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争论的时代境遇

第二国际思想家统指第二国际时期为无产阶级政党活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做出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他们因同马克思恩格斯有密切交往，并受其思想影响而成为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事业的后继者和其思想的传承人。第二国际思想家阵营由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而逐渐分化解体。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第二国际组织基本解散。第二国际思想家生活与实践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巨大转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同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生活的时代有着明显差异。第二国际思想家阵营人物众多，其代表性人物有保尔·拉法格、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弗兰茨·梅林、爱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茨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德米特里·布拉戈耶夫、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奥托·鲍威尔等（表一）。

表一：

续表

一 金融资本快速崛起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扬弃已有学术成果，结合时代特点所进行的思想创造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书斋”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归根结底是实践的产物，是对时代特点的准确把握并对时代课题的有效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把理论研究当作书斋里的学问，总是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努力回答实践不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2]马克思、列宁都曾严厉批评过“书斋”式“虔信者”和“分类学家”，无视活生生的实践，躲在“书斋”里进行苦思冥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第二国际思想家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在经济方面，其突出表现就是金融资本获得快速发展，它与产业资本相融合，跨国企业集团雨后春笋般涌现。

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1870—1914年是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程度最深刻的时期。[3]金融资本市场在20世纪初比后来任何时候的一体化程度都要高。以英国为例，在1914年前的10年时间里，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在国内投资大体相当，大量资本流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新兴国家。金融资本的兴起大大激活了产业资本，使两者有机融合，并带动了产业资本的发展与对外扩张。与产业相连接的劳动市场空前繁荣，劳动力输出与流动频繁。金融资本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插上了新的腾飞的翅膀，卡特尔和托拉斯成为股份制企业的最高形式。美国、德国等成为后起之秀，追赶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资本、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是同一语。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资本主义经济遭到撕裂，但第二国际时期的金融资本的发展为长久的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建立在金融资本经济上的卡特尔和托拉斯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的范畴，希望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消除经济危机，这“是再错误不过的想法了”[4]。两次世界大战是最好的明证。但它毕竟是资本家之间的更高级意义上的竞争，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性，将经济风险和危机向国外转嫁，使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要把握资本主义本质与发展趋势，就不得不深入研究金融资本这一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卡特尔和托拉斯这一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以希法亭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思想家关注并研究金融资本，其代表作《金融资本》成为试图深刻揭示这一新的经济现象本质的经典著作。

二 民主政治极大发展

“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5]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生变化时，政治必然也随之发生相应变革。参与式民主获得较大发展，这是资本主义进入和平时代在政治上的最鲜明特征。

从微观上说，股份制企业，无论其规模扩展到多大、内涵式发展有多丰富，从管理机制来说，参与式民主无疑是它最有效的形式。究其秘诀，股份制让工人参股分红，并使其承担责任，将工人的权益与其责任相联系，尽管两者并不对等，但这一组织形式毕竟把工人的命运同企业的命运牢牢齿扣起来。资本家以微小的经济利益换取了工人最大限度的信任感，以这种参与式民主管理方式，获取工人一种普遍的一体化认同感。资本家偏狭的自私自利和对工人剥削的真实事实，被民主的意识形态十分巧妙地遮蔽了。仿佛资本家和工人是“好兄弟”“好姊妹”，有责共担、有利共享。工人劳动的主动性增强，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被激发出来，用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工资制相比，参股分红对工人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工人与资本家对立与对抗的意识形态瓦解了，工人阶级意识崩溃了。

从宏观上说，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普选制和议会民主在程序设计与操作上更加完备。人权是近代资产阶级强大的政治诉求。“自由、平等、博爱”凝聚着各阶层为构建资本主义美好世界而奋斗的共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工具理性制度贯穿于其中，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变革与完善，进而保持资本主义社会前行的活力。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6]马克思只是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视角，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结论，马克思不仅没有否定，反而十分肯定资本主义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能力。到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自我调节能力达到了新的高度。1896年，法国社会主义者通过议会选举掌控多个地市政府。在此情形下，1000多名社会主义者在圣芒德举行宴会，会间，宴会的组织者米勒兰[7]发表了“圣芒德纲领”演说。这一纲领为米勒兰入阁提供了理论支持。其时，法国正处于社会矛盾激化的危机境地，为了应对这种危机，统治集团于1899年6月由瓦尔德克·卢梭出面组成内阁。基于“圣芒德纲领”及米勒兰在工人中的影响力，于1899年7月在卢梭的邀请下，米勒兰未经社会党同意，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并出任工商业部长。这一事件史称“米勒兰事件”,“米勒兰事件”是第二国际时期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事件，标志着普选民主已经从基层生活层面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层面。

