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开头的话

当我空负着一个写作者的名号，要为地处鲁西北平原上的临清市立传的时候，说不尽的迷茫和理不清的困惑，便一股脑儿涌上心头。这是一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老城，它的年龄就像脚下的黄河冲积平原，被一次又一次的黄河改道冲刷过、洗礼过。而每一次岁月的过滤，都会给已有的文明积淀和时光的沧桑糅进新的色彩。作为一种生命历程的记录和蓄势待发的能量，被存进了历史的光盘。

撰写如此厚重的一本地方性史书，不仅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更要对这片土地及与之相连的社情民意有一些必要的了解与知情。而这些对于我，还是有不少短腿与幼稚的。即如对本书所要表述的明清以来的大运河的漕运而言，我就比较生疏。翻阅《漕运全书》，看《明史》《清史稿》等，当然十分重要。但钻进去还得走出来走到“丝路百城传”这套书籍的立意与要求上来。于是，在收集资料之余，我去临清，去感受那片土地，感知那些父老乡亲的所思所想和民风民俗。

我站在鳌头矶古老而神秘的观望台上，看那“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运河水，浩浩汤汤自南向北，在一条被人类用肩膀和铁锹开掘的长达一千七百九十多千米的河道里，恣肆而又平和地向前奔流。我回望脚下临清市区那鳞次栉比的高楼，正在毫无节制地扫荡着昔日宛如人体里的血管似的街巷胡同，情不自禁地打一个寒战：这就是那个在明朝初叶至清朝前期被称作可以与美丽富饶的苏州古城比肩的“天下第一商业古城临清”吗？这就是那个被那位赫赫有名的意大利旅行家兼商人的马可·波罗称为：“有环墙城村甚众，皆大而富丽，工商茂盛……临州城（当时临清是州的建制，马可·波罗沿用了民间习惯上的简称）名与城名同，盖国之都也。是为一富贵城，居民是善战之士，颇务工商，有带羽毛之猎物甚饶，凡适于生活之物，悉皆丰富。其城位置于上述之河上，河中有船舶甚众，船身大于前章所著录者，所载贵重货物甚多”（中华书局《马可·波罗行纪》第135章第521页）吗？还有，这里就是与马可·波罗同为意大利人、比他来华时间稍晚一点的传教士或者说是行走者的利玛窦记载过的那座平原上的富丽堂皇的城市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行走在临清市里那些已经被岁月雕饰得面目全非的街巷胡同里，翻看着那些线装的或电子版的各种县志，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私家牒谱，竟然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居民，虽然也有祖上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鸹窝”的，但更多的是徽商、晋商、苏商和陕西、内蒙古、甘肃等地商人的后裔，有许多人家的谱序里都有着当年在漕运的河道里经商，后来落籍到临清的记载。更让人惊叹不已的是：在古城临清，有两座被列入大运河文物保护序列的专供回族人礼拜用的清真寺，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据当地穆斯林群众说，本来还应当有一座更古老更雄伟的清真寺，后来被“破四旧”给毁掉了。保留下来的这两座，至今仍是我国北方建筑风格最好的清真寺。它建于明代，是典型的中华宫殿式建筑。除了建筑的墙垣、门楣、窗棂上装饰了伊斯兰教风格的木雕、砖雕、瓦当和各种花卉等之外，大殿和前殿的墙壁上，有着伊斯兰教建筑物特有的花卉雕饰，既体现了这个宗教无任何偶像崇拜的理念，又遵从了中国式建筑端庄、轻巧、玲珑、活泼、纤细、通透、朴素、淡雅、秀丽、雅致的风格。这两座紧靠大运河的古寺，以中国园林建筑的特色为中心，借助大运河河道的自然形态，将回族人敬主爱人的理念，寓于园林与河道相互照应的理念之中，表现出建筑自然化与回族风俗相适应的特点。是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与中国社会融为一体的有力佐证。居住在临清城乡的穆斯林有两万多人，是山东省为数不多的几个回族人口较多的城市之一。这些穆斯林人口，不少是当年漕运大兴，临清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转运基地的时候，朝廷派来的御用军队里的卫士的后代，更多的是明清商业鼎盛时期，沿丝绸之路从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迁徙而来的买卖人的后裔，在姓氏的分布上，也是沙、马、丁、黑、白、宛、杨、陈、金、米等具有地方回族特点的布局，也有的是沿着海上的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登陆后，沿着大运河漂泊而来的波斯人。他们的先人，或者赶着成群的骆驼，越过浩瀚无际的沙漠丘陵，走过群峰叠嶂、戈壁连连的崎岖山路，来到中国后，又辗转到运河岸边，最后才来到这座富丽堂皇的临清古城。或者，他们压根就是怀揣着强烈的发财梦想，由海上的丝绸之路弃船登岸，跟着凌濛初笔下《拍案惊奇》里的那位用两筐柿子下南洋、换回无价之宝的商人，到中国发大财。历史成全了他们，临清的繁华与昌盛形成的巨大磁场，让这些对经商有着特别敏感又天生不怕迁徙的人们选择了临清。于是，他们跟着临清繁荣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一辈一辈地奋斗过来，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正是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我的临清笔墨，便有了一个活生生的民族融合的范例。

