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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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标任务与方法工具

根据选题的设计,结合现有研究情况和中国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治理的现实需求,本书将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视角切入,致力于建构一个观察和分析现代国家与大学治理的新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对一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历史进行宏观考察,对当下中国“政党—国家”与大学治理的实践形态进行细致描摹,并通过适当的案例分析对国家权力与大学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展示和印证,最后就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未来走向进行适度的勾画和建构。依据这一思路,本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目标与任务。

第一,构建国家与大学互动机制的理论模型。本书将在对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进路进行比较分析和重新建构的基础上,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吸收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同时借鉴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等著名学者在研究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所使用的“机制与过程”分析工具,尝试从功能、结构和过程三个维度,建构中国现代国家与大学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搭建起国家权力与大学自治之间互动机制的理论模型。这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创新。

第二,揭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模式与路径。本书将以“国家—社会”的关系为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在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排列组合和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现代国家的四种可能模式。在此基础上,本书将以欧美国家“弱国家—强社会”的现代国家模型作为对照,重点梳理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任务使命,特别是通过对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概括和揭示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路径与模式。这是本书与现有国家建构研究进行理论对话的重要部分,也是为后文描述国家对大学治理的塑造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行的必要理论铺垫。

第三,描述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大学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前述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本书将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按照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分期,细致描述和刻画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如何通过制度下沉、资源配置、功能改造、人员进驻、活动组织以及意识形态凝聚等多种途径对大学组织的塑造甚至同构,同时揭示和展现在国家权力嵌入大学这一社会领地的过程中,大学又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有效的抵制和抗拒。这样一种描述,既是对前述国家与大学互动机制理论模型的验证,也是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与大学关系的生动刻画。

第四,探究中国现代国家的理想形态及大学治理模式。任何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理论研究都不会仅仅停留或满足于对现状的解释和描述。在解决了“现代国家究竟如何塑造大学及其治理”、“大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国家权力”等问题的基础上,本书将致力于追寻“未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形态”、“国家权力与大学自治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边界和关系”以及“如何构建既满足国家需求又符合大学规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等现实性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基于前述理论推演与历史分析中的自然展开和延伸。

基于上述研究目标与任务,按照研究内容的内在逻辑,本书初步计划由六章组成,基本内容铺陈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的源起与主要问题、选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概念界定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目标任务、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与工具选择等。综合来看,导论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构想,即:现代大学的治理无不深受具体国家政治权力的塑造,因此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机制的建构,必须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为背景,在国家权力与大学治理的互动中去追寻和把握。

第二章是理论建构。主要是确定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阈、解释模式和分析向度。在理论视阈上,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代大学治理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因此“国家—社会”关系是论题研究最为重要和恰当的理论视阈。在解释模式上,将社会学领域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与政治学领域新兴的“过程—机制”研究方法有机结合,侧重运用功能、结构和过程(机制)三种模式对国家如何嵌入大学、大学又如何与国家互动进行描述和阐释。在分析向度上,既着眼于纵向的视角,用“大历史”的手法对百余年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历史梳理;又立足横向的视角,集中于对现阶段国家与大学治理关系的刻画描述;同时,还注意把握动态的视角,突出国家与大学之间的“互动”,避免落入“国家主义”的单一视角。

第三章是历史考察。主要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政治国家与大学治理的互动关系进行宏观层面的描述和勾画。其中,第一节是对清末和民国期间中国现代国家的第一次启动及其对大学治理的塑造进行描述;第二节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第二次启动及其对大学治理的塑造进行刻画;第三节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的收缩调适与社会自治力量的逐步生长及其在大学治理领域的反映进行描述。同时也注意对同一历史时段下不同时期国家建构和大学治理的调整变化进行细微刻画。

第四章是实践分析。主要是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和“过程—机制”分析方法,通过结构、功能、过程(机制)三个维度对国家政治权力与大学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细微描述与深度分析,细致刻画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党、国家究竟是如何通过制度嵌入、资源控制、功能整合以及意识形态凝聚等多种手段,对大学的治理进行塑造甚至同构,描述在国家权力的扩张、收缩与调适,展现大学在反抗国家控制、凸显其作为学术组织特性与生命力的“斗争的艺术”。

第五章是实证研究。主要是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教育部和财政部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质量工程”)这一案例的深度描述、阐释和分析,对前述政党、政府、学校以及社会等各类行动主体在中国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演绎的过程与形成的机制进行验证,对国家权力与大学治理之间的嵌入、抵抗以及相互形塑的复杂动态关系进行客观呈现,进而就国家嵌入的限度问题进行反思。

