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于1789年由英国人威廉·琼斯译成英文，《云使》于1813年由霍勒斯·海曼·威尔逊译成英文，随后相继出现德、法等其他文字译本，在欧洲文学界博得极高声誉。甚至一向认为“浪漫的是病态的”的歌德，也对这两部作品推崇备至，写诗赞美道：
我们还要知道什么更优秀的东西，
沙恭达罗、那罗，我们必须亲吻；
还有弥伽杜陀[21]，这云彩使者，
谁不愿意把它放进我们的灵魂？[22]
他还说过：“接触到这样的作品（即《云使》）常常是我们生活中的划时代事件。”[23]上述这些情况可能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有关。
不过，《云使》流传国外的最早译本是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文译本和中国的藏文译本。僧伽罗文译本的年代不能确定，但最晚也在十四世纪以前，因为锡兰诗人模仿《云使》的作品如《孔雀使》、《天鹅使》、《鸽子使》、《鹦鹉使》等，都是十四世纪的作品[24]。藏文译本大约出现在十三世纪，收在西藏佛典《丹珠》中。
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高僧翻译的印度著作，其数量之多，堪称世界第一，但主要是佛经。有些佛经原典在印度失传了，却通过汉译本保存了下来。一些印度学者为了研究印度佛教史，还要把这些在印度失传的佛经原典从汉译本翻译回去。因此，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史料在印度学者心目中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权威性。本文开头部分谈到印度著名梵文学者拉克文试图引用中国东汉诗人徐幹的诗句，为考定迦梨陀娑的出生年代提供旁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虽然在我看来，他的这个旁证不能成立，但这种探索的热情和努力是可嘉的。
迦梨陀娑的出生年代一般认为是公元四、五世纪，而拉克文认为是公元一世纪。他列举了一些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云使》的迷人主题，其影响超越印度疆界，为我们确定诗人的出生年代提供又一证据。众所周知，印度和中国从公元前二世纪就开始交往。随着这些交往发展，对双方的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因而我们不能忽略公元二世纪的中国诗人徐幹的诗句‘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词’中，有着《云使》的反响。”[25]他在另一处又说道：“虽然古代中国人翻译的印度著作主要是宗教和哲学，但他们与梵语诗歌也有接触。通过汉译佛典，他们熟悉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迦梨陀娑的优秀抒情诗《云使》在他们的牛郎织女传说和二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的诗句‘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词’中有反响。”[26]这里又增加了一个牛郎织女传说，也被说成是《云使》的反响，这是明显不能成立的，因为牛郎织女传说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神话，是从《诗经》中的《大东》、《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逐渐演化而成的[27]。不过，徐幹的诗句是《云使》的反响这一看法，似乎在印度学术界颇为流行。如印度著名学者拉达克里希南在为印度文学院出版的《云使》编订本撰写的总序中也提到这种看法。另外，印度学者M.C.德特在他翻译的《迦梨陀娑诗集》中，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说：“二世纪，中国诗人徐幹写了一首叫做《云使》的诗。他也把龙树（一世纪）的一部著作译成汉语。是否他也把自己的诗译成梵语，传到迦梨陀娑手中，或者迦梨陀娑在二世纪前享有盛名，他的《云使》启发这位中国诗人也写了一首同样的诗，对此，谁也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28]这段话里有些史实上的错误，这里顺便指出一下：第一，徐幹的那首诗的诗名是《室思》，而不是《云使》；第二，徐幹不懂梵语，没有译过龙树的著作。龙树（一般认为是二世纪人）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宗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中论》是在五世纪初由鸠摩罗什（344-413）译成汉语的。徐幹（171-218）生前撰有一部著作，也叫《中论》，但与龙树的《中论》毫不相干，是一部儒家学术著作。
