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汲取、勇于开拓的苏轼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全才作家，是宋代杰出的大散文家、大诗人、大词人，在散文和诗词创作上都足以“雄视百代”;而在书法、绘画上也有极高的造诣，亦能独树一帜。
中、外文学史的发展，曾一再启迪我们，一切成就卓著的大家，他们总是一方面能很好地学习和继承历史成果，并把这些化为自己的身内之物，同时又能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社会的需要加以创造性的发展。苏轼正是这样一个光辉的范例。
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为宋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领导这一革新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的是苏轼的前辈、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而使这一革新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则是苏轼。
欧阳修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旗手，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他不仅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他又十分谦逊，能够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奋斗，特别还多方奖引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都曾不同程度地得到他的提携和激励，其中苏轼尤其被他欣赏和青睐。
苏轼文学上的非凡天赋、丰富的学识和过人见地以及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精神，很早就被欧阳修所发现，并受到欧阳修的一再夸奖和鼓励。
苏轼22岁那年在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主考官就是文坛名将欧阳修，当欧阳修见到他的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时，就被文章中所表示出来的过人见识、精辟议论所倾倒，“惊喜以为异人”，连声赞为好文章，他想把该卷取为第一，但由于试卷是实行弥封的，所以不能见到作者的姓名，欧阳修错以为这是他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只得把该卷“抑置第二”。
苏轼考取之后，在登门拜访欧阳修时，欧阳修特以国士礼隆重接待了他，在夸赞他的同时，向他询问了文章中所说到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士。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句的出处。因为在欧阳修看来，做文章就得处处有根有据才对，但苏轼却不这样看，文学不同于撰写历史，不必太拘泥于某些具体史实。他举出《后汉书·孔融传》为例。在《孔融传》里，曾谈到曹操把袁熙的妻子甄氏赠给儿子曹丕，孔融就说，以前的周武王以妲己赠给周公，曹操就问，你是从什么经书上看到这件事的?孔融回答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当时情况，意思是一样的。苏轼举出这例子，说明他上述这些话尽管没有确切的史实根据。但是受了《孔融传》的启发而想出来的。欧阳修一听之后，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一反他原来的态度，转而由衷地佩服苏轼的高明，称赞他善于读书、用书，并以此预见苏轼将来的文章必将独步于天下，从此对他也就格外器重了。
从上面这个故事里，可以充分看出，青年时期的苏轼就不同凡响。不仅才华出众，学识丰富，而且思想活跃，不墨守成规，不为世俗之见所束缚，善于汲取，勇于创新。正是这些，使苏轼不仅赶上前人而且超过前人，把欧阳修取得的诗文革新运动的巨大成果发扬光大，在散文、诗、词乃至书法、绘画各个领域内都能独步于天下。
让我们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看看苏轼是怎样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地开拓前进的。
苏轼十分景仰并极力赞美欧阳修，称欧阳修为“今之韩愈”。苏轼的这一评价决非过誉之词。因为韩愈和欧阳修同样处在变革一代文风的关键位置上。为力挽衰颓的文运，开创文学发展的新局面，他们各自尽了最大的努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欧阳修之前，虽不少人在扭转西昆派柔靡文风方面作了努力，但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文学主张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他们只强调“道”，而忽略“文”，把“文”仅仅看成是“道”的附庸，甚至想以“道”来代“文”。他们的主张，虽然对西尾派的形式主义文风有一定的抨击作用，但它不可能把文学创作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起来大力纠正这种片面性的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欧阳修。