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阮元身为显宦而又不废学术，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其生平、宦绩和学术成就与特色的论述也相对较为丰富。迄今有关研究阮元其人其事其学的专著有三部，专题论文六七十篇，这些都为本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基础。但由于受到时代、资料以及理论方法等的制约，这些已有成就又显得不足或不尽完善。试按三个时段，对其加以概述和评析。
（一）1949年以前
对于阮元的研究早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例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撰写《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将阮元的学术成就概述为训诂、校勘、目录、典章制度、史学、金石、九数、文章、性道、掌故十个方面，称赞他“性儒风，励精朴学，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阮元之弟阮亨则在《瀛舟笔谈》中对其兄的考据学成就、编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畴人传》、《金石志》等书，以及所作《曾子十篇注释》等进行了总结，阐明了其“不敢存昔人门户之见，而实以济近时流派之偏”的学术特色。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阮文达公事略》在记述阮元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称赞了他作为官僚型学者的特点，认为“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清史稿•阮元传》则高度评价了他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说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但是，这些文献以及一些所谓“乡贤录”、地方志等，颂扬的成分大，却未对其学术成就与思想做具体研究。
1914年，王棻《柔桥文钞•读阮文达性命古训》算是较早时期对阮元学术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该文认为，《孟子》等古书皆以情为阳、性为阴，且两者为对。但是，阮元在《性命古训》中却将情括于性，这不仅与佛、老无异，而且也违背了许慎、郑玄之说。
1920年，梁启超著成《清代学术概论》，认为阮元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考据学“正统派”之“护法”。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虽然对于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畴人传》等多所肯定之词，但是他对于段、二王等人的学术成就的论述远多于阮氏，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认为阮元在学术成就上不如戴震，但推广力很强，广东近代学风皆“由他一手开出”。
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和《扬州前哲画像记》中曾指出：阮元师从戴震的嫡派传人王念孙问学，与凌廷堪、程瑶田、焦循等互为师友，为学“异于饾饤猥琐之学”和“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又在《理学字义通释序》中详论其事说：“近世东原先生作《孟子字义疏证》，据《孟子》以难宋儒，而甘泉焦先生亦作《论语通释》以继戴氏之书，仪征阮先生病宋儒高谈性命，作《性命古训》，并作《论语、孟子论仁论》，皆折衷故训，不杂两宋之书。及定海黄式三先生作《经训比义》，虽私师淑阮氏之学，然立说多调停汉宋，与戴、阮之排斥宋学者不同。”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则指出，戴震、阮元两人在乾嘉之学兴盛之际，意识到其庞杂破碎之弊，复提孟子以来之人性论，分别撰成《孟子字义疏证》和《性命古训》。他们两人意在申明三代秦汉之际有关“理”、“性”等关键字的古义，其功在于“以宋儒之说还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三代”，并对唐宋以来杂以老、释之“新学”进行了攻击。
1925年，胡适写成《戴东原的哲学》，将阮元与颜元、戴震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阮元不仅能继承戴氏考训之学，而且他最擅长从训诂名物入手，利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指出古今文字意义的沿革，剥去后人的见解，回归古代朴实的意义。阮元十分注重实践，其对“习”、 “顺”、“达”、“贯”、“格物”等字义的训诂都反映了这一立场。因此，其学术思想与颜元有相近之处，甚或受到过其影响，然而这却不是戴学的精神。阮元论“性”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的方法而不在于结论，他的方法就是依据时代先后用举例的方法排列比较文字字义的变迁沿革，剥除后世之异见，这与戴学精神较为相近。由于在学术实践过程中，颜元、戴震、阮元等都不同程度地反对理学，因此，他将从戴震到阮元称为“新理学时期”。
刘师培、王国维、胡适三位皆为知名学者，他们对阮元的论述言简意赅，颇为深刻，至今仍有影响。但他们结论式的评述较多，而具体剖析却不足。
1930年，顾颉刚在《阮元明堂论》中认为所谓“明堂”不见于《诗》、《书》、《易》和《春秋》，而始见于《孟子》。孟子以古时齐国所建的这一建筑傅会为“王政”，本意在于劝导时君行“王政”。而后世（包括阮元在内）则确信“明堂”为古帝王遗制，进行了各种牵强附会的考释和诠解，结果，以讹传讹，实失明堂之本来面目。
