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平与学术渊源

第一节　生平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一号芸台，自称雷塘庵主，又称“研经老人”，谥“文达”。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于鸦片战争后9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享年86岁。关于阮元的籍贯，史籍均称为江苏省扬州府仪征县，但阮元自述说：“元但通籍仪征而已，实扬州郡城北湖人也。”[1]清初北湖属江都县。其后裔阮衍喜说：“当年江都县文化发达，人才济济。而仪征县文人不多，考试标准低一些。祖上报仪征籍，主要是考起来容易一些。”[2]因此，他的仪征籍实际上是应科举考试而报的，其所感受的文化氛围则主要还是扬州和江都。

阮氏自元朝末年以来，以武功显赫，世代以武起家。家族中多有武举、武进士出身，官阶战绩卓著者不乏其人，故阮元有诗称自己：“半是将种半书生”。阮元的祖父阮玉堂（1695—1759），康熙五十四年（1715）武会试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儒将，曾屡建战功。但到其父阮承信（1734—1805）时，则已家道中落。

阮元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6岁）始就外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20岁）中秀才，为仪征县学第四名。乾隆五十年（1785）（22岁）科试一等第一名，补廪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23岁）中式江南乡试第八名举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26岁）会试贡士第28名，殿试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充史馆纂修官。乾隆五十五年（1790）（27岁）散馆，钦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28岁），圆明园大考翰詹第一，升授詹事府少詹事，南书房行走。乾隆五十八年（1793）（30岁）简放山东学政。乾隆六十年（1795）（32岁）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调浙江学政。嘉庆三年（1798）（35岁）补授兵部右侍郎，又调补礼部右侍郎。嘉庆四年（1799）（36岁）嘉庆帝新政，调补礼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并充当会试副总裁。命署浙江巡抚，始任封疆。嘉庆五年（1800）（37岁）实授浙江巡抚，兼署两浙巡盐御史。嘉庆十年（1805）（42岁）丁父忧，回家守制。嘉庆十二年（1807）（44岁）制满，再抚浙江。嘉庆十四年（1809）（46岁）因刘凤诰科场案受牵连被革职，因其官声较好，赏给编修。嘉庆十六年（1811）（48岁）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嘉庆十七年（1812）（49岁）任漕运总督。嘉庆十九年（1814）（51岁）补授江西巡抚，因镇压会党而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嘉庆二十一年（1816）（53岁）调补河南巡抚，又迁任湖广总督。嘉庆二十二年（1817）（54岁）调补两广总督。道光六年（1826）（63岁）调云贵总督。道光十二年（1832）（69岁）拜协办大学士。道光十三年（1833）（70岁）充任会试副总裁。道光十五年（1835）（72岁）拜体仁阁大学士，留任云贵总督。道光十六年（1836）（73岁）充经筵讲席官，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道光十八年（1838）（75岁）因病致仕返籍。道光二十六年（1846）（83岁）晋加太傅衔，并获准重赴鹿鸣宴。由上可见，阮元在仕宦途上一直比较顺利，历仕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而且少年早达，兼享大年，为官时间长，所以称得上是三朝元老、九省疆臣。

其中，除嘉庆十四年（1809）（46岁）因刘凤诰科场案受牵连被革职外，一生几乎未再遭遇过其他太大的挫折，并在生前获得了一般在死后才能追封的太傅之衔，堪称“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3]。

作为清代“名臣”，阮元仕宦时间长，政绩也比较突出，可概述为以下几方面。

（一）勤于民政

阮元作为清代地方长官，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民政，坚持以为民“兴利”和“除弊”为立政之本。

其中，阮元宦迹所至，特别注意赈灾。例如，嘉庆十年（1805）五月，浙江发生水灾，仁和等15州县因“阴雨连绵，凝寒积潦，麦豆皆淋淹，蚕丝更形歉薄”。阮元如实上奏之后，本着“务令实惠在民，无使一夫失所”的原则，购米煮赈。又檄三府州县，择佛寺立大芦棚，使无家可归之男女无雨淋日晒之苦，日赈民数万人而无壅塞之虞。接着又奏请以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15州县之新粮并旧欠地耗，缓至秋成后分别征收。[4]

又如，道光十三年（1833）七月二十二日，云南发生地震，“自省城南至临安、开化十数州县同时被灾，压毙男妇大小口数千人，房屋坍损数万间”。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速派遣军队官员分头抚恤查办。由于救灾及时，史载“滇省老人言，滇省虽易地动，然数十年无此重灾，所幸赈恤不迟，而且实惠，田稻无损，即速丰收，尚可补救耳”。[5]

不仅如此，阮元还注意为民办实事。例如，在浙江，他赞修海塘，疏浚西湖，兴修水利，还命所辖之海塘兵“剪柳三千余枝，遍插西湖，并令海防道以后每岁添插千株，永为公案”。[6]在任漕运总督时，又修建微山湖堤闸，注意保护水资源。在江西，修建省城漳江水闸。在云南，修建了太平仓，立“一米易二谷”的办法，兵民两便。阮元还戒除一些民间陋习，改良民风。如浙江金华府，民间有溺女婴于水的风俗。阮元知道后，“首倡捐清俸若干两，俾编户有生女者，许父母携报郡学教授官注册，给喜银一两以为乳哺之资。仍令一月后按籍稽查，如违，以父母故杀子孙律论”。[7]奖励和惩罚两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地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

