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瓶梅》在思想和艺术上既然取得了如此明显的成就，而且其中很多方面是带有开创性的，那为什么长期来还有许多人始终把它看成是“淫书”、“坏小说”?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众所周知，性欲和食欲都是人的本能之—，本身不存在什么神秘感。古代的一些圣人、贤人也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礼记·礼运》篇中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话都十分明确地点明了人的正常性欲与人的食欲一样都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文学是“人学”，反映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包括人的思想、性格和人的种种活动。因此，文学作品中写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这本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些性描写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出特定描写对象的性格、气质、个性，那就更属必要。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礼教的深远影响，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一直存在着某种反常的心理。那种性的神秘感、性的不洁感、性的罪恶感、性的卑下感等等在人们的头脑里扎根很深，这些不是短时间所能改变的。与此相联系，凡是文学作品里一写到男女性关系，就被有些人不加区别、不分具体情况地统统视作是低下的、黄色的、要不得的。

什么叫“淫书”?虽无明确的现成定义，但顾名思义，指的应该是那些没有什么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只是一味地描写男女性关系，引导人们走向淫邪道路的书籍。它们与那些虽然有不少男女性关系描写，但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重大认识价值的作品是有原则区别的。

《金瓶梅》显然是不能把它归之为“淫书”一类的。过去或现在那些把《金瓶梅》视为淫书的人，或者是他根本没有看过《金瓶梅》—书，只是人云亦云;或者是他缺乏全面观点，不能掌握其总的倾向，而只注意其中的那些淫秽的描写，并加以片面的夸大、渲染;当然，更谈不到对书中的淫秽描写以社会的历史的分析。

固然，《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是比较多的，而且有些还是赤裸裸的;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全面地暴露社会黑暗、腐朽和刻画一大批“市井俗人”所必需的。试想，如果把这些描写删去，那明代中叶社会的极端腐朽也就得不到深刻、全面的反映，西门庆也就不成其为西门庆，潘金莲也就不成其为潘金莲，他们将成为另外一类人物了。

早在六十多年前，鲁迅就对《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作出过历史的社会的精辟分析，认为这是作者所处时代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既然作者生长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中，当然也就不可能超乎这个社会世态而不受其影响的。所以鲁迅说:“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中国小说史略》)著名作家沈雁冰，在他早年写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与鲁迅几乎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金瓶梅》主要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重此点以评《金瓶梅》。鲁迅、沈雁冰的这些分析虽然距今已六十多年，但现在看来还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是经得住实际检验的，因此，这些论断，至今尚有它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再联系《金瓶梅》作者的创作意图去理解书中的这些描写，那就会认识得更加清楚。尽管人们目前对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分析不尽相同，但作品有“讽世”作用这点是大家所一致承认的，即通过西门庆及其家庭极端淫乱的生活来揭露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糜烂和荒淫。凡是读过《金瓶梅》的人都还记得，书里写了个林太太，她是王招宣府里的贵妇人。招宣是招讨使和宣抚使的合称，是当时朝廷的高级武官，其地位显然要比西门庆这类提刑官显赫得多。林太太自王招宣死后，从表面上看，似乎在安心守寡、抚养孩子，暗地里却与别的男人屡屡发生淫乱关系。西门庆是从郑爱月那里打听到林太太是个爱好风月的人，后来他就通过文嫂牵线和林太太勾搭上了。这一情节在小说里决不是作者的随意之笔，而是经过精心思考的。它告诉读者:不要以为这些淫乱之事只存在于市侩家庭里，即便像招宣府这样具有很高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世家里照样存在着;不要以为这些污浊透顶的淫滥之事只存在于西门庆、潘金莲、春梅等这类市井俗人身上，即便在林太太这样贵妇人身上也同样存在着。小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招宣府，这是一个富贵又淫烂的家庭。潘金莲本是个穷困女子，就在这招宣府里沾染上了淫靡之风后开始变坏的。由此可见，作者是通过西门庆及其家庭生活的描写来揭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诚如鲁迅所指出的:《金瓶梅》是“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因此，只要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把握住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并对其中的淫秽描写进行历史的分析，那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金瓶梅》在内容和艺术描写上也还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憾，但它仍不失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和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品相比也并不逊色。

(原载《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