由上可见，民主已覆盖全社会：上到国家政治生活，下至企业组织，民主既成为现代治理形式，同时也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工人的阶级意识被民主的意识形态所逐渐消解。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重新呼唤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态就不足为怪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大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思想体系，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民主企业组织形式和“米勒兰事件”引发第二国际思想家重新审视以下问题：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究竟应当在多大意义上理解民主、利用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历史意义是什么？

三 中产阶级集聚壮大

马克思关于主张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的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从而获取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笔下，工人阶级经济地位低下，生活贫困，劳动条件恶劣。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到第二国际时期，尽管工人阶级的受雇用地位的本质没有变，但是，资本家通过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相融合使得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水平第一次发生了巨大变化。与第一次浪潮——农业生产相比，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改变，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及美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社会领域产生了革命性变革。乡村的崩溃与大城市的成长、企业的摩天办公大楼、生产的标准化与管理的精细化、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分化等共同编织了一幅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变图景。到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进入最后关头，从20世纪60年代前后起，资本主义迎来了第三次浪潮——电子时代。以白领为标志的中产阶级崛起，既是产业革命及企业组织运行的结果，也是民主式改革的结果。中产阶级是20世纪公认的最值得研究的社会科学课题。

从产业革命自身的规律来说，尽管英、法、德、美等国家工业化进程在时间表上略显差异，但总体说来，到19世纪末期，公司规模日渐庞大，农业人口比例日益下降，生产中的经营等级开始分化。以英国为例，在运输业工作的员工共约1171990人，至少有3/4的人数从属于大企业。从1882年到1907年，德国从职于大中企业人员数的比例有赶超从职于小企业人员数。[8]到20世纪，这一状况加速变化。工业革命摧毁了乡村，大量农业人口流入工业，由于文化水平和素质条件限制，他们绝大多数成了蓝领工人，其中有少量的农场主演变为新式中产阶级，成为现代农业带头人。工业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交通、通信和贸易等领域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就业人口较多。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全球化是同步过程。与此相适应，它催生了一批新型职业——管理、服务、技术等职业，成为现代职业中的新现象。美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从1870年到1940年，生产领域工人比例大大下降，而服务等领域员工比例大为上升（表二）。[9]

表二：

医生、教师、律师、科技人员、企业主、经理等统称为“白领”，这些白领就是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中产阶级。他们工作的地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车间，而是办公室、办公大楼。工作环境变得舒适，工作方式也开始转向公开化、智能化、自动化。经济收入就达到每月3000—4000美元。他们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困苦、肮脏、疾病、受压迫、遭诽谤的工人境遇完全不同。[10]从民主政治改革视角看，垄断资本主义让渡经济利益给工人，资本家以经济收买的方法培植工人贵族阶层。这些贵族阶层在思想上逐渐转变为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越发走向工人阶级利益的反面，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为资本家辩护，从而越发丧失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这充分表明，在时代变化面前，资产阶级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特点，进行一系列与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管理、政治等方面的调整，以此综合利用经济的和政治民主的手段瓦解与分化工人阶级。

综上所述，只有把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争论置于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些理论争论的实质。同时，第二国际思想家关于时代问题本身的关注与思考，实际就是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相互关系上的不同态度。总体上，第二国际思想家都关注到时代的新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境遇下，讨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命题。普列汉诺夫对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作了较长时间的研究，指出垄断性是工业发展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后果；拉法格对托拉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社会和政治等影响作了深刻分析；拉布里奥拉则认为，资本主义“新时代正在开始，正在兴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时代正从现时代脱颖而出，并由于后者固有的内在结构而向前发展着。因此，这个新时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地，即使今后可能不断发生今天还无法预见的种种变迁”[11]。考茨基也认识到了托拉斯给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带来的变革，并提出了“超帝国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然而，正是由于第二国际思想家对新时代变革的理解存在差异甚至对可能性变革的程度认识存在误差，从而导致其阵营在政治立场上的分裂，少数则最终完全堕落为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