阮元还广办慈善事业，如在浙江建立“育婴堂”，建立了管理规程“计三十六则”，并增拨经费“岁四千两”。道光元年（1821）三月，又在广州兴办“恤嫠公局”，专门抚恤贫苦无靠的寡妇，成效显著。所以，有人称他：“任封疆数十年，所至兴利除弊。凡所建立，皆计功得于数百年后，各省受其福，享其利者，遗爱之颂，至今不辍云。”[8]

（二）整顿吏治

清代中期，吏治十分腐败，积弊丛生。阮元在这方面作出种种努力，力图有所作为。例如，在任浙江巡抚期间，他采取措施设法清除所谓“陋规”。又于嘉庆五年（1800）清查账目发现，全省仓库亏损达四百多万两，而原因在于地方官员贪赃枉法，上下勾结，收受陋规，侵吞库银。阮元采取了诸如严参勒追前任官吏等三项措施，卓有成效，得到了嘉庆帝的赞赏。[9]

阮元认为，“天下有好官，绝无好胥吏”，所以特别注意对横行霸道的吏胥进行打击、督察。例如，杭州关关吏对过往商旅强行勒索钱财等物，势如猛虎。阮元对此痛惩不贷，使得刁顽之辈有所收敛，商贾车船畅通无阻。阮元整顿吏治，绩效显著，受到人们的称赞。刘毓崧称其“生平持躬清慎，属吏不敢干以私”。[10]

另一方面，阮元对于有真实才干的人，又往往能够大胆任用。例如，在浙江剿灭“海盗”时，他任用遭到前任排挤的李长庚为提督。李长庚文武双全，治兵有法，诸“海盗”皆畏之，曰：“不怕千万兵，就怕李长庚。”阮元多次向清廷进行保荐，而李长庚在剿灭“海匪”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最后甚至以身殉职。又如，在云贵总督任上，阮元放手任用时任副将的曾胜，后者在平定叛乱势力、巩固边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阮元的知人善任，龚自珍称为“知人若水镜”，“凡在僚友，畏其敏，服其大，此公之功在察吏者也”。[11]

（三）剿灭“海盗”

清朝中期，沿海“盗匪”十分猖獗。阮元在任职浙江期间，对横行于浙江与福建沿海的“海盗”进行过断断续续近10年的剿灭行动。

乾隆、嘉庆时期，“粤、闽、浙三省皆有洋匪，而艇匪为尤甚，日多一日，年众一年”。例如，嘉庆四年冬，盗船之在浙者，最大为安南夷艇，其次则凤尾帮、水澳帮、箬黄帮，共数百船，盘踞浙洋，各行抢掠。[12]

这些“海盗”的首领为伦贵利和蔡牵等人。伦贵利原为广东澄海县人，于乾隆五十九年投入安南匪艇，横行海上，如嘉庆五年（1800），“率领艇船二十八支，并各带印信炮械、驾驶巡海，私至浙江行劫”。[13]蔡牵本为福建省平民，聚众入海，入洋为“盗”。史载：“洋盗蔡牵一犯自著名之后，已有十余年往来浙、闽、粤三省洋面，戕害商旅，抗拒官兵，甚至谋占台湾，率众攻城，伪称王号，罪大恶极，实堪发指。该逆一日不除，海洋一日不靖。”[14]

为了剿灭这两伙“海盗”，阮元采取各种措施，“征集群议为弭盗之策，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15]又制定《缉匪章程》七则，[16]不仅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和信息网络，明确了各级官吏之间的责任，断绝了“海盗”的补给，而且建立团练制度，广泛地调动了乡民的积极性，增强了清剿的力量。另外，阮元还对参与清剿的军队采取了统一指挥，加强训练，改进装备，保障后勤等措施，并精心研究战略战术，根据实战制定了“海战分兵隔贼船之策”。又设冶局锻铸大炮四百余门，组织修造战船，加强了水师的实力。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这两股“海匪”，“自此鲸鲵剪尽，海不扬波，陬筮腾欢，共享承平之宇矣”。[17]所以《清史稿》称：“元两治浙，多惠政，平寇功尤著云。”[18]

但是，阮元也对民间结社和起义进行过残酷的镇压。例如，他前后镇压了江西（朱毛俚、天地会）、广西（天地会）、云南（一碗水教）等秘密会党及其起义。阮元在镇压这些秘密结社和起义时，推行保甲制度，大力奖掖举办团练，采取分化瓦解、软硬兼施的手段，效果显著。他也因此而受到清廷的表彰，称其能“防患于未然”，“不致积匪漏网”等。他能够迅速升迁并得到清廷的荣赏与此密不可分。

