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对于《金瓶梅》这部古典长篇小说，历来评价分歧较大:赞扬它的，说它是我国最优秀的长篇巨著之一;贬斥它的，说成是“淫书”，“坏小说”。广大读者，很少有机会接触这本书，因此对它产生出一种神秘感。本文想就《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它有什么价值?在我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发展史上有什么地位等问题，发表些粗浅看法。
《金瓶梅》共一百回，大约产生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当它还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流传的时候，就引起了当时文人学士的赞赏。他们争相传抄，其情况颇有些类似后来的《红楼梦》。到了明代末年，《金瓶梅》就已被人们列为“四大奇书”之一了。
现存《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有两种:一是明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一是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金瓶梅》。这两种版本，内容基本相同，只是《词话》本第一回是“景阳冈武松打虎”，《绣像》本则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词话》本第八十回后半回是“宋公明义释清风寨”，《绣像》本则全部删去;第五十三、五十四回，两种本子差异也很大。此外，《词话》回目上下句往往字数参差，对仗也不工整，且书中杂有大量山东方言和市井行话。《绣像》本回目对仗工整，方言土语已经删改，文辞也较修饰。这两种版本相比之下，显然《词话》本更接近原书的本来面目。
《金瓶梅》作者是谁?至今没有搞清楚。明代沈德符的《野获编》里说，“闻此为嘉靖大名士手笔”。后人考证这个“嘉靖大名士”就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王世贞。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并不可靠。在《词话》本的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里，有这样的话:“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是山东峄县的古称，联系书中出现的大量山东方言，作者是山东人当不成问题。
《金瓶梅》里写的故事、人物，从表面看来都是宋代的事情，实际反映的却是明代的现实。小说通过西门庆这个人物的一生活动，给读者描画了一个上自朝廷擅权的太师，下到市井为非作恶的地痞所组成的罪恶的鬼蜮世界。这个世界，正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一套“借宋喻明”的手法。这种手法早已为人们所认识。《野获编》就指出，《金瓶梅》里的“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父子)，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沈氏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当然小说里塑造的艺术形象，不可能就和现实里的真人真事一模一样，《金瓶梅》里的蔡京形象，也不可能和现实里的严嵩其人完全相同。但作者以严嵩为模特儿去概括加工，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金瓶梅》塑造人物之多和反映社会面之广，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是很突出的。从《金瓶梅》一书的命名来看，似乎小说写的主要是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这些妇人的身世，其实作品是以暴发户西门庆为中心人物，以他一生的活动为全书的骨干和脉络，网罗了一系列男女人物。因此要想正确认清《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就离不开对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的全面介绍和具体分析。现在我们不妨从作品的实际描写来看看作者笔下的西门庆究竟是什么样人?一生干了些什么事?在他身上体现出什么时代特征?
西门庆原是山东清河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一家生药铺的老板。此人是靠巧取豪夺发家致富的，为拼命地追求声色犬马之乐，他不惜伤天害理，制造命案。这样一个带有浓厚市侩流氓习气的坏蛋，由于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因而非但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反倒左右逢源，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作品在写他交通官吏、称霸一方的同时，突出地写了他不择手段和不顾一切的贪财好色。贪财和好色在他身上是紧密结合的。他连抢带骗地娶了富孀孟玉楼为妾，赢得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他奸占潘金莲，不惜谋杀其夫武大郎，并通过官府的力量，把为兄报仇的武松刺配孟州。他一见结义弟兄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有几分姿色，且手中又掌握着大批钱财，就想方设法地去勾引她，结果将花子虚活活气死。
正当他兴冲冲地为谋娶李瓶儿而大兴土木的时候，他的靠山杨戬突然被宇文虚中参倒，他的亲家陈洪因是杨党中人而惊恐万状，匆匆打发儿子、儿媳带着大批箱笼、钱财投奔于他。西门庆预感大祸即将临头。此时此刻，他一方面被迫收敛气焰，将已开工的土木工程停下，紧闭大门，防止家人在外招惹是非;同时又立即派人赶赴东京打点，给蔡太师送去白米五百石，给右丞相李邦彦送去金银五百两。李邦彦在受了贿赂之后，把已列入杨戬党人名单中的西门庆三字，改作贾庆，一场巨大的灾祸就这样冰消瓦解。在这一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中，西门庆好似个落水被淹的人，迅速地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从而得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不但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又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参看《金瓶梅》第十七回《宇给事劾倒杨提督李瓶儿招赘蒋竹山》)
