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代学校的教材及其管理

根据儒家的记述，中国古代的学校由小学和大学组成，不同于由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组成的现代教育体系。儿童大约在虚龄八岁进入小学，完成小学课程之后，大约在虚龄十五岁进入大学。^[11]这种入学年龄规定虽然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相仿。古代学校的教材大概有三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在孔子诞生之前，后来作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献典籍，就已经文本化并且普遍用于教育，算得上最早的传统教科书。孔子随后系统地整理和编订了这些文献资料，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和课本。自汉武帝将儒家学说树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后，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就一直是中国古代学校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儒家经典的注疏随着时事的变化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汉代儒生在解释和传授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师法和家法，这些按不同师法家法传授的儒家经典就相当于不同版本的教科书。^[12]汉章帝在公元79年还召集经学名师聚会白虎观，讨论不同流派对儒家五经的解说，编写出了《白虎通义》，作为钦定的正统注解。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朝廷对于当时不同版本教材的一次审查和统一，对官办学校的教育有很大影响。东汉后期，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的注疏更有影响，后来虽然社会动荡、南北经学不同，但是直到唐代，他们的注疏都是学校里的主要教科书。为了更好地消除各地在解释儒家经典上的分歧，唐太宗曾于 638年下令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撰一部正统的儒经注解，653年唐高宗颁行了这部《五经正义》。此后一直到宋朝前期，这部书都是官办学校的统一教科书。1227年，一直在私学中不断发展的理学被南宋朝廷选定为正统思想后，理学家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仪礼经传通解》、《通鉴纲目》，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春秋传序》等著作，^[13]陆续全面地进入官办学校，成了当时的法定教材。元明清三代官办学校的教材基本沿用了程朱理学的著作。

识字、习文等童蒙教材是中国古代学校教材中的第二类。先秦到两汉的童蒙教材以识字为主要功能。我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是春秋战国之际东周王室编写的《史籀篇》。^[14]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童蒙教材是汉代史游的《急就篇》，其将2000多个常用字编为三言、四言或七言韵句，介绍姓名、物品、官爵等日常生活知识。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流传甚广，直到唐代都是主要的识字课本。^[15]魏晋到隋唐五代是童蒙教材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童蒙教材的识字功能开始减退；另一方面知书而达礼的教化功能不断增强，宣扬伦理道德和传授历史知识开始成为主要内容。《千字文》是魏晋时期最有影响的课本，用一千汉字以四言韵语的形式，叙述了天地自然、社会历史、日常人伦等内容。既明快流畅，又富于教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了蒙书的典范，此后逐渐取代了《急就篇》而广为流传。唐代李翰的《蒙求》（《李氏蒙求》）和胡曾的《咏史诗》是两本侧重传授历史知识的重要教材，到明代还用作小学课本。宋代以后，童蒙教材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童蒙教材在内容上开始浸润理学思想，在形式上门类齐全、功能细化、数量繁多。宋代的《百家姓》、《三字经》以及清代学者王筠的《文字蒙求》等，都是重要的识字课本；宋代王殷范的《续蒙求》、黄日新的《通鉴韵语》、王令的《十七史蒙求》，明代李延机的《五言鉴》^[16]、程登吉的《幼学须知》^[17]，等等，都是文史知识教材；元朝的《对类》^[18]、《千家诗》^[19]，明朝司守谦的《训蒙骈句》、兰茂的《声律发蒙》，清朝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律启蒙》、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等等，都是音韵属对和诗赋教材。清朝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姚鼐选编的《古文词类纂》等书，都是教授儿童阅读作文的教材；宋朝吕本中的《蒙童训》、邵笥的《孝悌蒙求》、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小学之书》、陈淳的《启蒙初诵》、程端蒙的《性理字训》，^[20]元朝的《二十四孝》，明朝的《小儿语》、《昔时贤文》，^[21]清朝李毓秀的《弟子规》，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伦理政治教材。