1934年，容肇祖《学海堂考》从学海堂创建人、建制、规制、学长、专课肄业生、所刻书以及《学海堂集》选取人名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考实，成为研究阮元所创建的这一异于当时一般书院、以传授朴学为鹄的的著名学府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1935年，全汉昇发表《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一文，认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始作俑者是清代著名数学家梅瑴成，后来这一说法得到《四库全书总目》和康熙帝的肯定。阮元编纂《畴人传》时对这一说法着力加以鼓吹，并将源出中国的西学的范围扩大开来，认为不仅代数出自天元法，而且《曾子十篇》等是西法的先导。
1936年，张崟撰写了《诂经精舍志初稿》，对诂经精舍进行了专门研究。原定分八章，现所见仅弁言、沿革和规制三部分。在“弁言”中，张崟肯定了诂经精舍创立一百余年间，在推广朴学、培育人材、改良教育以及奖掖学术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在“沿革”中，他考实了诂经精舍创建、重修时间等，又在“规制”中论述了该书院的统系（相当于当时浙江“省立大学”）、宗旨（专主汉学）、员数（包括掌教和生徒）、程式（课试经史，旁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术词章）、经费以及刻藏图书等情况。同一年，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认为，阮元创设诂经精舍、学海堂，以考证训诂之学为宗，兼及天文历算之学，要求士子根据个人的志趣选择所业，这含有分科之意，对于近代学堂的产生和规制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钱穆著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该书第10章《芸台论学宗旨》中指出：阮元之学风源于戴震，主古训明而义理明之说，长于归纳，“颇主求义理，故渐成汉宋兼采之风”。他在肯定阮元的贡献时，也批评其“必以最先之古训为贵，则推溯古训来源，必有穷极。且何以最先之古训，即为最真之义理乎？此尤无说以解者。而义理自古训中来之意见即无形摧破，而芸台不之悟也”。
1940年，傅斯年著《性命古训辨证》，对先秦时期各家对“性”字的用例进行统计、归纳和分析，结论认为：阮元《性命古训》中论“性”的结论多不正确，但是阮氏的方法——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的问题却值得肯定。
1940年，仰弥在阮元卒后90周年之际发表《阮文达事述》，指出：阮元继承汉学皖派之学旨，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不主门户之见，名位著述弁冕群材。具体来说：阮元为学主张“实事求是”，却又对敢于违背郑注的焦循等表示推崇；亲炙王念孙、任大椿和邵晋涵等，继承了汉学由训诂明义理的学旨，在小学方面多有建树；发凡起例，编撰《国史儒林传》，论学不分门户，务取汉宋之平；其在金石学方面所做的十件事“实开近百年来斯学之先河”；在校勘《十三经注疏》时，广征善本，剖析源流，参互考订，罗列异同。最后，总论其为学特点曰：“尤以发明大义为主，如所著《性命古训》、论语孟子论仁论、曾子十篇注，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可身体力行……”
此外，1931年默记与1932年杨寿昌的同名文章《陈兰甫先生澧遗稿》以及1937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指出：清代广东朴学的兴起和发展、著名学者陈澧及其东塾学派受到了阮元的学术思想以及他所创设学海堂学风的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对阮元的研究虽然比较丰富，但是，多集中在颂扬这位“名臣”的政绩上，而其学术成就与思想却成为次要的方面。虽然刘师培、王国维、胡适等对此有过涉猎，但是结论性语言多于具体探讨。又由于受到时代、阶级立场和观点、方法等的制约，这些研究存在不足之处，有可作微观具体研究、可商榷甚至应重新加以讨论的问题。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这一时期对阮元的研究相对较为沉寂，近3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见到相关论文出现。不过，60年代中期以前出版的几部专著中，涉及了对阮元学术思想和成就的研究，而且其中也不乏创建和见地。
1956年，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15章《阮元的思想》认为：“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但是，“阮元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史料辨析者”。他在论述阮元继承汉学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方法时指出，这是乾嘉汉学的精神所在，但是在哲学上没有价值。一方面，阮元作为封建大臣不敢公开攻击被立为官方正统哲学的程朱理学，另一方面他又崇拜汉学，信仰汉儒的材料。侯外庐还肯定了阮元在文化史论述方面的成就，表现为：（1）探讨语言文字源流，以为语言是文字所从出，而文字“义生于音”；（2）引用金石铭文佐证经说；（3）用归纳法统计出来的材料研究古代文字与思想，但由于他不区别时代，故往往不够正确。例如，他未能正确诂出“性”、“达”、“仁”等在特定时代的意义。阮元由考据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有力地反对了宋儒，但却不是科学的思想史研究。他既没有颜元、汪中的锋芒，更没有戴震的激昂。他在汉学已经衰微的时候，开设书院，提倡为汉学而研究汉学，这是他作为封建贵族阶级的保守性的表现。
196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艺林丛录》第三编发表了一组研究阮元的文章。桐花《阮元在粤二三事》指出，阮元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注意文化学术的培养与传播，不仅创办学海堂，倡导朴学学风，而且主持编纂了大型经学丛书《皇清经解》，刻印了《通志堂经解》以及《十三经注疏》、《四库总目提要》、《经典释文》等。宇翁《阮元与学海堂》对学海堂首任八位学长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认为他们均为“一时俊彦，学有专长者”。而学海堂所培养出来的学者如张维屏、谭莹、陈澧等著述繁富，名垂史册。宇翁《阮元•曾钊•陈澧》详细考实了阮元偶于坊间巧识曾钊的逸闻以及岭南著名学者陈澧深受阮元影响、“学综汉宋，精通经史天文地理音律算术，为清季东粤硕儒”的历史事实。