徐幹的《室思》能否说是迦梨陀娑的《云使》的反响呢？我看是不能的。《室思》全诗共有六章（每章五言十句），内容是描写一位女子对远在他方的爱人的思念。印度学者引用的那两句在第三章。这章的全文如下：“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词。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可见，这位女子苦于相思，想托云传情，但觉得浮云飘忽不定，无法作为信使。这种想法在中国古诗中是比较普遍的，如“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曹丕《燕歌行》）；“浮云难嗣音，裴徊怅谁与”（任昉《别萧谘议》）；“去年寄书报阳台，今年寄书重相催。东风兮东凤，为我吹行云使西来。待来竞不来，落花寂寂委青苔”（李白《久别离》）。如果说，不管对云信不信任，只要闪过托云传情的念头，就可以认为是迦梨陀娑《云使》的反响，那么，迦梨陀娑的出生年代必须大大推前，定为公元前三世纪，因为这种想法在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的楚辞里就已经出现：“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九章·思美人》）。因此，只能说徐幹《室思》中的这种表现手法在中国古已有之，并非是迦梨陀娑《云使》的反响。
迦梨陀娑产生托云捎信的艺术想象，多半与印度的热带季风气候有关。印度夏季的气温高达四、五十度，被称为“死亡的季节”。夏季结束，便是雨季。当南来的季风吹来带雨的乌云，印度人的喜悦心情犹如我们见到柳树吐芽、迎春开花一样。而对于身遭离别的人来说，这时节就最容易激起相思之情。迦梨陀娑的《时令之环》是一部描绘印度六季（夏季、雨季、秋季、霜季、寒季、春季）景色的短诗集。在描绘雨季的一组短诗中，就有几首写到雨云激发游子闺妇的愁思，如第二十二首：
饱含雨水而低垂的乌云黑如青莲，
在微风吹拂下偕同彩虹缓慢飘游；
旅人的妻子因与丈夫分离而忧愁，
翘首凝望，心儿仿佛已被乌云带走。
在中国古代则有“伤春诗”，如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张仲素《春闺思》：“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在迦梨陀娑的眼中，雨云像“巨象”、“山峰”（《云使》），或者像“成堆的眼膏”、“孕妇的胸脯”（《时令之环》），总之，具有一种沉甸甸的稳重感。在中国古代诗人眼中，云彩则是轻浮的，不牢靠的，因而一般都更愿意将思念之情托付给风、月、光和鸟禽，如“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曹植《七哀》）；“将心托明月，流影入君怀”（齐澣《长门怨》）；“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曹植《杂诗》）；“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江淹《从军行》）；“寄书云间雁，为我西北飞”（范云《赠张徐州谡》）。
各国地理、气候、风俗、语言的不同，形成各国文学的民族特色。但由于各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大体相同，因而各民族的生活和感情在许多基本方面是相似的，表现在诗歌中的主题和意境常常不约而同，构成各民族共同的审美能力。一国的优秀作品，能博得各国读者的赞赏，主要原因便在此。迦梨陀娑《云使》的艺术表现手法自然具有浓郁的印度民族特色，但它的主题在中国古诗中是常见的，抒发的某些感情、塑造的某些意境也不陌生。例如，药叉女“从分别第一天她就编起辫结，解下花环”，不涂香膏，不理发髻，犹如中国古诗中的“自从别欢来，奁器了不开。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乐府《子夜歌》）。药叉女思念丈夫，抚琴排忧，但“琴弦为眼泪所湿，她不得不时时拂拭，连她自己作的曲调也一次又一次遗忘”，犹如中国古诗中的“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曹丕《燕歌行》）。药叉想象爱妻入夜难眠，感叹道：“和我在一起寻欢取乐时良宵如一瞬，在热泪中度过的孤眠之夜却分外悠长”，犹如中国古诗中的“居欢惜夜促，在慼怨宵长”（张华《情诗》）。还有，药叉嘱咐雨云，如果到达的时候，他爱妻刚好“得到了睡眠的幸福”，那就“在她身边停下，不发雷声，等候一个时辰；不要让她在难得的梦中见到我这爱人时，突然我又从那嫩枝般手臂的紧抱中离分”，这也类似中国古诗中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