现实生活告诉西门庆:要想胡作非为不受惩罚，就得找个朝廷中权贵作为靠山。为此，他千方百计地去投靠蔡京，他走蔡京管家翟谦这个门路，选择蔡京生日机会，给他送去了一份珍贵的“生辰担”。这份重礼博得了蔡京的欢心，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蔡京从西门庆家人处得悉他还是“一介乡民”时，立即动用了朝廷钦赐于他的空名告身劄符，委了他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职。西门庆马上身价大增，飞黄腾达起来。
翟谦要讨个漂亮的年轻女子为妾，西门庆就积极为之物色，选定之后，又派专人送去东京，其中所费一切花销，包括妆奁财礼在内，都由西门庆主动承担。翟谦又介绍蔡京的假子新状元蔡一泉，乘省亲之便去西门庆处拜访，希望西门庆能“面之一饭”，并托下书人面告西门庆:“怕蔡老爹一时短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书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这明明是在敲西门庆的竹杠，要他拿钱去接济这个穷状元。对此，西门庆心里清楚，但他毫不反感，反而把它看成是再次巴结翟谦、蔡京的好机会，因而在他回复下书人时，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你多上复翟爹，随他要多少，我这里无不奉命。”蔡状元一到，西门庆就盛情款待，在盛宴相迎之外，又送给他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西门庆这样热情好客，慷慨解囊，不仅使蔡状元喜出望外，也使蔡京、翟谦对他由衷地感激。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蔡京、翟谦也不会白白地受他好处的，等到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也会竭力给予补报的。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扬州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了贼船上的两个艄子，在三更时分杀了主子，瓜分了他的财产。西门庆在处理这桩图财害命的案件时，和夏提刑相勾结，在私下接受了杀人犯苗青的一千两银子以后，就把他偷偷地放走了。这样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行径，激起了公愤，曾御史狠狠地把西门庆参了一本。在这紧急关头，西门庆胸有成竹，早打点礼物，差人上东京央及蔡京帮忙。翟谦看了西门庆家人带来的书信之后，立即给他们吃了颗定心丸:“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指曾御史)的本只不复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将一些事儿没有。”接着又告诉他们:“见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这个新巡按又是谁呢?原来就是蔡太师的儿子、礼部尚书蔡攸的妇兄宋盘。宋盘当然会乖乖地遵照蔡太师的意旨去保护西门庆。就这样，西门庆在这次惊涛骇浪中不但安然无恙地度过来了，而且还得到了巡按御史这个新的靠山。
这时，上次得到西门庆很大好处的蔡一泉也点了御史。当蔡御史和新的巡按御史宋盘乘船离京去东平府的时候，西门庆简直乐坏了。他和夏提刑出郊五十里相迎，西门庆先拜见了蔡御史，并委托他邀请宋巡按一起去他家宴饮，对此，蔡御史满口应承。两位御史大臣亲临西门庆家作客，这事确实太不寻常，真的是“哄动了东平府，抬起了清河县”。此时此刻，西门庆是何等的威风!他的身价骤然升高了。尽管酒宴花去了上千两银子，但从中获取的却更多。就在这次酒席上，他和蔡御史又作了一次交易，要蔡御史早日让他的家人来保等掣取“淮盐三万引(一引可运盐二百斤)”，蔡御史答应得很干脆。朝廷命官和地方上的豪绅富商就这样狼狈为奸、徇私舞弊起来。
西门庆的强烈权势欲使他不肯就此止步，他要和蔡京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就在蔡京另一次生日的时候，西门庆亲自带了二十扛金银缎匹去拜寿，经翟谦从中拉线搭桥，他正式拜了蔡京作干爷。不久，他的官职也由提刑副千户升为正千户。西门庆终于成了社会上不可一世的显要人物。正当在这富贵逼人的时候，这个作恶多端的坏蛋，却因纵欲而身亡了。
像西门庆那样身兼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反面典型形象，在《金瓶梅》之前的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只有到了明代中叶，当封建社会内部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提供产生这种人物的客观社会基础。
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叶，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时一向被人们所歧视的商人的地位已大大提高了，金钱主宰一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对钱财的贪求也越发厉害。而官僚阶级为了追求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支付他们日益巨大的开支，在经济上也需要得到商人的支持，有时他们自己也积极参与经商和投机倒把的活动以赚取巨额利润。而那些商人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势力，也需要取得官僚势力的保护，甚至还要通过公开行贿的办法去捞取官位，取得权势。《金瓶梅》里西门庆和翟谦、蔡京的相互勾结正是这种客观现实的生动反映。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在湖北的承天府(其地位类似《金瓶梅》中的东平府)“士大夫散处四境，视州城如寄，而市豪聚城中”。这类市豪在经济上颇有实力，能迫使长吏们“仰其鼻息”。显然《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就属于这类人物。
明代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各级官僚机构的普遍腐败无能。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开始，就长年累月地纵情声色，和那些方士、和尚们讲究“房中术”和探求长生不老之法，他们长期不理朝政，致使朝廷内阁纷争，佞臣、宦官控权。明代的神宗皇帝，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好色，不顾朝政的人物。他的臣下曾给他上过酒色财气四箴，批评他是四病俱全，非药石可治。最高统治者皇帝是这样，朝廷的大臣、官僚士大夫乃至地主、商人也无不相继效尤。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渐趋崩溃，日益丧失了它维系人心的力量，整个社会风气极端败坏。在城市里，酒楼、妓院林立，到处笙歌曼舞，穷极奢华，官僚士大夫们不以纵谈男女淫欲和床笫之事为羞;更有些无耻钻营之徒，还专靠向朝廷献“房中术”而获取高官厚禄。《金瓶梅》在揭露西门庆罪恶生活时出现了大量不堪入目的污秽描述，这些描述对读者具有严重的腐蚀作用，却也是现实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对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