1962年，张舜徽出版《清代扬州学记•阮元》论述说：（1）由于阮元远尊戴震，又受到王念孙等影响，故为学主实事求是。与焦循长于演绎相比，阮元则擅长归纳，这在《性命古训》一文中得到充分体现。阮元学问渊博，是扬州学者中的巨擘。他又能对汉宋之争持调和立场，从而对陈澧等后学产生深刻影响。（2）阮元在训诂学上的成就表现在他善于运用“因声求义”之法探究语源、寻求文字本义等，又编纂了极有价值的训诂学工具书《经籍纂诂》。（3）阮元撰写了《考工记车制图解》、《浙江图考》、《明堂考》等图文并茂、见解独到的考证学著作。他还运用金石铭文考证经史。（4）阮元很想通过训诂和考证，再进一步推求义理。例如，他将“格”训作“至”，“物”作“事”解，主张凡事应亲身实践。这“自然是针对着元明以来空谈心性的理学家们坠入玄虚的流弊提出的”。其方法是：以佛家之说还之佛家，以宋儒之说还之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之三代；目的是使学者们明了古初义理之原，不致为后世诸说所乱。
1964年，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阮元的学术思想研究》认为，阮元虽然是封建大官僚，却有一些反对理学的短篇论文和唯物主义倾向。由于生活于1840年前后、清朝由盛转衰和内外交困之际，所以阮元一方面看不起西法，同时又一定程度上承认西法的长处。阮元为学反对玄虚、空想，提倡实用、实行、实践，不过，他没有公开批判理学、反对程朱。阮元还将“性”释为“气质之性”，如同戴震一样肯定了人的情欲的合理性。理学家以“生生”解“仁”，以仁代表宇宙，而宇宙只是一个玄虚的生。阮元却以平实的语言将“仁”释为“相人偶”的社会伦理关系和克己的功夫，并批判了王阳明良能、良知说。就学术成就与方法而言，阮元处于二王之间，承前启后，其本人的著作中已体现出近代气息。他不是单纯的音韵训诂学家，而是在训诂中追求义理，并且“张‘汉帜’，拔‘宋帜’”。至如段玉裁、王引之等为考据而考据，是没有思想内容的考据家。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一时期对阮元的研究不乏时有力作涌现。所出版的专著有三部，见诸学术期刊的论文则更多。其中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最为丰富。
1.学术成就与地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阮元学术成就与思想的研究尤为重视。其中，1997年，李成良出版《阮元思想研究》。该书从政治、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及书学、科技等方面剖析阮元的思想，是目前第一部比较全面地研究阮元思想的专著。该书书末还附有“阮元学术交游考”和“阮元生平纪要”，对于全面认识阮元及其学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认为，就阮元著述的成果而言，见解独到，硕果累累，显示了其宏大的治学规模和学术气象，同时他又扮演了乾嘉学术总结者的角色。阮元不仅继承了汉学皖派的传统，而且与各个不同派别的学者交游，故能破除门户之见、力持学术之平。就其治学特点来看，主要体现为遵循“实事求是”和讲求“明体达用”。
1987年尹协理《略论阮元的“实事求是”之学》认为，阮元的“实事求是”之学反对理学末流空谈天道与性命，歪曲经文原义的学风。阮元把八股文称为“空文”、“虚学”，而把考据训诂方法称为“实学”，并竭力提倡这种“实学”。阮元提倡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研究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当先从训诂开始；欲明训诂，又须从声音文字开始。这种治学态度是客观的，具有朴素的科学精神。该学风的意义在于：（1）主张不能只读程朱陆王等理学家的书，而主要应读《四书》、《五经》以至整个十三经；（2）不能随意从经典中发挥义理，而应该首先追寻经典的原义。因此，其学术思想中洋溢着抑宋色彩。不过，阮元等有否定哲学与理论思维的倾向，有时不免陷入烦琐考证而不能自拔的困境。
1992年黄爱平《阮元学术述论》认为：（1）阮元学术主张和治学风格是：尊汉抑宋、实事求是和折中汉宋。（2）学术成就：在经学方面，比较成功地实践了由文字音训以明经达道的治学宗旨；在小学方面，考释文字本义与编纂训诂工具书《经籍纂诂》；在金石方面，收集、整理和保存古器古物，进而加以研究；在天文历算方面，主持编纂了《畴人传》。（3）创设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提倡学术，奖掖人才；又主持编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等。因此，他是名副其实的乾嘉汉学强有力的“殿军”。黄爱平2002年《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认为，戴震与阮元等对由文字音训入手寻求经书义理的治学宗旨的理解并不一致，学术实践的途径亦有差异：（1）戴震重视义理，视之为“文章、考核之源”；而阮元却从折衷汉宋、兼采二者之长的着眼点出发主张二者不可偏废。（2）戴震既重视经书文本的客观考证，又强调并最终归结到个人心志的主观认同；阮元推崇的是对经书文字、音韵、训诂本身纯客观的考证研究，致力于探求和阐发的是古圣贤之学。（3）戴震在疏解“理”时，并未严守还原古书原义的立场，而是作了相当主观的发挥，目的在于批判理学“杀人”，而阮元极为重视经书文字、音韵本身的客观研究，强调探寻其中蕴涵的原始义理和圣人之道。因此，戴震得到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阮元的最大功绩则是在相当程度上推明了“古训”，恢复了“古学”，亦即经书的原义原解。
1992年郭明道《论阮元对乾嘉汉学的贡献》除论述了阮元在编纂、刻印书籍，运用金石考经证史，创设书院，传播学术的成就之外，还强调说，阮元作为一位杰出的考据学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途径，运用声音的线索，探求语言文字的源流，提出了“义从音生，字从音造”的论断。2006年郭明道发表《阮元与清代学风》，将阮元的学术思想与贡献归纳为：（1）倡导经史实学，关注国计民生；（2）创立书院，培育通经之士；（3）提倡通儒之学，主张汉宋兼采。