第六章是进路探寻。主要是在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模式与道路所形成的“强国家—强社会”理想模型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重点厘清这种形态下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模式与机制,进而在这一框架下对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框架进行描述。

最后是总结补遗。主要是对全篇的核心观点进行总结、归纳和提升,对一些未能纳入此理论框架的大学治理问题进行补充说明。

基于研究目标与任务的需求,本书最适合采用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工具采用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同时辅以案例研究的手段。

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是借鉴美国学者邹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书中所提出的分析方法。邹谠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结构论长期占据西方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这种方法大多采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对转型中的不同国家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把国家建设与发展视为由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和文化模式等决定的。结构论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对于国家建设及其政治转型的基础功能,所以称之为宏观路向研究。但是,这一“宏观历史社会学”的主流路向逐渐受到挑战。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博弈论”和“理性选择论”等方法论的发展为基础,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日益转向个体和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转向于依据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偏好”和“选择”机制对人类行为和互动的影响。这种“微观取向”的理论转向在政治学研究中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研究的重心日益注重于: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下(微观),政治行动者会选择什么样的行动方式和策略(可选择性),以及这些行动方式和策略在各方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政治结果。但是,邹谠教授在分析20世纪中国政治的过程中,却将这种宏观历史分析与微观实证考察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即一方面强调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应以对帝制崩溃以来中国政治在20世纪发展的全过程有一个总体把握为基础;另一方面又通过不厌其详地复述天安门(事件)期间的许多细节来呈现当局中的强硬派、社会上的激进派等各方政治行动者的具体策略和行动如何推动当时的政治走向。因此,邹谠认为,我们必须为宏观历史分析提供微观的依据,同时也要用宏观的历史分析去阐明或烘托出微观政治行动的重要意义,要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101]

我们认为,上述“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结合”研究方法既突破了结构论单纯强调结构而忽视个体的缺陷,注重个体行为者的动机和行动方式,又避免了单纯微观的个体行动分析和实证研究所具有的褊狭性,非常适合于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既需要从宏观历史与结构的视角,通过考察分析中国这个国家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基因及与别国不同的使命任务、政治环境,从而构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模式与路径;又需要从微观个体行动的视角细致考察国家嵌入大学治理过程中大学基于自身理性所采取的系列反抗行动。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也较好地避免了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与行为主义研究各自的缺陷,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形成了较好的互补与支撑。

在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框架下,我们的研究工具采用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近年来,制度分析逐渐成为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在内的研究主流,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行为方式等诸多因素,有助于人们把握整个社会运行的轨迹及其内在的制约因素,具有独特的解释力。本书将重点从制度的视角考察国家如何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嵌入大学的治理过程,这种制度不仅包括政治的法律规章、文件规定,也包括正式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等制度安排,还包括一些约定俗成、惯例运行的“自然法则”。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将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国家的嵌入性制度(外生性制度)与大学基于自治需求自然累积形成的内生性制度之间的空间结构与制度生态。

但是,制度分析侧重对正式和非正式的结构、法条等进行分析的同时,忽略了对制度实施中主体行为的研究。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大学治理的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正式的制度建构与实际的运行不相吻合之处。因此,我们将借鉴行为主义分析方法,注意研究政治过程中行为本身的特征、性质及特定行动。[102]本书的主体行为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执政党、政府部门、大学组织以及具体的大学个体甚至代表大学个体的领导者的各种政治行动和决定行动的各种选择,包括在思想、主义、组织、政策、战略、策略、艺术等各方面的选择。这些行动和选择的结果会变成比较稳定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共识、文化精神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特定关系的结构。我们选择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着力使二者各展所长,相互支持。

此外,我们还将采用案例研究。从案例的数量和案例引入的不同功能来看,本书所使用的方法主要为解释性多案例研究。我们将在专章重点研究和分析“质量工程”这一典型案例的同时,在其他相关章节特别是第四章关于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实践形式”中适当选用不同的案例进行阐释和分析。从这些典型案例的描述中生动展现国家权力嵌入大学治理的进路、过程与机制,呈现大学在迎合、变通、抵制和反抗国家权力渗透过程中的机制、工具和艺术,在为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互动的理论建构提供实证支撑的同时,也使研究的篇章叙述显得生动与活泼。


