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说唱文学“外来说”研究思路之溯源
本书是以中国说唱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之初，即碰到了一个原则性的难题，即立足点的问题。这个问题放在导言部分来解决，以彰显其重要性。说唱文学的源头在哪里？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种，一是外来说，一是本土说。“外来说”是由敦煌变文入手探讨说唱文学的源流衍变的。他们的讨论往往与什么是“变文”、变文的起源在哪里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甚至变成了一个问题，是学者们在探讨变文、俗讲的起源问题时延伸至说唱文学的。持“外来说”者认为说唱文学始自变文，其根子在印度，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移植”过来的一种文体——这个思路是学界自敦煌文献发现以来的“主流思路”，最先提出者，应该是胡适。
早在1927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讲义就由北京文化学社刊出了。1928年，修改后的《白话文学史》出版了。在“自序”里，胡适就说：“新出的证据（引者按：此处指包括敦煌俗文学史料在内的新材料），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变的线索。”[1]该书的第十章（作者在序言中未提及对此章节修改），进一步这样说：
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韵文是有节奏之文，不必一定有韵脚）重说一遍。这韵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文学自古以来多靠口说相传，这种体裁可以帮助记忆力。但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2]
…………
大概诵经之法，要念出音调节奏来，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这法子自西域传进来；后来传遍中国，不但和尚念经有调子；小孩念书，秀才读八股文章，都哼出调子来，都是印度的影响。[3]
虽然对于新发现的敦煌资料兴奋不已，而且一口气提出了如上所引的诸种说唱文学源自印度佛教的说法。但胡适在“大胆假设”的同时，还在“小心的求证”着，且在求证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与他的“假设”相龃龉的事实：
近年有几位学者颇主张这一类翻译的文学（引者按：指《佛本行经》等书）是《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诗的范本。我从前也颇倾向这种主张。近年我的见解稍改变了。我以为从汉到南北朝，这五六百年中，中国民间自有无数民歌发生。其中有短的抒情诗和讽刺诗，但也有很长的故事诗。在文学技术的方面，从《日出东南隅》一类的诗演变到《孔雀东南飞》，不能说是不连续的，也不能说是太骤然的（参看第六章）。正不用倚靠外来的文学的影响。
……
与其说《佛本行经》等书产生了《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诗，不如说因为民间先已有了《孔雀东南飞》一类的长篇故事诗，所以才有翻译这种长篇外国诗的可能。[4]
同时，对于翻译文学与原文的差异以及翻译的难度，他也注意到了，如他引《僧传说》：
什既牵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初沙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5]
既然佛经在翻译过程中“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用的散文大概（按：着重号为引者加）是根据于当时人说的话……用的偈体大概（按：着重号为引者加）也是依据当时民歌的韵文”，[6]这与“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的说法是不是就有点自相矛盾了呢。胡适很诚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态度是认真的，严谨的。他的困惑同他的惊喜一起并存于这“中国第一部通俗文学史”之中。可惜的是，后来者对于他的这种谨慎没有太在意，反而对于他的那些“假设”“大胆”地继承过来，并发展成为现在学界比较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韵散结合体制的文学乃是佛教宣讲后的产物，其源头在印度，而且由此确立了一门新的学科：讲唱文学。肇始之功在郑振铎。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第三部分，将中国俗文学分为五大类：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游戏文章，其中讲到第四类“讲唱文学”时，作者写道：“这个名词是杜撰的，但实没有其他更适当的名称，可以表现这一类文学的特质。”因为这类文学虽然有表演因素，但因为它“全部是第三身的讲述，并不表演的”，所以与戏曲还是有别的；它们也不是叙事诗，虽然有韵文出现且占叙事的重要部分。那么，“这一类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呢？换言之，“什么样的文学才是讲唱文学呢？”郑振铎说“他们是另成一体的”：
这种讲唱文学的组织是以说白（散文）来讲述故事，而同时又以唱词（韵文）来歌唱之的；讲与唱互相间杂。使听众于享受着音乐和歌唱之外，又格外的能够明了其故事的经过。这种体裁，原来是从印度输入的。最初流行于庙宇里，为僧侣们说法、传道的工具。后来乃渐渐的出了庙宇而入于“瓦子”（游艺场）里。[7]
也就是说，这种文学是叙事的，其表现形式是韵散相间，其传播过程的最后环节是与受众共同完成的。这是郑振铎先生基于“变文”的发现而对“讲唱文学”这个新名词“量身定做”的一个概念，他接着将变文以后（包括变文在内）的“讲唱文学”分为“变文、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五大“板块”，认为它们都是变文的苗裔——“‘变文’；这是讲唱文学的祖祢，最早出现于世的。”[8]自此之后，学者们在对“说唱文学”有所研究或者探讨时，往往都要先说一点与变文的关系。
对说唱文学源流梳理有重大贡献的叶德均也不能免俗。郑氏的研究，是在全盘接受郑振铎的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的。他在《宋元明讲唱文学》中开篇即说：“讲唱文学是用韵散两种文体交织而成的民族形式的叙事诗，叙述时是有说有唱的。”[9]讲唱文学是韵散相间的，这一点是继承郑振铎而来的。但他说讲唱文学是“民族形式的叙事诗”，则是一个很大胆且有卓识的看法。因为郑振铎明确说过“他们也不是叙事诗或史诗；虽然带着极浓厚的叙事诗的性质，但其以散文讲述的部分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决不能成为纯粹的叙事诗。”[10]
可惜的是叶氏仅仅往前迈了一小步，接着又退回去了。因为他在上引论述之后，接着又说：“唐五代僧侣们所创制的俗讲是讲唱文学的开山祖。”[11]“俗讲以后的讲唱文学，宋代有陶真、涯词、鼓子词、诸宫调、覆赚；元代有词话、驭说、货郎儿；明清有弹词、鼓词、宝卷等，它们都是俗讲的嫡系苗裔。”[12]这就重新陷入了旧说的桎梏之中，且前后充满了矛盾。既言“民族形式”，其来源当是本土的、民间的，怎么可能是和尚讲经时候“创制”出来的呢？我们知道，中国的和尚，其根源在印度，不是我们民族的产物。不过，从叶氏前后矛盾的结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已经对郑振铎先生的说法有了异议，只是还没有自觉地去质疑而已。
郑振铎于1934年开始动笔写《中国俗文学史》，完成于1937年，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距胡适《白话文学史》的面世已有十年之久。因此可以说，郑氏之“讲唱文学源自印度说”应该是受了胡氏的影响或者是继承发展了其学说。只不过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只写了半部，至宋而止，影响不广。而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则后来居上，深刻影响了以后的俗文学尤其是说唱文学之研究，被后来的俗文学研究者奉为圭臬，很多观点和主张由此而生。前面所说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即是一例，冯沅君的《古剧说汇》（关于诸宫调、赚、话本的研究部分）、赵景深的《弹词研究》、《大鼓研究》等都是接受了郑振铎的观点，并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钻研而成的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在学界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是今天研究说唱文学的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