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争论的四大命题

着眼于对现实新时代课题的设问与解答，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面对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巨大变化，第二国际思想家必然就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提出新的历史任务。第二国际思想家试图在阐释与传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条件下，对实践课题进行新思考并提出各自的见解。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论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种尝试：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是自发的还是必须从外“灌输”；社会民主党必须坚持对工会的领导权还是工会是独立的组织；革命手段运用民主手段还是暴力手段；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保护谁更突出；帝国主义走向超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此等等。以上所有这些理论争论可归结为以下四大命题，这四大命题归根结底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的诠释

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本质内涵，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从学科上看，关涉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学说都是从整体性意义上进行阐发的，他们并没有从主观上有意识地将其学说划分为若干学科，并分别加以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和理论争鸣的需要，对其理论阐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始终是贯通的。因此，从各个不同学科上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体系，只是运用分析法从细节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各个侧面而已。只有将分析法与综合法相结合，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视角，才能更加接近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认识，才能“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所谓“一千个读者就能读出一千个马克思”的观点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否认正确揭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可以随意玩弄的思想玩物。把握本质而不纠结枝节之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精神实质，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诠释方式，也是第二国际思想家的诠释方式。

恩格斯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权威的诠释者。尽管恩格斯自诩为“第二小提琴手”，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是伟大思想的共谋者。恩格斯诠释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根据理论斗争与工人运动的实践需要，由被动应战变为主动阐发他们的见解，例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由被动地同杜林的思想论争转化为正面阐发对那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12]恩格斯的晚年书信亦是如此。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诠释的针对性、正面性、全面性的特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全过程。第二国际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如果说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进入和平时代是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争论的实践背景的话，那么“经济决定论”和“青年派”思潮就是这一争论的最直接的学术背景。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曾对这些思潮作过理论批判，然而，其影响并未能在短时间内消除。“经济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保尔·巴尔特[13]，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将经济的基础作用的观点归结为工艺过程和技术的发展。巴尔特在《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中指出，把马克思的理论直接理解为经济观点或者“技术经济历史观”，这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其实质就是物质进化论，社会的变革一定是经济、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因而无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便可以直达社会主义社会。巴尔特等人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简单等同于“社会静力学”“机械论”，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就是遮蔽甚至否定思想的能动作用，把思想看作消极被动的东西。巴尔特等人指出，马克思算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说算是社会学，而不是世界观。“青年派”思潮则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其成员主要是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和青年文学派，其代表性人物为保尔·恩斯特[14]。恩斯特等人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所理解的历史具有自发性，而其中的人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玩弄的“棋子”、历史必然性的奴隶，经济成为唯一性的决定历史的东西。“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当作现成的公式和套语，像贴标签一样到处乱贴。“经济决定论”和“青年派”虽然在具体思想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片面强调理论的局部，既不能从整体上解读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正确理解各个理论部分的相互关系。针对上述思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消极影响，恩格斯晚年在给康·施米特[15]等人的书信中，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坚持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从而将唯物史观与历史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决定论划清了界限[16]。到了第二国际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倾向仍然没有被根本消除。因此，进一步深入诠释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群众，成为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总体上看，第二国际思想家集中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就个别思想家而言，其侧重点略显差异。可以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内容及其本质的研究与争论，是第二国际思想家理论争论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拉法格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及《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麦·阿德勒撰写的《唯物史观读本》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历史唯物主义。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任何实践都是处于一定社会中的人的实践，这是人类社会最显著的根本属性。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关系，即“精神武器”同“物质武器”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7]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原初上讲，它是少数精英分子根据社会现实的思想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创立从本质上讲，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现实的结果，他们既有超人的思想智慧，又有不平凡的社会实践洞察力；既是伟大的理论家，又是卓越的社会实践者。他们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出发，着眼于人类共同的解放事业，深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目标。然而，马克思主义生命活的源泉归根结底在于人民群众及其实践。只有将“头脑”和“心脏”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是合一关系，前者只有掌握后者，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才能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后者只有掌握前者，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力量才能发挥出来。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从个别“幽灵”发展为公开的有影响、有势力的革命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的成立，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又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点，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扩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纷纷建立。在这一形势下，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转变其策略，由公开与马克思主义为敌，转变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名传播错误思想。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群众，尤其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重大转型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艰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通过宣传、教育和学习，使人民群众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而转化为一种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人民群众的理论与实践、思想和行动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代化、民族化是相互联系的，其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前提与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主体，但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和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诞生时，往往是少数精英分子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起着示范、宣传与发动、组织和指挥作用，广大人民群众是受动对象，随着大众化过程的深入和实际效果的发挥，人民群众的受动地位将转化为主动地位，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第二国际思想家阵营是一支理论水平较高、革命经验丰富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队伍。除上述提到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外，编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基础性工作。1882年，普列汉诺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并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兴地为这个新俄文版写了序言。拉法格在巴黎公社革命挫败后流亡西班牙，努力促使《哲学的贫困》在西班牙翻译出版。考茨基于1884年同伯恩施坦一起，把《哲学的贫困》由法文译为德文。1902年，梅林出版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这些著作主要包括他们发表在《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德法报》上的文章，以及《神圣家族》这样的重要著作。他们还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普及版本，并加上注解，如考茨基于1914年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普及本，普列汉诺夫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加注释，梅林为自己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加导言、注释。除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等，都及时得到了广泛传播，为党员和群众所了解。第二国际思想家在特定的主观和客观环境下，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精神。梅林经过25年时间收集资料写成的《马克思传》，生动再现了马克思生平及其基本思想，在所有同类传记著作中，至今它还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卢森堡的《国民经济学入门论》及《资本积累论》比较好地诠释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布拉戈耶夫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我国有没有基础？》是保加利亚第一本由本国人写成的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书。[18]从过程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至少可以包括两个环节：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环节，即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第二国际思想家在第一个环节的积极作为明显大于第二个环节。

