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天佑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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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辟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时代,形成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科学社会主义告诉人们: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相互联系着的。所谓好与坏、美和丑都是相比较而言的。因此不能孤立地谈论这四部小说的价值,应该把它们放在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看它们在以往小说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有哪些新的重大的发展,它们又是怎样影响着后来的小说创作的。

我国小说的产生,比起诗文来要晚,而且早期的小说是由历史派生出来的,所以古人称小说为“稗官野史”。魏晋时代产生的大批“志怪”和“志人”小说的作者就是以史家的态度,如实地记载社会上神鬼怪异传说和文人学士中的逸闻佚事。很明显,在他们这些人的心目中,历史和小说是一码事,他们没能把历史和文学区别开来。严格说,这些“志怪”和“志人”小说只能说是小说的雏形,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创作。

从“志怪”、“志人”小说到唐代传奇小说,则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带有质变的一大进步。唐传奇写的再不是神鬼怪异的故事,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里的新奇可喜的事情。它们的作者也不再用史家的手法去如实地记载客观事实;而是在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所写的故事情节力求曲折生动、文采华艳,并开始运用夸张、虚构的手法去塑造形象,因此明人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说,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对唐传奇不同于志怪等小说的变化,鲁迅更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事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因此,唐传奇已称得上是真正的小说创作。

在民间文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宋元话本小说,不仅在语言形式上采用了通俗生动的白话,从而开辟了我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新纪元;而且在描写的对象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上也与过去的小说迥然不同,作品着重反映的是广大市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因此,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是我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发展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事情,它对以后大批长短篇白话小说的产生有着直接、巨大的影响。

从魏晋的“志怪”、“志人”到唐代的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小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小说创作发展、前进的轨迹,反映出了我国小说创作如何由雏形渐趋成熟的过程。但不论是“志怪”、“志人”、唐代传奇,还是宋元话本,还都是短篇小说。在明代以前,我国文坛上还未曾出现过长篇小说。

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出现,才开始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阶段。这里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这是因为我国的长篇小说是在宋元的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章回小说的形式由它的萌芽到成熟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的。

“讲史”说的是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如《全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等。“讲史”不能把一段历史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讲若干次,甚至是几十次才能说完。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之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里回目的起源。“讲史”的人为争取听众在下一次能继续来听,总是要选择故事情节发展最关键的地方,突然停下,这就是后来的章回小说每回的结尾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来历。

从章回小说里普遍出现的“话说”和“看官”等字样,也可以看出它和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和之后出现的《西游记》、《金瓶梅》共同形成了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正是在这“四大奇书”的带动和影响之下,各类各样的长篇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开始了我国文学史上长篇小说辉煌发展的新时代。“四大奇书”不仅分别开拓了我国小说描写的种种新的领域,而且在创作方法的发展、创新和艺术形象的典型化上都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