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1]

一

阮元是清代“名臣”，少年早达，仕途一帆风顺，历仕乾、嘉、道三朝，官列“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晚年晋加一般在死后才能追封的“太傅”之衔。除嘉庆十四年（1809）因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一度被革职之外，阮元一生几乎未再受到任何政治挫折。而且他持身清慎，为政处处以合清廷最高统治者利益为目标，又善于处理日常政务，务令“实惠在民”，居官时间竟达50年之久。阮元虽然为显宦，但是他自幼年之时就发奋向学，成年之后又勤于著述，不仅在经史、小学、天文历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就，而且宦迹所至，致力于倡导学术、兴办教育、培育人才和刻印书籍，对于推动清代学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他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八月至道光六年（1826）六月在两广总督任上作出的贡献尤其令人瞩目。此时的阮元不仅本人的学术研究进入成熟与总结时期，而且充分利用自己的名位不遗余力地推动广东文化的发展。概括起来看，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阮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创设学海堂，端正士风、文风与学风，不仅树立了良好的考据学风范，使广东成为汉宋学调和的中心，而且培养了包括“岭南两大儒”陈澧和朱次琦在内的大批岭南学术人才。其二，主持编纂《广东通志》，旁征博引，考订精详，使之成为广东历代省志中的“善本”。其三，汇刻《皇青经解》，全面总结清代学者的经学研究成就，嘉惠士林，弘扬传统文化。梁启超曾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对阮元在广东倡导学术、刊刻典籍和兴办文教事业等方面的重要贡献赞许说：“阮芸台督粤，创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于是其学风大播于吾粤。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由此可见，阮元其实亦仕亦学，是一位十分典型的所谓官僚型学者。因此，肯定其“事功”的一面固然必不可少，而研究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也自有其重要意义。

从学术地位来看，阮元为乾嘉汉学的“殿军”，在考据学领域中成就巨大。阮元的考据学思想继承惠栋、戴震，与同时代或稍后的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相近，但有其独特之处。如果不研究这些个性特征，则不能完整地了解整个乾嘉汉学甚至清代学术史。况且乾嘉考据学是继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之后出现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学术思潮。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惠及后世，而其研究问题的方法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吸取和借鉴。阮元既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又是其“护法者”，因此，研究其学术思想对于我们完整地掌握乾嘉考据学的脉络乃至清代学术史、思想史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阮元生活于清代由盛转衰、中国由“古代”向“近代”演进的时代，其时西学在东渐。阮元学术思想中所透现的传统士大夫的儒学观念根深蒂固，然而他在持“西学中源”说的同时，又能一定程度上肯定西学的先进性，主张会通中西之学。这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具有参考意义。

当时人、近人以及今人虽然对阮元的各个方面均有研究，然而值得深入探讨甚至重新思考之处尚有不少，其中，加强对其思想与学术的研究就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