1998年余新华《阮元的学术渊源和宗旨》认为，阮元的思想和方法虽直承戴震的余绪而起，但不如与顾炎武默契。阮元所标榜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以古为是，即以原始儒学中包含的三代以来沿袭下来的“古制”、“古礼”等经验事实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原则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阮元以考据训诂为说经的工具，对儒家经典作社会学、伦理学的解释，其目的是要恢复“古儒家之学”的原始形态，以发挥其“跻世”的功能。
1998年尚小明出版《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其中《阮元幕府》探讨了阮幕由包括段玉裁、焦循、臧庸、顾广圻、江藩、李锐、陈寿祺、严杰等著名汉学家在内的120余位学者的构成情况，最后以列表的方式勾画出阮幕在校勘、编纂和刻印书籍等方面的学术成就。2001年李炳泉《阮元督粤幕府考论》列表考辩说，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月至道光六年（1826）六月阮元督粤幕府的规模为42人，阮元督粤幕府的特别之处在于幕宾多为学者。
2006年王瑜《阮元学术思想生成探源》认为，阮元学术思想源自扬州浓厚的学术氛围的浸淫、西学的影响、师友的砥砺以及他本人的努力。
2.哲学
对阮元哲学思想的研究存在不同见解。前述侯外庐之著认为，阮元是一个史料辨别者，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但1992年出版的王茂等《清代哲学》第22章《阮元的仁学新义》则集中论述了阮元的哲学思想与特点：（1）黜虚崇实，将“太极”、“道器”释为实象，用粗浅的经验性事物代替高层次的、抽象的理论思维。（2）阮元性命论、人性论重要特色在于恢复“性命”等古时含义、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和强调节欲等，其践行、实事的学术主张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就是提倡礼治、忠孝。（3）释“仁”为“相人偶”，发前人所未发。阮元以扎实的训诂手段、本着以“实”为“是”的精神，还“仁”以原始儒学的本来含义，否定了其神圣性和神秘性；又认为“仁”必须于“行事”中体现，确立了异于宋明儒者的基于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仁”学思想。
1992年杨向奎《论“性命古训”》和1996年郭明道《阮元的哲学思想》指出：阮元在批判宋明儒的虚妄之说的同时，认为探求儒家义理的惟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运用训诂的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他将“贯”、“习”和“格物”释为“行事”，提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的卓越见解，在事实上批判了朱熹“穷理”之说。阮元又著《性命古训》批驳唐李翱《复性书》中把“性”和“情”拆离、对立起来以及克服一切情欲以达到复性的主张，认为应该承认人的情欲的合理性。郭文还指出，阮元关于“实践”的见解与颜元的习行观十分相近，反映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2001年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一书有关章节论述了阮元的“礼”学思想，认为他有以具体可行的制度和社会规范之“礼”取代玄虚不可捉摸的“理”的倾向。《研经室二集》卷4“次仲凌君传”中曾引述凌廷堪的学术，以为复礼才能复性。阮元对凌氏的主张大加称赞，说明他本人也同意这样的主张。阮元限于自己的身份没有公开批判理学、反对程朱，但是，他间接地否定了“理”说和肯定了人的情欲。
2007年李帆《从“仁”和“性命”之解说看阮元的理学思想》认为，阮元作为汉学家本着“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理路，从古训入手，通过语义求文字本义，他之论“仁”，是以“相人偶”为解，认为“著于行事，始可称仁”，批评理学家“闭户斋居，瞑目静坐”的体仁之方。他之论“性命”，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性不能“绝”，只能“节”；规范的标准在于礼治。他对唐代李翱的“复性”说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李翱把“性”与“情”对立起来，是“杂于二氏”、“由庄入禅”的谬见。
2008年吴根友《试论阮元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路径及其得失》指出，阮元的语言分析、典章制度研究反映了18世纪中国哲学的实证化倾向，具体表现在：（1）倡言“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将训诂看作哲学思考的方法；（2）认为“心”不是先验的、能知的思维器官，它只有通过与外物接触才能具备知识；（3）通过释“顺”、“鲜”、“达”等，表达其政治思想与人生哲学；（4）诂“仁”为“相人偶”，反映了其道德哲学思想；（5）探求文字“本义”，体现的是其语言学思想及历史还原主义。
2009年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与清代汉宋学术之争》指出，学界一般认为阮元持调和汉宋学的立场，但是他在嘉庆年间负责编纂的《儒林传稿》实际上是激化汉宋纷争的导火线。由于他在该文中以“汉学”为儒学正宗，因此对江藩《宋学渊源记》产生了影响，并引发了方东树及其《汉学商兑》对汉学的激烈攻击。
2010年姜广辉《乾嘉汉学的殿军——阮元》认为，阮元通过经典文字训诂构建新理论体系（以《孝经》为众经之祖、其所谓“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实际是提倡实践哲学与反对本体哲学），并且在校勘《十三经》时摒弃凭臆“恢复”的古本、拒绝率尔“改正”古书。
2011年陈居渊《汉学与宋学：阮元〈国史儒林传〉考论》认为，阮元依托国史编撰的《儒林传》，总结了清初至乾嘉百余年间汉学与宋学各自走向极端的发展变化，重新发现与评价了被忽视的宋学和今文经学的学术价值。它不再是对传主原有学术思想资料的简单复述与裁剪，而是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体现了学术变动的新趋势。
