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写出了个性的丰富和多样

《三国演义》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典型形象，这些形象已深入人心，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但《三国演义》人物刻画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偏重在对人物某个本质特点的层层渲染，而性格中的其他方面往往被忽略了，因此，这些典型形象就其个性的丰富、多样而言是不够的。如为了突出曹操性格中的“奸”，就把曹操写成个“奸诈的化身”;为突出诸葛亮的“智”，就把诸葛亮写成“智慧的化身”;为突出刘备的“仁义”就把他写成“仁义的化身”。至于这些人物性格中的其他因素则被那些本质特征所淹没了。这样刻画人物，固然能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但和实际生活总存在着一定距离。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总是多方面的，不可能那样单纯一致。很难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某人是某某方面的化身这样的事实。

而存在上述典型形象身上的一些程式化表现，虽然能增加某种戏剧性效果，但也使人物缺少一种自然感、真实感。至于这些人物的“奸”、“仁”、“智”等品德和才能究竟怎么形成的也不清楚，它们和人物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环境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水浒传》则不同，它再也不是只突出和强调人物的某个本质特征而忽略个性中其他特点的描写，而是很注意在人物个性的丰富、独特和多样上下功夫，并取得了明显成就。

有些评论者，好以鲁达、李逵和武松三人为例来说明《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依然是类型化的典型。显然，这种认识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鲁达、李逵和武松这三个来自下层的英雄人物，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黑暗、腐败的时代。同处于社会的下层，在环境和遭遇方面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因而很自然地在他们的性格上存在着某些类似的东西;但作者艺术手段的高超在于:作者花了更大的气力，用了更多的笔墨去刻画他们各自独特的个性，从而把他们的性格鲜明地区别开来，在读者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鲁达、李逵和武松不同个性的形成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可以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和个人遭际里找出一定的根源。鲁达的个性显然是和他既无家室，又无产业，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独特境遇分不开的;而李逵的那种强烈革命要求、坚定的革命精神又是和他出身贫苦农民有关;而武松的性格特点则是和他出身城市贫民又有复杂的社会经历紧密联系着的。

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人物描写特别赞赏，而且把它作为区别于其他作品的主要标志。

金圣叹特别欣赏《水浒传》能鲜明地写出人物的个性。他说:“别的一部书，看过一篇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又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水浒传序》)而且还认为:“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的话，虽不免有言过其实的缺点，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公平而论，在一部具有数百个人物的长篇巨著中，如果能塑造出几十个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来，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红楼梦》这部不朽巨著中真正称得上是不朽典型的也不过四、五十个。而《水浒传》中却有二三十个人物形象达到了高度典型化的要求。这些形象在个性的独特、丰富和多样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标志着我国小说人物塑造已进入了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