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威廉·麦克尼尔的文明互动世界史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9—）是学界公认的美国全球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36年，他在阅读了汤因比《历史研究》的第一卷之后，就产生了撰写一部世界史的想法，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而一直没能动笔。1947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工作，主要从事西方文明史教学，于是在1949年出版了教材《西方文明史纲》。这虽是一本西方文明史教材，但其内容编排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世界史视野的萌芽。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世界历史中的西方文明”，而第二部分“古典文明”中也设了两章西方之外的文明，即“拜占庭帝国和文明”和“阿拉伯世界”，第三部分是“欧洲文明”。1951—1952年，麦克尼尔受阿诺德·汤因比的邀请参与撰写“国际事务概览”系列，于1953年出版了《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在这部著作中，麦克尼尔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一场“全球性战争”，把美、英、俄三国的合作与冲突置于宏大背景下来理解，试图“把大同盟的历史适当地纳入世界史的结构”。他认为这种史学实践虽然“是对智力的一种挑战”，但“值得作出初步的努力”[1]。从1954年起，麦克尼尔才着手撰写他那部构思已久的世界史。经过数年的努力，这部著作终于在1963年出版，这就是使他一举成名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西方的兴起》全书分为三部分，即“公元前500年之前中东主导的时代”、“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00年欧亚文化的均势”和“1500年至今西方主导的时代”，用中心与边缘之间文明互动和文化传播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变迁。这部著作受到汤因比文明观的影响，但它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因为，麦克尼尔不仅将西方的兴起置于全球背景下来思考，而且将文明作为一个单位从全球文明互动来理解欧洲的发展，从而挑战了强调欧洲内在因素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对于这一思路的来源，他在回忆录中说道：“汤因比的影响以及在他背后长期存在的一种传统，使我选择各个单独的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场景中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我抛弃了我年轻时曾经看重的循环模式，而是根据我从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其他人类学家那里学到的对技术传播的特别关注，强调文明及其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带来的不断革新的后果。这是我不同于汤因比的主要地方。”[2]正因为如此，他在承认受汤因比影响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说，这一著作的成功“直接取决于我与汤因比的决裂”。[3]

在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以文明互动为主线的宏大历史场面。这一思路在其后的《世界史》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世界史》于1964年写成，1967年出版，全书分为4个部分：公元前500年之前世界古老文明的形成及概况、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各文明的平衡发展、西方主宰世界、走向全球大一体。这一框架明显由《西方的兴起》发展而来。因此在该书中，文明互动仍然是理解和叙述世界历史变迁的核心工具。钱乘旦先生评价说，也许麦克尼尔坚信“作为世界历史，只有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所以在《世界史》的这一部分，麦克尼尔的着眼点几乎全部在文明的互动上。……在麦克尼尔眼中，文明是历史的行为主体，所以他的叙述是以文明为单位的，换句话说：如果把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比作一个舞台，那么舞台上的人物是‘文明’，故事发生在‘文明’之间”[4]。这种从文明互动视角来解读世界历史的思路，在后来麦氏父子合著的《人类之网》（2003）中便进一步发展成了文明之网，通过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明互动进行网络化想象，建构出一部人类文明网络化发展的全球史，以此来描述世界从分散到整体的一体化发展历程。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宏大视野和将文化交流看作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方法论上来说主要得益于人类学的启迪。他在1973年出版的《欧洲历史的塑造》一书，实际上就是为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而准备的，其中第1—2章的理论探讨，带有强烈的从人类学来反思历史学的色彩。他断言，没有一定的结构视野，历史会变得不可理解。因此他反对历史研究只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对一个细小的题目力图穷尽所有的史料，以此寻求“真相”，而不去考虑将此类大量的专论组合成易于理解的历史，更不管历史的大结构和大体系。[5]他提出，考据式的研究只是历史学者工作的一部分，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去认识以往人类行为中那些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文化模式，并观察这些模式是如何随时世迁移而演变的。历史研究应该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将各种史料组织起来，滤去没有意义的细枝末节和背景“杂音”，将关注点放在真正具有意义的重大事物上[6]。通过这些理论思考，他最后指出：“我的结论是，大部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历史变迁的主要驱动力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因为这引起了相遇的双方重新思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改变他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7]。正因为这种跨学科的理论借鉴，有学者指出：“麦克尼尔将人类学成果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而开创了世界史写作的新时代”[8]。

从全球视野和文明互动视角来审视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也是麦克尼尔的一个关注点。他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瘟疫与人》（1976）和《人类状况：一个生态的和历史的视点》（1980）。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从宏观世界史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了人类社会自狩猎时代至近代医学诞生这一历史长河中，传染病与人类社会演进相伴随并相互影响的历史，把传染病的传播置于文明互动中来理解，由此阐明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由于史料的局限，加之这一开拓性研究尚无其他前人成果可以借鉴，这部人类传染病史主要探讨了欧亚大陆及近代美洲的传染病情况，对于非洲及大洋洲涉及很少。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部全球传染病史的奠基之作。《人类状况》是由麦克尼尔的两场演讲构成的一本小册子。他提出该书的目的，是要摆脱以往历史学家从政治、经济或文化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的模式，而是将生态学的理念和术语引入历史研究之中，把“微寄生”（microparasitism）和“巨寄生”（macroparasitism）看作一对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孪生变量，并试图寻找这对变量的转化模式。他把微寄生和巨寄生比喻为一台石磨，微寄生是下磨石，巨寄生是上磨石，人民大众则是中间的碾磨之物。“文明民族的民众”受这“两种形式的寄生”控制和剥削，往往只能勉强维生[9]。因此，这本书倾注了麦克尼尔对普通民众的关注，以微寄生和巨寄生两个范畴来理解历史变迁中一般民众的生存状况。同时，这本书也是对《瘟疫与人》中所阐述的传染病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与概括。麦克尼尔从全球史和文明互动的视角对传染病的研究，柯娇燕给予了高度评价：“麦克尼尔在其著作中对传染性疾病的讨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疾病被当作新的跨文化接触的结果，而且传染病对贸易、定居、政府和防御等体系的深远影响，成了寻求一种全球或世界视角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焦点。”[10]

麦克尼尔是一个多产的学者，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他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以下几本：《欧洲的草原边疆（1500—1800年）》（1964）、《竞逐权力：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队和社会》（1982）、《神话历史及其他论文集》　（1986）、　《阿诺德·汤因比的一生》（198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