在这些童蒙教材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通常合称为“三、百、千、千”，一直到清末都是最受欢迎的小学识字课本。清人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第七回里描写的一个书店掌柜，都夸耀说：“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1994年，新加坡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儿童道德丛书予以推广。《二十四孝》和《弟子规》是最有影响的儿童伦理道德教科书。《二十四孝》是我国古代24个孝贤人物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在宋元时期就很流行，元朝人郭居敬将其辑录在一起，赋以诗文，训教童蒙。^[22]到明代还配上了图画，流传十分广泛。《弟子规》以《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话为提纲，具体地解释和阐发了儿童在家、出外、待人、接物和学习上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这两本教科书直到20世纪上半叶都是通俗的儿童伦理读物，当时新式学堂里修身教科书的一些课文都取材于此，对于普及儒家道德思想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中国古代学校的第三类教材是专业技术教材。东汉末年，爱好文学的灵帝刘宏为了自己的兴趣，在京城鸿都门旁开办了鸿都门学，招收擅长尺牍、辞赋和鸟篆的士人。这是我国第一所文艺专业学校。从此以后，一些专业技术著作逐渐成为了这类学校的教科书。各个朝代开设的专业学科差别很大，采用的教科书也各不相同。例如医学，唐代的教科书为《新修本草》、《黄帝内经》、《甲乙经》、《脉经》等；宋代则是《素问》、《难经》、《脉经》、《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方》、《三部针灸经》等书。

古代朝廷对于学校教材和教学内容的管理和控制通常有四条途径：一是选用某种儒家经学注疏直接作为官办学校课本。例如在宋代，宋神宗为统一思想、推行变法，就选用了王安石的经学注疏。王安石主持编写或注疏的《三经新义》（解释《周礼》、《诗》和《书》三经）、《易义》、《礼记要义》、《论语解》、《字说》先后都成为官办学校的经学教科书，“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23]。到了嘉定年间，特别是在宋理宗表明自己仰慕朱熹、信奉理学之后，朱熹、周敦颐、张载、程颐等理学家的著作陆续被选定为官学教材。

二是朝廷直接编写官办学校教材。东汉太学的学生为一争名第高下，常常在考试中互相攻击他人的答卷不合某家经学的章句，有的甚至行贿篡改收藏于兰台的漆书经文以符合自己的答卷。为此汉灵帝诏令蔡邕等人校订经书，并于熹平四年（175年）开始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等今文经学五经以及《公羊传》和《论语》，刻于石碑立于太学，史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既是统一的考试标准，又是统一的官修教科书。与之类似，此前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后来唐代的《五经正义》和“开成石经”等，都是政府组织编写官学教材的典型案例。除了这些宏大的经学教材之外，皇帝有时甚至还参与蒙书的编纂。著名的《千字文》，传说就是梁武帝为教诸王识文习字而编写的。殷铁石受命在王羲之的遗书里选拓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交由周兴嗣编排成韵。周兴嗣连夜编就了这本《千字文》，第二天呈进给梁武帝时鬓发都变白了。^[24]

第一条途径比较类似于现代的教科书审定制，第二途径类似于教科书国定制。第三条途径则是任命合乎朝廷口味的儒生为官学教师。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书籍的撰写和流通十分困难，一些知识技艺和思想观点的传播常常依靠学者们的口传心记，因此，任命谁为学校的教师，实际上就等于选择某个学派的观点做了学校的教科书。汉武帝为尊崇儒术，即位后就罢免了诸子传记的几十个博士，专门设置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25]当时对于官学教师的授课内容似乎也特别严格。兼通数家之说的张玄，因策试第一而被任命为太学“颜氏春秋”的博士，但几个月后，学生告发他还讲授“严氏春秋”、“冥氏春秋”，不宜担任“颜氏春秋”博士，光武帝随即撤销了他的博士职务。^[26]

四是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控制学生。例如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弟子职》、1382年朱元璋颁布的《学校禁例十二条》、1652年顺治帝颁布的《训士卧碑文》，等等。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规章制度在赋予或是剥夺学生应有权利方面，虽然各有轻重多少的不同，但是都共同强调尊敬老师、听从老师的教诲。而老师特别是官办学校的老师，又是由朝廷选任的，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学校的课程内容的灌输。

上述的几条控制途径虽然主要针对官办学校，但是官办学校的课程内容通常也是整个社会仕选或考试的标准，因此，私立学校的课程内容同样受到约束，与官办学校并没有太大差别。总之，通过这些措施以及教育之外的选官制度、考试制度、文字狱等政策，古代朝廷还是有效地实现了对于整个学校教材的审查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