欧阳修在强调“道”的重要性同时，并没有忽略“文”所独有的作用，他还特地提出了“道”不可以代替“文”。至于对“道”，他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反对道学家那种只讲求空的性理，而主张讲求实在，对“文”，他倡导“平易”，反“奇险”，主张要“简而有法”，从而较好地处理了“道”与“文”的辩证关系，接着他又以大量优秀感人的文章去体现他的文学主张，创造出了一种“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为宋代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苏轼继承了欧阳修进步的文艺主张，结合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进一步强调了“文”的重要性，从而更加有力地纠正了长期来道学家们在“文”、“道”关系上的严重偏颇。
苏轼把好文章比作“精金美玉”、“金玉珠贝”，以此来强调它的文艺价值。他主张写文章应从不同内容出发，冲破束缚，自由自在地表达抒写:“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尝止于不可不止”，要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还特意提出“辞达”的重要，他说:“辞之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如何才能做到“辞达”呢?他提出了要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就是说作家应先对事物特征有个深刻的观察和全面认识，然后再发挥文学功能加以正确形象的表现。这些主张是切合文学发展规律的。他的散文创作正是完美地实践了他的这些文学主张。苏轼曾以自豪的口吻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不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我也不能知也。”(《东坡题跋》一)又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
苏轼的大量散文创作，集中体现了宋代散文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他的这些辉煌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一方面广泛汲取了前代散文的种种成就，又结合时代文学发展潮流加以创新、开拓。他把《孟子》文章的气势，《庄子》文章的恢宏，《战国策》的纵横开阖，贾谊、陆贽文章的精辟说理，韩愈文章的滔滔雄辩等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汪洋恣肆”的文章风格，因此历来有所谓“韩潮苏海”(韩愈文章如潮水般奔放，苏轼文章则似海水样的广阔)之说。苏轼那些描写景物的散文，往往是借景抒情，夹叙夹议，充满着诗情画意。像那篇烩炙人口的《前赤壁赋》，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文章借三国时代周瑜大破曹操的故事尽情发挥。其实历史上周瑜破曹的赤壁和苏轼所游的“赤鼻矶”，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苏轼却根本不管这些，文学无须乎拘泥于某些具体史实，更何况他的目的是借题做文章，以抒发他在受贬谪后的矛盾痛苦心情。文章通过优美景色的描写和主客之间充满哲学意味的对话，将叙事、抒情、说理熔于一炉，语言优美畅达、音节自然铿锵，声律俱佳、情味十足、蕴意深远，把读者也带入了一个轻快自由，一无牵挂，飘然欲仙的境界。这种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是以往的散文所罕见的。
苏诗在宋诗中也是别开生面，独具风貌的。他一方面努力汲取前人的成果，虚心向前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人学习，特别到了晚年，更致力于学习陶诗，同时又结合宋代诗歌发展的趋向和时代的要求努力开拓、创新。
谈起宋诗同唐诗的不同，历来就有种种说法，如有的说:“唐诗熟，宋诗生;唐诗热，宋诗冷;唐诗放，宋诗敛;唐诗畅，宋诗隔。”也有的说:“唐诗豪，宋诗细;唐诗堂皇，宋诗典雅;唐诗浪漫性强，宋诗浪漫性少;唐诗现实意义显，宋诗现实意义隐。”还有的说:“唐诗讲神韵，宋诗讲肌理;唐诗讲情致、用韵，宋诗讲气骨、理趣;唐诗多以热烈的感情去感受现实生活，宋诗以冷静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唐诗博大，宋诗精深”等等。所有这种种说法，虽都不无道理，但未免太绝对化了。这种把唐诗和宋诗全然对立起来的说法，显然不是很科学的。特别对苏轼这样具有创造性成就的伟大作家，更不是用上述的这些论断能概括的，如拿宋诗的“生”、“冷”、“敛”、“隔”等特点去套苏诗显然是不合适的。至于以宋诗浪漫性少去看苏诗，则更不恰当，相反，苏诗的浪漫主义却是很强烈的。苏轼作为宋代诗人，当然也有一般宋诗的部分特征，但同时他也汲取了不少唐诗的长处，所以可以这样说，苏轼给了宋诗以新的生命，在给宋诗的创新、开拓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每个读苏诗的人都会感受到，苏诗题材广阔，风格多样，流畅自然，变化无穷，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做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清人赵翼说苏诗“才思横溢、触处生春”，“有必达之意，无难显之情”，这些论断正抓住了苏轼在诗歌创作上的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也说出了苏诗区别于、并大大高出于一般宋诗的地方。