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弱关系有没有优势

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转化了人们生活的社会图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1]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在网络时代，弱关系有没有可能突破传统社会网络强关系纽带的约束，在两个团体间的信息沟通中发挥出其强大的优势呢？如果有，怎样实现？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使得公共管理和地方政府治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塑造，特别是网络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和治理的有效路径。地方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正在经历从传统的政治参与向网络参与的发展与转型。

本书是在以下背景中展开研究的：中共中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与“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的战略决策，地方政府决策面临信息化、网络化与社会转型、互联网迅速发展、公民网络参政的现实要求，国家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型时代。

近年来，有关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研究，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有关地方政府决策与政府行为的研究方面，涌现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仅以地方政府决策研究领域中有关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动关系这一主题为例，大量研究关注地方政府在对公民偏好做出回应时采取的各种行为和策略。有学者认为，中国地方各级政府与公民互动的模式日趋多样化，公民的意见表达渠道日益便捷^[2]；但另有学者则认为，网络时代地方政府回应中具有价值、技术、制度和能力四方面的紧张性^[3]；在中国，公民网络参政行为的失序日益呈扩大的趋势，彰显了制度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回应不足，表明公民、团体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缺失和规范化的失败。^[4]有学者整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在压力型体制和社会压力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回应社会压力的方式发生了逐渐从权宜之计走向行政吸纳的变化。^[5]在有关地方政府决策行为这一主题上，近年来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分析概念，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通行为^[6]，政策执行阻滞^[7]，关门模式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8]，等等。

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背景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行为和策略就更加复杂。一方面，虽然人们通常认为网络参与能促进政府决策的有效性^[9]，但也有反对观点：有的认为技术本身是效力不足的（ineffectiveness）^[10]，有的则认为网络参与对民主更为有害，因为受到压力的政府会变得更好使用这些技术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11]。

当然，学者们多数认为网络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对地方政府决策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比如塔坦荷夫（Tatenhove）等^[12]、詹姆斯（James）^[13]、埃里克松（Eriksson）^[14]等都认为有效的网络参与是提升治理效能和决策民主化的关键因素；巴伯萨（Barbosa）等^[15]更是认为作为一个网络化的工具，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向未来模式转型。

对此，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就有关弱关系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16]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打通这两难选择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他将人际关系的强度划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并且明确指出连接两个群体间的“桥”（bridge）一定是弱关系。由于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的，其分布范围较广，所以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群体界限，从而获取并为群体带来原本不属于它们的信息与资源的桥梁。所以说弱关系通过桥的机制，在信息扩散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两个团体间信息通畅的关键，所以体现出其强大的优势，这对于网络参与和地方政府决策回应来说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我们的理论分析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即网络时代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如何有效吸纳公众意见、实现决策者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是考验各级政府的决策能力与决策智慧的大问题。

虽然政府决策行为是贯串中国政府研究领域的一个主题，但在我们所阅读的大量文献中，很难找到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解释力的概念、理论或者模型。此外，实际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网络参与背景下，许多原本可为民众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公共决策，却出现了席卷全国、影响巨大的抗议和冲突。

随着政府运作过程的“黑箱”被逐步打开，这一领域中理论贫困的状况日益凸显出来。学者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概念来解读政府微观行为和过程机制。^[17]虽然有不少关于网络参与和政府回应关系方面的研究^[18]，但是这些理论观点大多着眼于两者间关系的规范层面，对于解释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缺乏直接的实证价值。比如一些通论性研究中，如李大芳等提出了公众网络参与与政府回应演化博弈^[19]，朱丽峰提出了构建政府与网民良性互动机制的构想^[20]，但大多数情况下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力源泉。^[21]此外，有关网络参与和政府回应方式的研究中，不论是特定领域政府决策对网络参与的一般回应方式^[22]或模式^[23]，还是区分出政府主导性双向模式和公民主导性双向模式这两种模式^[24]，都不足以解释网络参与下地方政府的实际回应模式，如果只引入大而化之的抽象概念或理论比喻泛泛而谈，就缺乏足够的分析力度。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中有关网络参与背景下政府回应过程和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探讨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环境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回应有何形态特征、作用机理和回应效果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解释这些不同的、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图景呢？

鉴于此一系列有待回答的问题，本书从有关参与和回应互动的视角，提出一个有关中国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典型模式的理论框架，据此解读中国地方政府主要治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政府回应行为类型。我们将采取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根据新的经验材料来分析，着重推进如下几点：一是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环境下，地方政府决策回应的主要过程是怎样的？二是地方政府决策回应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网民间互动的主要模式是什么？有何形态特征和作用机理？三是为何会形成这种地方政府回应模式？回应效果如何？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描绘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基本图景并试图建构解释模型，以此在理论层面深化现有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研究和中国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研究，并在经验层面回应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推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