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修辞学
佩雷尔曼和提泰卡历时十余年，用《新修辞学》三分之二的篇幅，综合了一个修辞学的论证型式系统，其中包括若干新范畴（如分离、象征关联、双层级论证等），因此提供了描述推理结构的更丰富的语汇。[13]由于《新修辞学》论述论证型式的章节安排并不完全与分类对应，导致研究者在列举论证型式子类时出现分歧。例如，金泡因特纳、里德和罗的论证分析软件Araucaria 的论证型式库以及葛拉索等所整理的佩雷尔曼论证型式分类就不尽相同。[14]表4-3是我们根据《新修辞学》英文版整理的。
准逻辑论证的说服力源自与被确立的逻辑或数学的形式推理模式的相似性。也许准逻辑论证的缺乏严格和精确性看起来是一个逻辑缺陷。但是，因一个人使用逻辑上有缺陷的论证而指责他，只是在此人宣称要提出一个逻辑演证（demonstration）时才有意义。准逻辑论证不是正确或不正确演证的实例，而是言说者可以在必要时用其他类型的论证予以加强的更强或更弱的论证。[15]但是，仔细分析之后会发现，逻辑和论辩之间的差异说明了这些论证的准逻辑本质。逻辑或数学的推理模式与利用预定的工具和明确程序的封闭系统相联系，而准逻辑论证则与服从暂时性和极少使用无歧义语言的开放系统相联系。[16]
矛盾（contradiction）的修辞学对应物是不相容（incompatibility）。矛盾是一个命题及其否定的合取，但不相容更为广泛。它可以是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所做的多个论断、命令或许诺之间的冲突；一个人的言与行不一致；一个人的前后两个行为不一致；可能是一个人对相似的两个人或场合（本该适用同样的要求）提出的不同要求或命令，也可能是同一人接收到来自两个人的不同要求或命令（如双亲对孩子的要求或命令出现冲突）等，是多样态的语用不一致。当然，在自然语言中，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解释消除这种不一致。由定义所确定的同一性关系不是形式有效的，而仅仅是讲话者断定的，因而使用定义的论证都是准逻辑的。在论证中，纯粹的重言式（tautology）几乎不出现。“男孩毕竟是男孩”这一陈述要有意义的话，绝不是A＝A的意思。论辩中断定的同一性的真正含义取决于它们的语境，读者或听者有解释它们的部分责任。正义规则是指相似情况予以相似对待。基于“对应（reciprocal）关系”的论证，如昆体良的例子：“对学是体面的东西，对教也是体面的。”在进行传递性关系的论证时，如果传递性本身是有争议的，或者要肯定它需要警惕或特别说明时，传递性论证在结构上是准逻辑的。格言“我们朋友的朋友是我们的朋友”其实包括了一个断言：一个人在心中肯定“朋友”是传递性关系。如果有人基于观察或对朋友概念的分析而提出反对，该格言的辩护者可能总是回应：这是他的真正的“朋友”的概念，而且，真正的朋友应当依照该格言行动。另一类准逻辑论证涉及数学关系——包含（数量上的使用，比如整体等于其部分的和）、划分（部分被认为是整体的部分）、比较（对立的比较——重和轻；排序的比较——x比y更重；量化排序——按照衡量单位进行衡量，等等）和各类可能性。即使一个数量上的断言完全是真的，但基于选择不同的比较基础，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比如，描述一个国家比法国大九倍，而不说它是巴西的一半。根据比较的论证中最为频繁使用的型式之一是根据牺牲的论证：为了达成某一结果，一个人愿意做出牺牲，这是该论证的基础。在这种论证中，缺乏客观标准，对事物的判断只是根据人们赋予它的价值。被牺牲的善能变为一个矛盾心态的对象，可能作为长期寻求的目标。之所以归为比较，因为其中涉及权衡。
“基于序列关系的论证”涉及以时间序列发生的事件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对应于传统上所说的“因果推理”。主要包括实效论证（即一个行为或事件，根据其归因后果的品性而得到评估）、关于目的和手段的论证、趋势论证（针对追求一个思想或行动路线的无法预料的冒险而提出警告）、“浪费”的论证（为了避免浪费积累的资源或努力，看来有必要继
表4-3 《新修辞学》论证型式分类系统