也许这样的范例还只是这个地处中原地界的运河古城包容性的一个很小的侧面，如果读者于阅读的惊奇与希望之余，打问一下临清从明朝开始为西藏的布达拉宫等佛教寺庙织造精美的哈达，直到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晚年，还仍然点名他所用来进行各种宗教和交往活动的哈达，必须用临清的哈达。或许这哈达经过几百年的佛性浸润，已经具有了保佑一方水土上的百姓平安富庶、人杰地灵的秉性，所以几百年来，临清人才辈出，精英卓荦。

不分男女、不论民族、不计贫富，闻其达者远道辐辏而来，慕其名者梯山航海、远涉重洋匆匆而来，不管是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学流派，“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还是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以及后来加入的余日德、张佳胤等“后七子”，都先后把临清作为他们设坛开论、阐述自己文学主张的基地和讲坛，在这里留下了知识界研究与争论的学风和习气。虽然在文学主张上各有千秋，甚至形成明显的对立，但是他们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

撂下这场争论给中国文坛带来的影响，来说咱们的临清。临清这座连接大运河南北的交通枢纽城市，确实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自从大运河南北全线开通之后，一种追求读书进仕的上进之风，日渐兴盛，先后出现了谢榛、柳佐、王朝佐、左良玉、吕恒安等一批武功文治的官员和学者，加上后来以兴办义学而闻名的堂邑县柳林镇人武训，在临清兴办“御史巷义塾”。武训五十九岁的时候，在这所学堂里与世长辞，给临清人留下了一种尚文好学、追求上进的社会风气。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位曾在济南参加过社会进步活动的新青年吴秋辉，又回到家乡创办教育，成为曾在中国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进入民国时期，临清人受新社会风气的影响，出现了不少敢于“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爱国者，这其中既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邓恩铭一起参加五四运动，并在邓恩铭同志担任省委书记时，成为山东省委秘书长、后来被敌人告密后惨遭杀害的张廷焕，在红军长征途中病逝于贵州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红五团侦察作战科科长刘振亚，还有在抗日战争中亲笔书喻全军将士“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绝无半点改变”的国民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张自忠将军，都是临清这块大地上的人杰鬼雄。

当我在临清县的人物档案里寻找那些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的脚印时，在这条以大运河为链条，衔接到丝绸之路的地方记忆的存盘里，竟有那么多为民族、为人类的英雄儿女、志士仁人，是从古老的大运河踏浪而来，又从临清的鳌头矶乘坐着一艘小帆船走向了世界，走到了人类文明的巅峰。这其中当然包括那位曾在临清中学任语文教员的著名诗人臧克家，正是他用诗人独到的眼光从临清人民在内忧外患交相摧压下，看到了“千斤的巨力往肉里扣”的穷苦百姓，在岁月的重压之下，昂起高贵的头颅，反抗阶级压迫和列强侵略的顽强斗争，看到了中华儿女立志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奋斗的矫健步伐和伟岸身躯。那位在二十世纪曾以浓墨重彩的大写意中国风享誉中外的穆斯林画家黑伯龙先生，与他同出于临清黑庄，后来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黑伯里先生，真的是把故乡与“一带一路”紧紧连接在一起。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在他以九十九岁高龄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牵挂的依然是老家临清送给他的那两只有着一黄一蓝的鸳鸯眼睛的波斯猫，或许在老人家的眼里，波斯猫之所以成为临清的特产，并且受到许多人的交口称赞，除了它的温顺依人、灵秀乖巧，也是故乡的一份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的铁证与荣耀吧……

当我的临清传记被他们这些历史创造者的浓墨冲开笔锋的时刻，我的这个权当是全书楔子的开场白也该给正文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