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指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相结合，其实质就是认识时代特征，发现社会新矛盾，揭示社会本质，预设历史未来发展趋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以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为根本，划分时代的性质，提出时代的主题和任务。马克思关于“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五个大的时代的划分，“三个社会形态”理论是从生产方式与人的发展的相关性视角对时代的把握。实际上，两者是一致的。每个大时代里还可以细分为若干个特征、主题、目标不同的小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要看到大时代的“不变”的历史趋势，又要看到小时代的阶段性的“变”的发展态势，正确处理好大时代与小时代的关系，密切关注小时代的阶段性特征与任务的转换。第二国际时期，尽管资本主义仍处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大时代，但就小时代特征来看，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具体说来，在经济上，以电力革命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带来新的变革，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过渡，经济跨国发展，金融资本兴起，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形成更为强大的竞争能力，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其基本形式为辛迪加、托拉斯。企业组织形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实行民主化管理，工人参股分红。在政治生活上，大力发展议会民主，工人参与议会，共商民主政治生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在形式上实现了工人与资本家以及企业管理层的平等化。在社会领域，中产阶层开始涌现，他们的劳动环境舒适，劳动条件改善，生活较为富裕，闲暇时间增多，文化教育水平提高。资本主义格局得到调整，在新一轮角逐中，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先地位被美国、德国等新兴国家所取代。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一方面，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带来极大活力，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商品丰富，世界历史进程快速推进，不仅推进了经济、技术的全球化，而且推进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制造繁荣的同时，也在制造着荒谬。资本主义矛盾性特征十分明朗而突出，在阶级关系上，“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无产阶级处于极其悲惨的受雇佣、受奴役地位。继1848年欧洲革命后，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尝试，1905年，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几次有影响的革命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换，无产阶级革命主题不再凸显。