3.经学
阮元是清代中期杰出的经学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思想是学界尤为关注的研究重点，成果也相对较多。其中，李成良的《阮元思想研究》第三章认为，阮元的经学成就包括：第一，发展了乾嘉学者治经的方法，重视对考古文物的利用，以金石铭文证经、史。第二，引导治经新方向，既重视文字音训之学，又重视圣道。第三，总结和发展了乾嘉经学成就，校勘、重刻《十三经注疏》，编纂、刻印大型经学工具书《经籍纂诂》和经学丛书《皇清经解》，堪称乾嘉经学的“护法者”与总结者。阮元治经具有“通博”、调和汉宋和通经致用的思想特点。
1991年顾之川《阮元的小学成就及治学方法》、1991年郭明道和田汉云《阮元的训诂方法和成就》、1991年张舜徽《清儒学记•阮元》、1992年郭明道《杰出的经学家——阮元研究之八》以及1999年陈东辉出版《阮元与小学》等指出，阮元继承了戴震、王念孙“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义以音生，字从音造”的论断，较之戴震的“故训声音，相为表里”，段玉裁的“三者互求”、“六者互求”理论又前进了一步。他在释“仁”、“敬”、“性”、“贯”、“习”和“格物”等时，依据古文献资料，从文字音训入手，以实事求是为准则，以“圣贤实践之道”为统帅，独辟蹊径，诠释字义，推明古训，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以佛家之说还之佛家，以宋儒之说还之宋儒，廓清了笼罩经学达数百年的宋明理学的迷雾。同时，他不迷信汉儒经说，遵循“求是”的原则，敢于纠正郑注之误。又能不主门户之见，力持学术之平，唯善是从，兼容并包。还有学者认为：“阮元应属清代第一流的训诂学家，并且某些方面的成就不亚于段、王。”不过，阮元等汉学家观察、评论问题时总是向古人看齐，所研究的又大多是书本问题，因而难免会陷入泥古和脱离实际的尴尬境地。
1993年陈祖武《阮元与〈皇清经解〉》考察了从《通志堂经解》到《四库全书》的纂修简况，认为阮元编纂《皇清经解》是学术发展之势所必然。而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除培育出众多学术人才之外，还进行过诸如校刻《十三经注疏》、编纂大型经学专书《经郛》等活动，为《皇清经解》的纂修做好了准备。《皇清经解》与前述二书的编纂方式不同，采取以作者为纲，按年辈先后，依人著录。该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清代经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功的原因有三：它将清代前期的主要经学成就汇聚一起，进行了一次总结；它示范了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对于知识界的影响十分深远；它集清儒经学研究精粹于一书，对于学术文化成果的保存和传播贡献突出。但该书也漏收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易图明辨》、惠栋《易汉学》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重要撰述，确乎美中不足。
1990年陈世铙《从〈经籍纂诂〉到〈故训汇纂〉》指出，《经籍纂诂》收录的资料大致为三类：群经和诸子中的本文训诂；经、史、子、集的注释；训诂专著对字词的训释。该书受到了当时以及后世的高度评价，直至今日仍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所必备的参考书籍。但是，该书也存在资料不备（未收唐以后资料）、体例不便（依韵归字、检索不便，列目不当、资料归属混乱）和讹误不少等不足之处。
1999年李步嘉《〈经籍纂诂〉成书过程考略》考证认为：该书的始纂时间应为嘉庆二年春，最后成书时间是嘉庆三年八月；具体编纂地点是杭州的“西湖孤山之麓”；参加初编、《经籍纂诂补遗》的班子一共有44人；至于未见有人讨论过的《经籍纂诂补遗》成书时间则应在嘉庆六年至嘉庆十年之间。
2007年钱宗武、陈树《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两个版本系统》认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实有两个版本系统，其一是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单刻本，其二是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合刻本。现流传较广的中华书局的底本是南昌府学本，有待参用文选楼本重加整理。
4.经世之学
由于阮元身为朝廷命官，主张研治“实学”，重视“实践”，故学界对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与实践颇所措意。
1989年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下卷）《阮元的“实事求是”之学》认为：阮元倡导“实事求是”、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宗旨；运用训诂方法推明“习”、“贯”、“格物”等古训，得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的结论，强调实践、实政、实事，反对空谈，反对理学家虚静的修养方法；主张“性中本有欲”，反对理学“存理灭欲”说；提出了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的著名主张。
1999年彭林《阮元实学思想丛论》认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贯穿了阮元的为政为学，具体表现为：治经以实事求是为最高宗旨，以为通经之途在于稽古，而稽古之成败在于能否得古人训诂、义理之真；所编纂的《畴人传》再现了我国古代历算学的伟大成就，目的在于会通中西之学；任职两广总督时，不仅打击不法洋商和英商走私鸦片，依法惩处行凶作恶的外国水手，而且构筑炮台，加强军事防御。