续，直至达到目的）和无限发展论证（行动的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更有价值，因而应该保持行动的方向）。“基于并存关系的论证”涉及一个人与其行为，一个团体与其组成成员，或更一般地，个体与其表现。一个人与其行为的关系是典范的共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本质的因素，而行为是（非本质的、暂时的）人的表现。当用某人相关的特定（过去的）行为来辩护有关此人未来行为的论点时，常使用这个论证型式，如某个过去作过假证的人将很可能再次作假证。象征关系以一个象征（符号）和该象征所唤起的东西之间的共有关系为特征，常常作为被认可的转喻起作用。某些人或事件被当作其他人或事件的象征或形象（figures）。例如，十字、旗帜和君王分别被看成是基督教、祖国和城邦的象征。[17]序列和并存关系一起构成更复杂的论证类型，其中之一是双层级论证：一个系统的结构被另一系统（甚至更多的系统）的资源所辩护。例如，波斯湾战争结束之际，和平拥护者论证，“现在停火比以后谈判和解更好，因为假如战争持续的话，双方会有成千上万人丧命”。这个论证使用了一个可接受的基于数量和价值——挽救生命与丧失生命对立的层级，支持第二个层级——立刻停火的价值超过最终谈判和解。[18]关于程度和阶（order）的差异的论证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有关，因而也和所谓的“连锁推理”（sorites）有关。程度的差异与本质的差异，或者形态（modality）的差异与原则的差异之间的对立，都具有以下效果：使程度的差异降到最低；在某种程度上将某事项与仅仅在强度上不同的另一事项等量齐观；使某事项与另一阶事项的区别更突出。另外，把阶的差异转化成程度的差异具有相反的效果，把看似被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分离开的事项紧密连在一起，凸显成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例如，西塞罗采用斯多葛在有德性的人与其他人的基本区别：不道德的行为可大可小，但行为本身并非由其大小构成。即使船员丢失了满载金币的舰船，而不是装满稻草的船只，在损失金额上有某些差异，但在船员的不称职上没有一点差异。不道德行为的严重程度并不重要：它们都属于同阶。量的差异可以转化为质的差异。在论证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时，如果贷款削减25%，该计划就会变成只不过是一个“福利”方案。古代的秃头论证和谷堆论证与此类似。有时通过把本质的或阶的差异转换成程度的差异，看起来源于不可通约的阶的事物变得彼此不分伯仲。例如，有人论证，人的心灵经历从第一类知识（古代科学）到第二类知识（现代科学）是逐渐完善的，只不过是寻求更高的精确性。这两门科学之间的关系就如用眼睛注意一个运动的诸阶段与用瞬间成像做出更完全记录的关系一样。[19]
在建立实在结构的论证中，某一规则或经验惯例通过特殊情况或一个相似情形而建立。前者包括三种形式：例证（example）使概括成为可能；例解（illustration）给已经确立的规律性提供支持；榜样鼓励仿效（imitation），反榜样提供告诫。佩雷尔曼肯定类比推理在各种论辩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同意形式逻辑学家否认类比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它的最一般公式是：A对B就如C对D。
分离的结果总是把一个业已存在的概念区别为两个概念。例如，“占星术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伪科学”。论说者的目的是要听众接受某一概念的“新意义”，同时放弃旧意义。分离导致一个概念的重新定义或专门化。
在《修辞学王国》（1982）中，佩雷尔曼对论证型式做了更为精练的分析，设计了包括五大类十三个子类的论证型式系统，[4]代表现代论说——演讲、论文、小册子、文学作品和其他来源所使用的论证型式的式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