由此看来，迦梨陀娑的《云使》与中国古诗的相似之处，主要是在主题和某些意境方面，而不在托云传情这点上。同时，尽管按照中国古诗传统，我们一般容易觉得云彩轻浮，不能传送相思之情，甚至阻碍相思之情[29]，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欣赏迦梨陀娑的托云传情的艺术构思，因为诗中所表达的感情与我们是相通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印度诗人在印度环境中产生的独特想象。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为之拍案叫绝，击节三叹。事实上，凡能跃入世界名著之林的各国优秀作品，大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迦梨陀娑的《云使》也是如此。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1982年）
[1] N.K.辛哈和A.C.班纳吉：《印度通史》（加尔各答，1955），第2章。
[2] 我这里依据的是印度文学院出版的《云使》编订本（新德里，1957）。自古以来，《云使》在印度各地流传很广，因而版本很多。各种版本的诗节数目不等，少至一百十节，多至一百二十一节。
[3] 药叉是印度神话里的一种小神仙。它们是财神俱毗罗的侍从，一般都具有善良可爱的性格，在《云使》中也是如此。但在印度佛教典籍中，有时被归入魔鬼一类。汉译佛经中亦译作“夜叉”，或意译为“能啖鬼”、“捷疾鬼”。因而，夜叉一词在中国是带有贬义的，如旧小说中称凶恶女子为“夜叉婆”、“母夜叉”。
[4] 本文中的《云使》引文均采用金克木先生的汉译（《云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金克木先生的汉译是依据印度通行的摩利那特（约十四世纪）版本，共有一百十五节，比现在的印度文学院编订本多四节，即汉译本的第67、71、74、113节。
[5] 摩利那特版本以此为界，将《云使》前半部分称为“前云”（Pūrvamegha），后半部分称为“后云”（Uttaramegha）。印度学者和《云使》注家一般都接受这种分法。但印度文学院《云使》的编订者认为这种“前云”、“后云”的区分是后人添加的，理由是较早的《云使》注本没有这样的区分。
[6] 详细参阅B.R.耶达沃《迦梨陀娑作品探源》（德里，1974），第74-83页。
[7] 同上。
[8] 参阅M.温特尼茨《印度文学史》（德里，1977），第3卷，第1册，第137页；M.克里什那摩恰利耶《古典梵语文学史》（德里，1974），第367-368页。
[9] 有一首流行的梵语诗歌说：“迦梨陀娑的精华是《沙恭达罗》，《沙恭达罗》的精华是沙恭达罗离别的第四幕。”见K.S.R.夏斯特里《迦梨陀娑》（斯里朗加姆，1933），第1卷，第297页。
[10] A.D.辛格：《迦梨陀娑研究》（德里，1976），第39页。
[11] 参阅钱锺书《诗可以怨》，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12] A.C.夏斯特里：《梵语美学研究》（加尔各答，1952），第181页。
[13] 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季羡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14]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
[15] 同上书，第303页。
[16] 转引自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17] 同上。
[18] 毗湿奴是印度教大神，曾化身为名叫黑天的牧童，皮肤黝黑，头上插有孔雀翎，故作此比喻。迦梨陀娑的许多比喻都交织进印度神话传说，对于外国读者来说，需要加上注释，甚至讲上一篇完整故事，才能领略其中的妙处。
[19] 有的印度学者认为“缓进”韵律是由迦梨陀娑的《云使》开创的，见V.S.阿伯代编《实用梵英字典》mandākrānta条。
[20] 参阅A.K.沃德《印度诗文学》（德里，1977），第3卷，第145页。
[21] 弥伽杜陀是云使（Meghadūta）的音译。
[22] 此诗采用季羡林的译文，见《沙恭达罗》译本序。
[23] M.温特尼茨：《印度文学史》（德里，1977），第3卷，第1册，第136页。
[24] 参阅C.W.尼古拉斯和S.帕纳维达纳《锡兰简明史》（科伦坡，1961），第18章。
[25] V.拉克文：《迦梨陀娑诗歌和戏剧中的爱情》（班加罗尔，1955），序言。
[26] V.拉克文编：《梵语文学》（德里，1961），第43页。
[27] 参阅袁珂《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28] M.C.德特：《迦梨陀娑诗集》（阿拉哈巴德，出版年代未标明），第14页。
[29] 如“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浮云蔽重山，相望何时见”（张率《远期》）；“浮云遮却阳关道，向晚谁知妾怀抱”（刘氏云《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