2002年张立《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认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表现在：（1）坚持“实事求是”。阮元认为天算之学是“儒流实事求是之学”，所编纂的《畴人传》实事求是地评价我国古代天文历算学成就，严格剔除星占迷信等虚妄之说。（2）强调“实测”。阮元认为西法之所以灵验就是因为其实测仪器先进，所以他对观察仪器十分推崇，并曾亲自做过一些实测工作。（3）力行“实践之道”。阮元特别重视躬身实践，他的考证研究往往以实地考察和实践加以验证、补足和纠正，同时又利用天文、数学知识服务于实际政务，如制定粮船量米捷法等。（4）重视“实用之事”。他对于眼镜、望远镜、龙尾车等实用之物表示欣赏，又重视疏浚河道、关心与百姓生产和生活有关的事物等。但是，他又力持“西学中源”说，妨碍了对西方科技的学习和吸纳，使其实学思想大打折扣。
5.西学
阮元不仅编纂过天文历算学史著作《畴人传》，而且任职两广总督长达9年，与东渐的西方势力有过交涉，故其政治、文化活动中所体现的西学思想久为人们所重视。
1988年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认为，“西学中源”说发端于明代遗民黄宗羲等，入清以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阮元编纂《畴人传》时，附会地认为地圆说《曾子十篇》已言之、三角八线本自《周髀》、借根之法出自宋代秦韶与元代李冶的天元一术、自鸣钟的原理与刻漏之理并无二致等，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推波助澜。
1998年黄爱平的《从〈畴人传〉看阮元的西学思想》认为，阮元编纂的《畴人传》不仅力持“西学中源”说，甚至论证说西学不如中学。这一方面是出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学观念和卫道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了解西方科技发展的历史。这不仅是阮元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学者的悲剧。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第9章、1998年彭林《从〈畴人传〉看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阮元》以及2000年王川《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歌》等则认为，阮元在《畴人传》中能够公允地评论西学的优长和成就，倡导学术的自尊与自强和主张用西学而不为西人所用。可见，阮元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的认识是清醒的，他既未感情用事、排斥西学，也未沉湎西学、数典忘祖，而是希望国家的学术自立，强化本位文化，以免受制于西人。这些论述也指出，阮元的“西学源于中国”说表现了其落后和保守的一面。
6.史学与文献学
阮元虽为考据学家，为学主治经学，但是，他在史学以及文献学方面的思想与所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这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第5章与1995年德明《阮元史学撰著述评》比较详尽地介绍了阮元在史学上的贡献：博综通贯的史学观点、对史料学的贡献（运用金石铭文研究经史）、修撰当代史《国史儒林传》、编纂科技史《畴人传》、主持编修广东和云南两省通志等。又评述了他的历史观：提倡科学的治史方法，倡导历史考证学；提倡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德明的论文还评析认为，阮元所撰《国史儒林传稿》中所采用的“集句成篇”之法在正史列传中具首创性意义。2000年颜广文、关汉华《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撰》则具体论述了阮元主持编纂《广东通志》的优点：（1）体例架构全面、完善；（2）编选题材广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3）编纂手法上，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既能较好地追本溯源，又能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4）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给予充分的阐述；（5）力戒方志中普遍存在的夸饰攀附流弊，凡辨正与存疑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以全局观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见等。经过重重努力，《广东通志》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具有较高质量的省志之一。
1990年瞿林东《阮元和历史文献学》总结了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撰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搜集、整理和研究金石文字，如编订《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和撰写《积古斋钟鼎款识》等；辑刻《两浙
轩录》、《江苏诗征》以及《四库未收书提要》等；汇刻清代汉学研究的历史文献《皇清经解》等。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的突出贡献在于能够发凡起例，多所创建。如《畴人传•凡例》对于缘起、所据史料、记述体例，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编纂过程均一一说明，保证了成书的质量。阮元主持编纂的书籍在历史文献学上影响深远，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第8章、1988年郭明道和田汉云《清代传播民族文化的巨擘——阮元》以及2001年刘宝玲《略论阮元在文献学上的成就》等，对此也进行了相关论述。
7.创建书院与弘扬学术
梁启超《儒家哲学》认为，阮元“学问不如戴东原，而推广力过之”，这主要是指他利用自己的名位和财力兴办教育、培育人才和弘扬学术。