第二国际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做出了回应。伯恩施坦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等新变化，提出要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得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集大成。在说明该书的写作目的时，伯恩施坦坦言，自己“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主张”，其用意就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20]。在哲学上，伯恩施坦用“新康德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取代唯物辩证法和主张折中主义的多因素决定论，”[21]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而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在政治经济学上，否定劳动价值论，混淆其与边际效用价值的本质差别，否定剩余价值的科学性，对资本积累向资本集聚、自由竞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表示不认可。在社会主义学说上，否定阶级斗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看不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受雇佣、受奴役的地位，仅从财产数量的多少来划分社会等级，以此抹杀阶级差别，反对诉之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用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总之，伯恩施坦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新变化，然而他仅仅停留于社会表象，没能触及社会本质。究其原因，一方面，他没有抓住唯物辩证法，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从而把握不了资本主义前行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伯恩施坦政治立场不坚定，在恩格斯逝世后，他思想懈怠，放松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之际，迷失方向，堕落为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不仅没有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反而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从而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断送了社会主义的前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面对社会快速转型的十字路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性的“错位”结合，以及“过度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伎俩，赢得了“短视”或“近视”的人们的喝彩。

为了遏制和消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不良影响，党内开展了较为持久而广泛的讨伐。卢森堡、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倍倍尔等都不同程度地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由于个人情感及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危害性的认识不足，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犹豫不决，但随着第二国际思想家声讨的升级，他也参与批判的行列。第二国际思想家从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针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错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特点，开展了有益的理论斗争，其鲜明的特点就是抓住表现时代特征的根本点——经济特点。卢森堡详细研究了资本积累，撰写了《资本积累论》，试图从经济上揭示帝国主义本质。卢森堡进一步分析了剩余价值论的重要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解体，并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一把钥匙。拉法格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专题研究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他运用统计数据分析法，全面阐述了托拉斯的产生、影响及其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法国学者克洛德·维拉尔对这部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算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前的具有独创性的论文。”[22]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以金融为轴心，把金融资本视为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标志，他把这一时代的资本主义称为金融时代的资本主义，指出：“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专政。”[23]它成为列宁研究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角度看，第二国际思想家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方法论是基本正确的。

四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时化代是就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政治等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考量、追问。而人类社会总是由特定的各国家、各民族构成的世界体系作为其空间上的构架。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国家化（如中国化）、民族化紧密联系。国家本质上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政治范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国家，其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不同，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时期需要认识和解决的时代课题也必然不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同国家化有一定的联系，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往往是由以一个或两个民族为主体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的问题必然是国家的问题，反之亦然。但两者又有区别。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24]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化的观点，无疑是不准确的。如前所述，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的本质在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25]，它是维护经济、文化、社会等利益的工具。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既要维护无产阶级整体利益，排除敌对阶级的任何威胁和掠夺，而且还要善于协调无产阶级自身内部的利益格局。而民族则是一个历史范畴，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心理，是区分不同民族特点的最重要的历史传承标志。各个民族既有共性的历史发展任务，又表现出个性的风俗、文化、心理等特点。从外延上看，民族范畴比国家范畴大，凝聚在同一面国旗下的各民族是矛盾的同一体。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要促进民族的整体性和个别性的结合，既要解决时代性的事关全局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又要尊重各民族的历史，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着眼于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与少数民族的进步的关系。从语言转换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用民族语言和语境展示马克思主义活力。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协调各民族的利益，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逐步形成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民族的命运总是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民族的利益也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得到保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国家化是相融相通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民族化问题。他们既关注欧洲经济和革命的整体形势，又关注英、德、法、美等各个国家的具体民族条件，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工人阶级与各民族的命运。在他们看来，民族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攸关，而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立。所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疾呼：资本主义生产必须不断增长和扩大，否则“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26]而这一切都将加剧资本主义的竞争，从而加剧工人阶级的贫苦，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革命。美国经济的崛起拉平了同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距离，很快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民族革命自然成为恩格斯关注的焦点，他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以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必须学习英语，”[27]只有这样，美国工人阶级政党才能既学习和吸收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又可以从美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实现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转换，美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就会有积极性作为，引领工人运动。到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显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焦点集中于民族自治问题的讨论，从而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东移，俄国日渐成为世界革命中心，如何认识和解决俄国民族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入口。考茨基、卢森堡均割裂民族自治同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主张放弃民族自决权，取消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成为或变相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列宁正确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把无产阶级革命同争取民族自决紧密结合起来。第二国际思想家关于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践进程奠定了基础。[28]在同修正主义斗争中，列宁深刻地揭示了俄国复杂的民族矛盾，把握了俄国革命特点和规律，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国家化（俄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阶段——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