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是在考虑到上述研究成就与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本书选择了阮元的学术思想作为研究的主题。

阮元生活于乾嘉汉学鼎盛的清代中期，其学术思想的渊源和所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环境的影响当是重要的探讨对象。且不说顾炎武、戴震等人的间接影响，就是王念孙等前辈学者的指教和焦循、凌廷堪等学侣的相互助益也不可忽略。汉学家共同遵循考据以究古学、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宗旨，力图“实事求是”地还原古书的原义原解。这一学风为包括阮元在内的扬州学人所承继，但他们与惠、戴诸人之学又有所不同，具有个性化色彩。例如，戴震疏解“理”时较多地掺入了他自己的思想，目的在于反对理学“杀人”，而阮元虽然为学扬汉抑宋，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攻击程朱，他更为注重的是通过音韵训诂客观地还原经书的原义原解。他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与段玉裁、王念孙等丢弃发明义理，只注重音训之学相比，又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诉求。因此，具体而微的分析和适度地将他与前辈以及后辈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是本书重要的思路之一。当然，阮元作为考据学家，在对古代名物、典制、文字本义的探寻，对古圣贤义理的发明乃至对宋明儒杂入释、老二氏的附会、空疏学风的批判都是其学术思想中最具特色之处。另外，他在训释“性”、“虞性”、“仁”等儒学核心概念的过程中，也有误释和仅取数诂之一诂以致造成以偏概全的局限性，这些都是不可略而不谈的。

近代学者刘师培等认为阮元为学能够摒弃门户之见，力持学术之平。然而在现有的研究论著中关于阮元学术的这一特点却显得语焉不详，不仅对于其调和汉宋学的论述过于简略，而且对于他赞许与古文经学迥异其趣的今文经学思想的探讨则更是付之阙如。其实，阮元学术交游广泛，他周围不仅聚集了像焦循、江藩这样的汉学名家，而且也有方东树这样的宋学家和凌曙、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正因为他对这些人产生影响和反过来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一方面他发扬光大了考据学，而另一方面他本人的治学思想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例如，他在浙江杭州创办诂经精舍时，奉郑玄、许慎之木主和编刻《经籍纂诂》那样的纯粹治经学必备的词典类工具书，而当他后来在广州设立学海堂时则改奉今文经学家何休之位和刻印了包括今文经学家凌曙、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等人著作在内的《学海堂经解》。今人较为通行的看法是，学海堂完全是以诂经精舍为模式而创办的，却没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微妙变化的意义——这实际上反映了阮元治学思想的综合性特色。他与今文经学家个人关系十分密切（延凌曙入幕府课子、为孔广森、庄存与等人的著作作序），《学海堂经解》中收录了他们的著作。一个人的学问精力毕竟有限，在阮元本人的著述中，我们看不到他对今文经学的研究性结论，但通过以上情况则大致上能够推知他在当时所持的是包容甚至推进其复兴的态度。

另一方面，阮元以所谓科举正途入仕，对宋学并不陌生。虽然受当时学术环境和风气的影响，其治学兴趣主要集中在文字、音韵、训诂以及考据等方面，并在阐发古圣贤义理的过程中实质上批判“后儒”杂入释、老二氏之说，但是，他遵守清廷“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文教政策，不仅没有像戴震等人那样激烈地抨击理学“杀人”，而且撰述了《曾子十篇》注释、《拟国史儒林传序》、《高密遗书序》以及《学蔀通辨序》等，主张消融门户、调和汉宋。他甚至在编纂《皇清经解》时删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凌廷堪《礼经释例•复礼》等，并在晚年对宗奉程朱、詈骂汉学的方东树也有赞许之意，客观上具有调和汉宋之争的意义。他在学海堂中明确将朱子之学列为教学内容之一，体现了兼采并重的学术立场，而这又深深地影响到以陈澧为代表的岭南学者。故研究阮元之与清代汉宋兼采学风之间的关系是本书应有的另一重要论题。

阮元作为清廷重臣和学界“山斗”，亦仕亦学，堪称是能将学术与事功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典范。其为学遵循考据以究古学、训诂以明义理，不仅“实事求是”地恢复经书原义原解，而且力图通过考据发掘古学并以之推行于日用伦常、现实政务之中。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阮元的考据学对其行为的影响、学海堂的创立与嘉道学风的转变、《畴人传》之编纂所体现的阮元的科学技术思想以及阮元所做的一些具体事情（如学术与日常政务的结合、阐释典章制度、研究历史地理、改良兵器、兴修交通水利、编修方志等），以考察他作为清代中期封疆大吏在具体施政过程中的指导思想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另外，阮元赞赏凌廷堪等“以礼代理”之说，而这一命题恰恰体现了儒学经世理想化虚为实、切于实用的思想特色。

[1]“绪论”中所出现的著作、论文的出版（发表）时间、出版社以及杂志名均参见全文后的“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