1991年陈东辉《阮元与诂经精舍》论述说，诂经精舍提倡经学训诂，开书院注重汉学之风气。该书院规制井然，教学内容以十三经为主，旁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不用扃试糊名之法。主张自由探讨和因材施教，打破了为应付科举考试的呆板的教学法。精舍师资雄厚，阮元之外，还延请当时著名学者王昶与孙星衍等主讲席。精舍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诂经精舍文集》收录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阮元通过创办诂经精舍，培育了大批学术人才，对晚清教育、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4年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第21章《乾嘉学派与诂经精舍、学海堂》认为，清代学者对官方正统哲学的程朱理学表示反感，学风由空疏转向征实，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宗旨，所谓“汉学”大兴。但这种学风在传统上宗奉理学以及为科举应试服务的书院中却未得到应有的反映。在此背景下，阮元先后在浙江和广东创建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他在书院中不祀程朱，反而尊崇汉儒许慎、郑玄与何休，并以“专勉实学”、“非以戈功名”、尊经崇汉为办学宗旨，使这两所书院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异于其他书院，崇尚乾嘉学风，注重训诂考据。同时，又重视学以致用，讲求兵刑漕河诸经济之学，甚至专列天文算学为一科，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它们的创办推动了乾嘉学派的经学研究活动，使汉学研究在书院中有了自己的阵地。并且取得许多卓越的学术成就，如辑刻《十三经注疏》及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就是在诂经精舍学生的协力下完成的；《皇清经解》也是由阮元与学海堂诸学长和生徒等汇刻的；培养了大批真才实学之士。因此，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创建是清代书院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2001年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认为，广东本为学术上落后之地，清嘉道间阮元督粤开学海堂课士，成为广东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阮元任两广总督9年时间（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通过创办学海堂等将盛行于江、浙一带的考据学传入广东，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扭转了广东的学术风气，促进了朴学的兴起和发展。肄业于学海堂以及直接和间接受到阮元学术思想影响的以陈澧、曾钊、林伯桐、吴兰修等为代表的广东学者致力于考据学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第4章、1990年郭明道《清代教育改革家阮元——阮元研究之三》以及1996年关汉华《试论阮元对广东文化发展的贡献》等，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阮元的文化事业和教育、教学实践活动，通过对其所创办的两所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理念、内容、规模、经营模式、师承关系等方面具体而微的探讨，阐明了它们与旧式书院的不同之处，对当时和后世学术风气的导向，以及它们之对于中国古代教育模式所具有的改革意义和对近代教育史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2005年张立《杭州诂经精舍的科学教育》认为，诂经精舍引入天文、算学、地理、军事等科技内容，甚至还有一些西方科技知识。这些新举措为后来的新式书院所仿效，在促进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变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6年董铁柱《阮元创办学海堂之因初探》指出，阮元亦仕亦学，他了解到教育体系和地方官员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创办学海堂，旨在通过改革教育来改变地方官员无能和腐败的现状。
2008年宋巧燕《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朴学教学》认为，阮元创立的这两所书院以朴学教学为宗旨，不同于当时专为科考而设的其他书院，教学内容以经史考据为主，延请名家主讲席，注重朴学基本功的训练。
2010年於梅舫《科考与经解——诂经精舍、学海堂的设置与运思》认为，阮元在这两所书院中只课经解辞赋、不课时文，与科考重二三场策论却轻视头场相对应，是同一运思的不同表现，其本意是为了引人入经解之学。
8.其他
学术界对于包括阮元籍贯、生平事迹、金石、文学、书法等在内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
2003年黄山书社出版王章涛著《阮元年谱》皇皇107万言，搜罗了包括《清实录》以及大量阮元为同时代学者所作序、跋等，资料极为翔实，对于阮元生平事迹、思想、学术成就和文教活动等作了丰富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6年阮衍喜《阮元籍贯正》考证认为，阮元籍贯应为扬州，史籍所称的仪征籍是为应付科举考试而报的。1994年王章涛出版的《阮元传》是第一部关于阮元的传记著作。作者忠实于史料，做到字字有出处，事事有依据，汇集有关史料编纂成书。本书勾勒了这位“三朝阁老”、“九省疆臣”近50年的政治生涯，认为他身为显宦而不废学问，在经史等领域学术成就显著。同时，又创设书院，振兴文教，编刻书籍，传播文化，对当时以及后世学术和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4年、2005年王章涛和郭明道先后出版了同名的《阮元评传》，两书均略于阮元生平仕宦的记述，重点考察了阮元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学术贡献。