又如谈到“理趣”，一般都认为这是宋诗所独有的，但苏诗中的理趣往往又与别的宋诗不同。它不是从某种现成的概念出发去表现的，而是从对客观事物的生动入神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如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诗中所包含着的那个深刻哲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事物之外，才能认识事物真相。这是作者对庐山景色特点神似的描绘里形成的，不是作者从头脑中的某个现成的概念强加于诗歌的。正因为这样，苏诗中的“理趣”显得特别高明，又耐人寻味。
在词的创作上，苏轼的创新、开拓精神就更为突出了，欧阳修尽管在诗和文方面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就，但在词的领域，却恪守着“词是艳科”、“诗庄词媚”这类传统的见解。欧阳修在诗文里总是以一本正经的面孔、认真的态度，谈论着人民的疾苦，批评种种黑暗腐朽的现象，抒发着他忧国忧民的情思。但在词里，却换了一副面孔，尽谈些男女恋情、相思离别之类，给人以判若两人之感!在欧阳修看来，词是小玩意儿，它不适合谈论国家大事，也不宜表现庄重的感情。苏轼的开拓精神首先在于: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同样贯彻到词的创作中去，打破了历来诗词的严格分工。怀古、感旧、悼亡、记游、说理等历来为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同时以词去表达，大大地扩大、丰富了词的内容，譬如拿悼亡这个题材来说，在诗歌里早就写了，西晋时代潘岳的悼亡诗就很出名了，可是在词里却从没有反映过，显然常人看来用词这种形式去写这种题材是不严肃的，但苏轼却敢于冲破这种传统的偏见，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写悼亡词的人，而且把悼亡词写得这么好!他那首悼念亡妻的词《江城子》，是历来为人所传诵的作品。词里对亡妻所表现的感情是那么的深挚庄重，语言又是如此的朴素自然，字字句句都发自内心肺腑，真是感人至深!
按照词的传统观点，作词必须十分讲究声律，是否协律已成为评论词的一个重要原则，有些人甚至把它看成区分词好坏优劣的最重要标准。但苏轼却一反世俗之见，没有十分重视声律，而把词的内容看做是主要的，他尽管也很懂得音律，但决不能让词的内容去迁就声律，为此，曾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像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就批评苏词“往往不协音律”，讥笑他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论词》)这些批评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正如宋代诗人晁补之所说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词评》)苏轼不让内容去迁就声律，这正是他在词的创作上又一创新之处。事实很清楚，词这种形式到了苏轼手里，才真正开始摆脱作为乐曲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了一种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苏轼渊博的知识，高尚的情趣和旷达的人生态度，大大提高了词的意境，形成了一种豪放飘逸的风格，宋词里有婉约、豪放两派，苏词的创造性成就同时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对词的传统道路即婉约之作的深入、丰富，并在技巧上更趋工致;二是豪放派词的创立，出现了像《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类气势磅礴、雄奇豪放的词，为词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正如胡寅在《酒边词序》里所说的那样:“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柳永)为舆台矣。”
总之，苏轼之能进一步发展欧阳修所取得的诗文革新运动成果，把宋代文学创作推向高峰。首先因为他具有一个进步的、合乎文学发展潮流的文学主张，在这一正确文学主张指引下，加上他广博的知识，深厚的修养，丰富的阅历，远大的抱负和乐观旷达的胸怀，形成了他文学作品所独有的解放精神和浪漫情调，在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诸方面都作出了程度不同的创新和突破，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崇高的地位。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又是和他善于汲取、勇于开拓的精神分不开的，毫不夸张地说，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创新、开拓精神的作家。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