[1]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2]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高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3] [美]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4] 1989年,为发挥直属高校领导在宏观管理决策方面的参谋咨询作用,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教育决策机制,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原国家教委成立了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并于1990年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此后,咨询委员会每年召开专门会议,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咨询研讨。20多年来,咨询委员会对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出台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研究、制定过程中,咨询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咨询委员会对高校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进行了科学论证与部署安排,特别是关于直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的论证和实施,对推动直属高校转变运行机制、增强办学活力,产生了积极影响,直接带动了全国高校的改革。近年来,咨询委员会适当扩大了参与范围,参会人员主要包括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全体咨询委员(教育部直属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非教育部直属“985工程”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其他部委和地方所属“211工程”高校、省部共建高校负责人以及教育部领导及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

[5] 龚怡祖:《大学治理结构:建立大学变化中的力量平衡——从理论思考到政策行动》,《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12期。

[6]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7] 如2007年初,广东省委组织部和省委教育工委制定并出台了《广东省高等学校领导班子任期制试行办法》、《广东省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任期目标考核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文件;同年12月,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颁布并实施了《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党委工作规定》、《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校长工作规定》和《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规定》3个文件。

[8] 早在2004年7月深圳市“科技·教育·人才工作会议”上,深圳市即明确提出要“增设本科院校”。2007年2月,深圳市政府专题研究筹建新大学事宜,确定了由市政府全资投入,先行推进1所大学的筹建,命名为“南方科技大学”。2010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筹建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3月,南方科技大学教改实验班开学,2012年4月,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按照南方科技大学的构想,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创新型大学,目标是迅速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成我国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学校将充分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实行理事会治理结构,学术主导,学术自治;学科以理、工学科为主,兼有部分特色文、管学科;在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上办学,一步到位按照亚洲一流标准组建系、专业和研究中心(所),建成类似加州理工学院和洛克菲勒大学那样小规模、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自筹建以来,南方科技大学就一直广受媒体和学者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和媒体将其视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排头兵”、“一次现代大学制度的实验”。

[9]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等。

[10] 参见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版;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常士訚:《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制度:东亚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等。

[11] 安东尼·吉登斯将这些多种历史类型的国家归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 安德鲁·海伍德概括的微型国家、发展型国家、社会民主国家、集权型国家。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8页。

[13]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3页。

[14]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8页。

[15] [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页。

[16] 杨雪冬:《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107页。

[17]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量研究这类国家的文献中,包括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蒂利和贾恩弗朗哥·波齐在内的众多学者也喜欢并经常使用“近代国家”这一概念。但本书认为,“近代国家”这种称谓往往突出了国家在近代早期阶段所体现出来的那些基本特征,却没有反映出近两个世纪特别是当代国家发展所呈现出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而后者显然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此外,也有许多学者使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但本书认为这一概念的内涵指涉与本书讨论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将在概念界定部分开展。因此,本书选择“现代国家”这个既涵盖其近代起源历史又彰显当代变化趋势的概念。

[18] [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19]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1—732页。

[20]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21]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22]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Ⅱ),王佩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9页。

[23]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1页。

[24] [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5页。

[25] [美]亨德里克·斯普拉伊特:《现代国家的起源、发展和可能发生的衰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

[26] [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6—33页。

[27] [美]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载[美]彼得·埃文斯等:《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26页。

[28] [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7—18页。

[29]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6—387页。

[30]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31]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2页。

[32] [美]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飚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33] [美]禹贞恩:《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34] [美]戴维·瓦尔德纳:《国家构建与后发展》,刘娟凤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35] 许润章、翟志勇:《国家理性与现代国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许润章:《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关于国家建构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常士訚:《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制度:东亚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等。

[36] 参见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庞金友:《现代西方国家理论与社会关系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刘明珍:《公民社会与治理转型——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文史哲编辑部:《国家与社会——构建怎样的公共秩序》,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

[37] 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38] 常士訚:《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制度:东亚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39] 同上书,第37—40页。

[40]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41] 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42]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增订版。

[43]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

[44] 刘守刚:《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5] 王海峰:《干部国家——一种支撑和维系中国党建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6] 比如郭绍敏的《清末宪政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叶麒麟的《现代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周光辉、彭斌的《构建现代国家——以组织化、制度化与民主化为分析视角》、李强的《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贺东航的《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构建的检视与反思》、《面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思考》、《国家建构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程探析》、弓联兵的《现代国家与权威危机》、颜德如的《国家转型的助推器》、刘伟的《迈向现代国家》、马敏的《论孙中山的现代国家建设思想》、瞿骏的《辛亥前后的学堂、学生与现代国家观念普及》、覃敏健的《以党建国:国家整合之中国式路径》、李寿初的《论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王建华的《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侣传振的《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赖静萍的《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演进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任剑涛的《在“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胡德平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逻辑起点与张力》、裴自余的《追寻现代国家的观念基础》、李斌的《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樊红敏的《论现代国家的理想型》等一大批研究论文。