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第6章、1991年田汉云和古明《论阮元的诗》等，论述了阮元骈体文与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肯定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重要地位。《阮元思想研究》第7章、2001年丁永刚和茅云峰《论阮元的书法理论及碑学成就》及1998年林海俊《清代古文字学家阮元》等论述了阮元所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在书法、金石学以及文字学上的重要价值。2006年陈东辉《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则探讨了阮元与朝鲜知名学者金正喜、柳得恭和朴家齐的交往，后者在经世之学与考据学研究方面的著述以及其在朝鲜传播阮元学术成就与思想方面的贡献。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对阮元生平事迹（特别是所谓政绩）以及政治、经学、哲学、实学（含科技、西学）、教育、史学、文学、金石学和书学等思想和创设书院、刻印书籍、奖掖人才等文教活动都有较为全面和扎实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阮元其人其学，而且也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已经将阮元的治学方法、学术成就和学术活动等当作研究的重点，并放入乾嘉之际汉学兴盛和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予以认识和探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有些论著还能具体而微地探讨阮元学术思想的渊源，并对他与前辈以及后辈学者进行比较研究，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都值得肯定和借鉴。
然而，不可否认，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不够完善或不妥之处。对于阮元的研究论著虽然比较多，但是关于其学术成就与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化。20世纪60年代，杨向奎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中对阮元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阮元虽然是封建大官僚，却有一些反对理学的短篇论文和唯物主义倾向。不过，这一方法虽然明确了阮元思想的阶级属性，但是在用来分析学术思想与成就时，又显得意犹未尽。另外，迄今为止，包括杨向奎在内的诸多学者对阮元学术成就的概括和对其思想的论述又都过于简略，如何更为深入和具体地展开讨论理应是有价值的课题。特别是直至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专门以其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出现，不仅没有从宏观、立体的角度去考察这一有价值的课题，做全面、系统的探讨，而且在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上也有待于深化，甚或存在着尚未涉及的领域。例如，阮元生活于乾嘉汉学风靡之际，是乾嘉汉学的“殿军”，但是学界对其考据学成就与特色的考察远未达完善的境地。一般认为，阮元在学术渊源上远宗顾炎武、近法戴震，但对这三者之间经学思想转变之链的梳理却又显得不够，特别是未能准确阐释阮元“字学即经学”的考据学思想在这一治学方法演变之链中应有的内涵和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关于阮元的治学宗旨，人们指出他继承了惠栋、戴震以来汉学家“实事求是”的风尚，但是对于他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又能“心知其意”、“以意逆志”的特色却疏于考实。阮元为学有调和、折中和兼容并蓄的特征，然而人们对其调和汉学与宋学的关系以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等具体事实却语焉不详，大多简单提及，而未做深入系统的阐发。他作为汉学家，为学主要以古文经学为对象，但是他对今文经学也持赞许的立场，其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所书院中均表示对今文经学的肯定，特别是他交游广泛，与当时重要的今文经学家多所往来，又资助刻印其有关著作，对于这一学术的兴起和光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学界对这一问题尚付之阙如，值得做开拓式探究。“经世致用”是自孔子以来儒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对之有过强烈的诉求和经典性阐发，使得人们往往将它与“救亡”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所谓“经世”其实还应该包括儒者出则入仕、隐则治学的重要内涵，它不仅是危机时期关乎“救亡”之举，而且也是升平之际儒者分内之务。阮元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太平“盛世”，然而他不仅经受过包括白莲教起义在内的“内忧”，而且也与东渐的西方势力有过交往，与时人一道遭遇了鸦片战争的炮火。因此，阮元的为学与为政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的问题（即学术经世的具体内涵）不能不成为重要的论题。另外，对阮元学术思想所受到的当时政治气候和学术风气的影响，他在清中期乾嘉考据学转向晚清学术的衔接之链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对当时与后世学者影响的具体细节以及他与同时代学者的比较研究，阮元所编纂书籍的文本解读与思想倾向及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等，也都是有价值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