（四）巩固边防

阮元在其仕宦云南、贵州等边远偏僻、经济落后而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时，根据当地情况，加强边境地区的管理，设法巩固边防。

例如，道光六年（1826），63岁的阮元调任云贵总督，他整顿边疆财政，改革盐政，并抽拨盐税“协济边防”。阮元指出：“滇盐久敝，岁绌课十余万，元劾罢蠹吏，力杜漏私；盐井衰旺不齐，调剂抵补，逾年课有溢销，酌拨边用。”“又以昆明仓储兵米易致红朽，立一米易二谷之法。凡有便于民生者无不讲求尽善。”[19]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由于云南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因此，阮元特别注意调整民族关系。如，车里一带全境插入外域，东南有南掌，西南接缅甸，南有暹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土司刀太康与刀绳武叔侄因矛盾而互相争斗，“刀绳武先之同室操戈，犹为可恕，后之纠结外夷，胁官跋扈，骚动内地，实属罪无可逭”。[20]阮元本着“当以边地安和为重，未便以叔侄嫌疑，拘泥微节，以致另起争端”[21]的原则，一方面对刀太康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以刀绳武之父刀太和“立嗣继袭”，平息了动乱。

他还采取“招民实边”的政策：“筹边费一万两，招募傈僳三百户驻扎腾越厅边界，给以香柏岭一带山地屯种，防御野匪。”[22]这些少数民族获得政府的扶持，很快在边境地区得到发展，促进了边境的稳定。

（五）严禁鸦片与实力外交

阮元自嘉庆二十二年（1817）迄道光六年（1826）担任了9年时间的两广总督，与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势力进行过交涉。本着“国体为大”的原则，他严格执行清廷禁止鸦片的国策，同时未雨绸缪，加强海防实力，并尽可能在互惠的基础上展开平等贸易。

此前，英国曾派遣使团（马嘎尔尼、阿美士德等）来华，要求开放通商口岸、减轻税率和割让领土等，遭到清廷的拒绝。于是，英国商人向广东等地偷运、走私鸦片，牟取暴利。阮元就任两广总督伊始就十分注意向清廷奏报鸦片走私情况，并采取各种对策加以禁止。例如，道光元年（1821），他重申鸦片禁令，并查获多起私贩鸦片案。又向清廷奏报洋商伍敦元不法行为，并奉旨摘去其三品顶戴。他还下令所有商船必须在黄浦办理入境手续，出具有烟愿罚货入官结，洋商出具保结，如有夹带鸦片情弊，即将货物充公，行商照例问罪。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愈演愈烈的鸦片走私贸易。阮元又遴选干员，会同地方官兵，严查和痛惩贩卖鸦片的香山等县内地商人。道光二年（1822），阮元下令对抓获的所有鸦片贩子处以杖一百徒三年的惩罚，并将其中情节严重的叶恒澍等枷号一个月，发边充军。后来，阮元调任云贵总督，也一如在广东的做法，严禁种植、贩卖以及吸食鸦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于敢在中国境内横行霸道的外国水手、水兵，阮元也进行严惩。例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月，英国水手吧罗唭唎等在黄浦岸边用鸟枪击伤中国儿童陈三弟等三人，后又打死东莞县民张顺存。阮元严饬英国大班交出凶手，该犯畏罪自尽。又如，道光元年十一月，英国护货兵船在伶仃山强取中国人食品，遭到当地人的抗争，英国水兵残杀了两名中国人。阮元饬令交出凶手，否则停止贸易，但管事的英国大班借故推诿，拒不交人。阮元下令以后兵船不许复来，结果在其任内，外国兵船不敢来粤。与此同时，阮元还亲自勘址、设计和修建了大黄窖、大虎山炮台，组织训练军队，调整兵力部署，使外国侵略者一时不敢轻举妄动，暂缓了他们对中国的行动。阮元的上述举措，使他成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前驱，抑制了西方势力中的不法者。但是，阮元又能根据互惠平等的原则，鼓励与外商进行正当的贸易，以互通有无。如，根据清廷政策，临近广东港脚的粗货夷船（指英国和印度的散商）载运洋米来粤发卖，不准其载货回国。但是，“外夷地广人稀，产谷本多，亟思贩运内地贸易，第运米远来，难免完纳船钞，而空空回国，远涉重洋，并无压舱回货抵御风浪。该夷等既患风涛之险，又无多利可图，是以罕愿载运”。[23]阮元经过调查后认为“应将成例变通”，允许专运洋米之船进口时不征税，粜尽可以装载货物出口，与其他洋船一起交税。这样，既方便了外国商人，又解决了当地粮食不足的难题。

由于阮元执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外交政策，既维护了国体，又为当地人民谋取了利益，因此，受到了人们的称颂，广东诗人张维屏称他：“驭夷有道，成见不存，桀骜则停其互市，恭顺则许其开舱。此又不刚不柔，无适无莫，宜乎入溟镜静，万里波恬，公之德也，民之福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