总之，《金瓶梅》的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反面典型人物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以及他的发迹变态，深入地触及了明代中叶后罪恶腐朽的社会本相，今天对我们了解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及其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特别是明代后期封建统治的具体特征，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鲁迅先生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确切地指出了《金瓶梅》一书的价值所在以及西门庆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
从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金瓶梅》的出现，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始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和后来的《西游记》都是在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作家的加工而成的。《金瓶梅》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它摆脱了以往长篇小说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的传统，另辟蹊径，面向现实社会里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包括饮食、言谈、笑谑、怨骂、争斗以至于性爱，开了鲁迅先生所谓“人情小说”的先河。在描写手法上，克服了以往长篇小说中存在着的某种粗线条的倾向，趋于细腻。在《金瓶梅》大胆而细腻的日常生活描写中，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出现实社会里的种种人情世态，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市井生活的气息。它标志着我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日臻成熟，为后来《红楼梦》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在题材、情节、艺术风格以至表现手法等方面都作了必要的探索和准备。
《金瓶梅》在艺术上还有不少很成功的地方。这首先表现在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一大批市井小人物，其中包括泼皮无赖、帮闲蔑片、娼妓优伶、家奴婢仆以及僧道尼姑之类，这些一向被人们所贱视的小人物，在它以前的小说中很少被写到，更谈不上有什么生动的描绘。其次，《金瓶梅》在刻画人物上已十分重视采用大量的精彩的细节描写去突出人物性格。至于语言上的酣畅泼辣，能做到绘声绘色、生动传神也是大家所公认的。
当然，在肯定《金瓶梅》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作品还存在着一些很严重的问题。《金瓶梅》在暴露现实社会的腐烂和丑恶方面虽然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但缺点在于对这些缺乏一种严肃的批判态度。作者暴露丑恶，不是建立在一种先进的思想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规劝，想达到“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的目的。因此，在《金瓶梅》这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丝毫先进思想的闪光，感受不到一点光明和希望。见到的只是社会的一团漆黑，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和相互残害，读来令人窒息。小说的结局给人们所指引的是一条因果报应的宿命论道路。
《金瓶梅》在取材方面，精芜不分，细大不捐，存在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过于琐屑，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无关紧要，并不反映事物本质的消极的乃至丑恶的材料。特别是大量有关男女性欲的描写，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年将起很坏的影响，使他们容易忽略小说里有价值的内容。
通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不难看出，从总的方面来说，《金瓶梅》确是我国一部有价值且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古典长篇名著，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必须看到，小说确实也存在着某些不能忽视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从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去考虑，更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因而只一味赞扬它是我国优秀的古典名著，而不去认真指出其中的落后、消极的成分，并给予应有的批判，也不是我们对待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
(原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4期，收入《漫话明清小说》，中华书局1991年版，改题为《明中叶后的社会本相——长篇名著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