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歇尔·霍奇森的半球区际史

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G.S.Hodgson，1922—1968）是另一位新世界史探索的先行者，他与麦克尼尔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全球史的探索之路。霍奇森于195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工作，研究伊斯兰文明，给学生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但他对世界史的兴趣很早就有了，他年轻时候的书信中就有许多有关世界史学术观点的表达。例如，他的书稿《世界史的统一性》（一直未能出版）和后来一些文章中的观点，在他1941年（当时是芝加哥大学本科生）的书信中就已有提及。霍奇森于1968年去世时年仅47岁，他的主要著作是后来由别人整理出版的。

1941年，霍奇森19岁时就写过一篇论世界史的文章，但在当时并未发表，而是后来不断修改，1944年才以《世界史和世界观》为题发表。在该文中，霍奇森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作了批评，并提出了一些克服的办法。他认为，要理解欧洲，不能只从欧洲内部因素来考察，而应该把欧洲置于世界之中。“如果我们开始研究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并且不以我们声称的那种偏颇的方式来研究它，我们会发现，欧洲史（它各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的、艺术的、宗教的历史）基本上一直（至少直到最近）是文明总体发展中的一个从属部分（a dependent part）。这样研究它，我们就会对欧洲和人类都有一种新理解。”[11]因此，研究世界史非常重要。而且，世界史研究除了其本身的史学价值外，它也是打破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的一种特别合适的途径，因为世界史可以提供给人们一个理解特定历史的整体框架，通过学习世界史可以获得一种必要的世界观。正是基于这一看法，他说：

现在，如果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从总体上建立一种“全球的”（global）世界观，那么我们就有许多事情可做。尤其是我们应该做两类事情：首先是鼓励世界历史的撰写。我确信可以这样说，现有的历史书没有一本试图要展示出一个整体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不过分突出欧洲及整个旧世界文明的发展。其次，即使现在做不到这点，我们也不应该继续谈论那些语汇而使人们头脑中形成一幅歪曲的世界图景，使得我们不幸已有的狭隘观念持续下去，从而妨害人们根据“全球的”世界来思考的可能性。[12]

接着，霍奇森提出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应避免的三类词语，其中之一是要避免用“东方”和“西方”来指称世界文明中互补的两半。他认为，泛指非欧洲文明的“东方”，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文明，即近东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其总体要大于“西方”，因此把“东方”和“西方”对等地称呼，不仅意味着西方文化等于其他文化的总和，也忽视了“东方”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在文章的结尾，霍奇森提出希望有人能够撰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

“半球区际史”及其方法在霍奇森的世界史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54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世界史杂志》上发表了《作为一种世界史方法的半球区际史》一文。在这篇论文中，霍奇森提出世界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基于世界史层面（world-historical level）的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因此他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他从“世界史”的界定出发指出了半球区际史的意义。他提出，世界史绝不仅仅是世界上诸多国家或地区各个历史的总和，而是那些任何地方史都涵盖不了的宏大舞台上发生的进程，这种进程决定了人类在文化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可能性。而在过去3000多年中，由欧洲、中东、印度和儒家文化区构成的东半球文明带，通过内部互动和外部扩张而支配了全球，东半球这种超越文化区域的区际发展史，正好适用于世界史研究。把半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以避免我们将它分为“东方”和“西方”两部分的研究取向。其次，霍奇森探讨了作为一种世界史研究路径的区际史和区际历史复合体（the interregional historical constellation）。他提出，区际史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就是把事件置于整个历史复合体的关系之中来考察，也即考虑到事件在区际发展中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样的研究，就既关注了事件的相互影响，又考虑到了它们处在世界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的地理、文化和经济背景。他认为，在区际历史复合体内部，各区域文明的力量是变化的，由此它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并进而引起整个半球区际复合体的变化。最后，霍奇森还探讨了世界史研究和表述中的取向（orientation）问题，批评了以往西方取向对历史的扭曲，并指出了半球区际史对克服历史研究中西向扭曲（westward distortion）的重要性。他提出，应该从区际观点出发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但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心理问题。因为自西方取得世界霸权以来，他们关于人类世界的观念被扭曲并成为习惯，由此损害了他们看待历史的世界视野。在西方思维中（这种思维实际上也影响了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发展归功于西方，“东方”社会则处于静止和无变化状态。这种思维影响的结果是造成了对历史的西向扭曲，世界史成了一幅这样的图景：西方文明最早追溯到埃及和巴比伦，然后是希腊和罗马，接着是西北欧，自此亚得里亚海以东的历史便消失了，此后的西方就是世界。这样，整个故事似乎是文明本身在稳定地向西移动。霍奇森把这种历史叙述模式称为“西向历史模式”（Westward pattern of history），并指出区际史对于纠正这种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重要的不是欧洲史本身，而是它在区际史中的作用；对西方内在历史的关注，遮蔽了我们的视野而没有把它看成更广阔世界中的一员。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定向（reorientation），转向区际的观点，而作为探讨世界史重要途径的半球区际史，正是解决重新定向问题的最好办法。半球区际史在摆脱西向扭曲而确立起世界史的研究方法（world-historical approach）中极为重要[13]。

1963年，霍奇森发表《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一文。这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为一种世界史方法的半球区际史》的修改和发展，使其关于历史复合体和半球区际史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简述。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指出了西方人地理视野中的世界概念存在偏见，欧洲在世界地图中被赋予了一个与其自然大小不成比例的地位，这种各地区不平等的地图扭曲了我们的观念。然后，他批评了西方人历史视野中的世界概念，认为这种概念使人们对于世界主体部分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以种族为中心的二分法——自我和他者、希腊人和野蛮人、西方人和东方人等，历史的“主流”流经西方，而东方处于孤立和停滞状态。接着霍奇森论述了前现代时期的欧亚非历史复合体。他认为，人们通常把欧亚非的文明地区划分为欧洲、中东、印度、远东（中国和日本） 4个相对独立的核心区域，这是一种不完善的历史抽象概念，实际上这4个区域共同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宏大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背景，它不断扩张、发展。在这个复合体内，任何较小的历史实体都是不完善的整体，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欧亚非地区，才能为理解其中一些基本的历史问题提供一个宏大的背景框架。[14]

霍奇森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其3卷本的著作《伊斯兰文明的历程：世界文明中的良知和历史》。[15]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霍奇森在1968年去世时只完成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二，但他生前出于教学的需要曾出版过其中前面部分。1958年出版过《伊斯兰文明史》，1961年又出了2卷本《伊斯兰文明的历程》。1974年，他生前的同事对其书稿进行整理，出版了3卷本的《伊斯兰文明的历程》，这3卷的副标题分别是“伊斯兰文明的古典时代”、“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扩张”和“火药帝国与现代时期”，反映了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历程。霍奇森在这部著作中试图确立起一种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的伊斯兰文明史的模式，因此他特别强调从尼罗河到阿姆河地区的重要性，强调伊斯兰国家在世界背景下的中心地位，以及伊朗的观念和文化在伊斯兰文明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将伊斯兰文明各个时期的发展置于世界（严格来说是他所倡导的半球区际）之中来理解，使得它并不局限于一部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概览，同时也避免了历史书写中的西方视角。在这一点上，它与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霍奇森在这部著作中还创造了一些新术语，如“伊斯兰世界”（Islamdom）、“伊斯兰社会的”（Islamicat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