[47] 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版。

[48] 史云贵:《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社会治理研究——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8—60页。

[49] 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

[50] 陈琼:《现代国家建构与妇女公共参与——组织变迁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51]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52]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学发展的早期,大学是逐渐形成的,也没有根据专门的法令创办的大学,因此不可能为任何一所早期大学指定一个确切的创建时间。一般认为,博洛尼亚虽然早在11世纪下半期就出现了私立法律学校,但获得大学身份则是在1150年之际;巴黎大学大约在1200年具有大学身份;有的学者将早在9世纪就开始医学教学的萨莱诺作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其直到1231年才取得大学资格。

[53] 贺国庆:《外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54]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梅义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页。

[55] 参见[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总主编:《欧洲大学史》第一、二卷,张斌贤、贺国庆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英]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一、二、三卷,崔延强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法]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王晓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梅义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贺国庆:《欧洲中世纪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56] [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总主编:《欧洲大学史》第二卷,贺国庆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1页。

[57] [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58] [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59] [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2期。

[60] 参见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转引自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61] 李明忠:《高深知识与大学治理——大学制度变革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62] Jan De Groof,Guy Neave.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pp.8—9.

[63]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Six Priority Problem.McGraw—Hill,1973,p.11.

[64]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5]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6]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7] [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伯顿·克拉克:《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8] [英]迈克尔·夏托克:《成功大学的管理之道》,范怡红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9]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高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五版。

[70] [美]罗伯特·波恩鲍姆:《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毛亚庆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1] [美]米切尔·B.鲍尔森:《高等教育财政:理论、研究、政策与实践》,孙志军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D.B.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沈红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2] [美]乔治·凯勒:《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别敦荣主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3] [美]罗纳德·G.埃伦伯格:《美国的大学治理》,沈文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4] 参见[英]Amanda H.Goodall:《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吗?》,孙蕾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美]克拉克·科尔:《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赵炬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 卓越校长》,蓝劲松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罗伯特·波恩鲍姆:《学术领导力》,周作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黄建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美]菲利普·阿特巴赫:《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王庆辉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5]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6]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7]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78] 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79] 樊艳艳:《双重起源与制度生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金以林:《大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周谷平:《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植、调适与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0] 严文清:《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1] 李福华:《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82] 尹晓敏:《利益相关者参与逻辑下的大学治理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3] 洪源渤:《共同治理——论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84] 安宗林:《大学治理的法制框架构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5] 姜万军:《研究型大学的结构治理与生产率提升机理——基于知识生产者个人视角的理论思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6] 李明忠:《高深知识与大学治理——大学制度变革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7] 闵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8] 戴玉纯:《基于战略的大学绩效管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9] 毕宪顺:《权力整合与体制创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90] 参见孙宵兵《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黄俊杰:《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务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姚金菊:《转型期的大学法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谢俊:《大学的学术自由及其限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雷晓云:《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朴雪涛:《大学制度创新与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斌贤:《大学:自由、自治与控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吕继臣:《中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俞德鹏:《高校自主办学与法律变革》,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郭为禄:《大学运行模式再造》,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蔡珍红:《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特征与治理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洪才:《大学校长:使命、角色、选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胡建华:《大学制度改革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周巧玲:《大学战略管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毛亚庆:《中国大学合并与整合管理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许杰:《政府分权与大学自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刘铁:《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胡赤弟:《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王建华:《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陈超:《中国重点大学制度建设中的政府干预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龚波:《中国大学组织决策过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谷贤林:《美国研究型大学管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范文曜:《高等教育发展的治理政策——OECD与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慧平:《西方大学的共同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晓辉:《全球教育治理——国际教育改革文献汇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东海:《美国联邦科学政策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田爱丽:《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研究——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实践和启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王绽蕊:《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结构、功能与效率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王淑娟:《美国公立院校的州问责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李莉:《大学与政府:俄罗斯高等教育与国家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程星:《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震:《美国大学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郑文:《英国大学权力协调与制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1] 李福华:《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92] [法]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3]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94] [美]罗伯特·M.罗森兹威格:《大学与政治——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政治和校长领导》,王晨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5] [美]希拉·斯劳特:《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梁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6]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97] 杨克瑞:《政治权力与大学的发展——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版。

[98] 朱新梅:《政府干预与大学公共性的实现:中国大学的公共性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99] 李硕豪:《权力博弈——一所中国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0] Su—Yan Pan:University Autonomy,the State,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1] [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2] 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