乐器的关系、表演与楚巫文化因素的影响等等。

其三,从说唱文学的典型代表,与佛经有关的变文、俗讲入手,研究变文是怎么从寺庙和尚念的经书“变”成中国俗文学的一员——变文、俗讲的。因此,大家的注意力又不可避免地聚焦到了六朝和尚的转读、唱呗上。

主张“本土说”的学者,最早、最著名是向达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唐代俗讲考》问世,此文就是从六朝和尚俗讲的仪式和音乐入手探究“俗讲”根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如王庆菽、冯宇、程毅中、胡士莹等人则注意到了古代文学中的“赋”在文体形式上对说唱文学的影响,如王庆菽在《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13]文中说:

我国在唐代以前,用韵文和散文的文体来咏物抒情的,就有由战国时荀卿的《赋》篇以至那些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魏六朝的赋体,大都是韵文和散文的混合体。

冯宇在《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14]文中认为:

我国远在战国和汉代的文学中,就有过散韵夹杂的文学作品——赋。那时人们就能将韵文和散文结合着写物、叙事与抒情。并且有的赋又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如宋玉的《神女赋》。这便是唐代变文产生的最早根源。

程毅中在《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15]文中更进一步“探索”道:

变文作为一种说唱文学,远可以从古代的赋找到来源。……骚体赋的常例,它就是在“不歌而颂”的赋之后接以不颂而歌的乱辞。

胡士莹也有类似观点:

赋的产生证明了民间说话艺术在当时已经有了带说带唱的形式;而赋这种韵散结合的文体的大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后世的说话艺术和小说。[16]

而音乐史家杨荫浏则是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考察说唱文学“本土”身份的人。早在1962年,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已经完成。在这部书的第八章“中国隋唐五代的民间音乐”第三部分“民间说唱音乐和佛教变文”,即对“说唱来自本土”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细致周到的论证,兹移录如下:

1.战国时候,已有《成相篇》;那虽然还不是讲故事,但已经是一种当众说唱的艺术形式。

2.自汉以来民间流行的叙事歌曲形式和散文与四六文体早已为说唱音乐的形式准备好了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之后,把已有的歌唱形式与说话形式放在一起,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人民自己会做,不必要等到佛教先做了,然后人民才去学它。

3.六朝僧家的记载,明明告诉我们,佛教音乐主要是吸取了本国的民间音乐。在说唱音乐方面,很可能,情形相同。

4.汉代的说唱俑表现着击鼓说唱的神情,很是生动。

5.民间的说话小说,已不只说话而已,有夹唱的说唱形式在内。今天江南民间很多时候还用“说大书”、“说小书”等名称。从名称看,并不能看出其中有没有歌唱,但所谓“说小书”,就是我们所谓《弹词》,是有歌唱的。在唐代说唱音乐初步得到发展机会的时候,对名词的运用,比较随便;所谓“说话”,更不能视之为只有讲说。如唐赵璘《因话录》在提了文溆僧“聚众谈说”之后,接着就说“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从“谈说”可以学习歌曲声调,显然所谓“谈说”,是夹有歌唱的。

6.唐代民间可能已同时存在着由歌唱与说话两者结合成的说唱音乐,如《一枝花》说话,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名称还没有明确肯定下来,而且依民间一般的习惯,并没有将说唱本子记写下来而已。

7.从后来的情形看,佛教与别的宗教吸取了民间音乐,常有为它加上一个带有宗教性的名称的倾向;例如,佛教、道教吸取了民间的《十番鼓》曲调,为之加上一个带有宗教性的《梵音》的名称。所以,有《变文》的名称,不一定可据以证明说唱音乐的形式为出于佛教。[17]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社科院的牛龙菲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他先后发表的论文如《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经说·经传·经变——再说“变文”之“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就试图在“楚汉文明”、“经学文明”的背景上,澄清“变文”的渊源。这样的努力当然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其结论也不妨当作一种很有价值的学说参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