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性质的讨论
太平天国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爆发的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巨大的农民战争之一，又是一次带有新的时代特点，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区别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明显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不断掀起高潮，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也有拔高的现象，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拔高现象更为明显，这样在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中就出现了违背历史事实的现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逐渐纠正了太平天国研究中不正确地拔高太平天国的不良学风。同时，太平天国的研究，也逐渐走向退潮。这本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
20世纪80年代末，又出现了极力贬低太平天国的情况。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卷，把太平天国贬为“神权政治”，认为这种“神权政治”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认为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中国将会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曾国藩率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代，是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东安研究员曾著文反驳。[4]近年来，否定太平天国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声音又有升高。200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潘旭澜著《太平杂说》，2001年史式发表的《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这一书一文是一个标志。《太平杂说》指斥洪秀全是“暴君”、“邪教主”，认为洪秀全“披着基督教外衣，打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5]。还说洪秀全“为了当天王而造反，他的邪说和暴政，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劫难，就应当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邪教主和暴君”[6]。史式则拿当今评价“邪教”的标准与太平天国相比附，认为“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7]。这是拿现实政治中某些现象与历史上类似的现象相比附的结果，而这种比附是不恰当的。把太平天国看作邪教，正是太平天国的敌手当时的看法。奉曾国藩之命编纂的《贼情汇纂》就说：“从来叛逆多借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8]
对于这种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见解，学术界许多人发表了不同意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太平天国历史学会会长方之光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方之光认为，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史实与史观结合的大历史范畴，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还指出：对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的，究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是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起义和革命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批判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作者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所奉行的天道观与封建皇帝的天道观是对立的。清王朝和曾国藩等的天道观，是要保卫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天道观是要打破维护帝制的纲常名教，实行“天下为公”的“公平正直之世”。作者认为，否定太平天国，为曾国藩翻案，实质上就是为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清朝统治者翻案。[9]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春涛在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以八章篇幅研究了太平天国上帝教的兴起、传播及其陨落后，又以一章（最后一章结束语）篇幅回应了有关太平天国“邪教”的见解，他的结束语题名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正》。作者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有关“邪教”定义的渊源，认为宗教上的正邪之争自古有之，大约在唐宋时期便形成“邪教”概念，“邪教”成为官方贬斥民间宗教的代名词。民间宗教所以被指斥为“邪教”，主要有宗教与政治两方面的因素，而以政治因素为主。历代封建王朝将民间宗教视为“邪教”，纯粹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需要。民间宗教是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本质上反映了封建时代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封建暴政是酝酿民间宗教的温床，民间宗教的兴起又是对封建暴政的无声的抗议和挑战。夏春涛认为，尽管民间宗教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带有与生俱来的封建色彩，无力或无法最终超越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但它反抗封建暴政斗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对于历史上民间教门反社会、反政府的行为，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做出具体分析。民间宗教也是一种宗教，它与传统宗教并无所谓正与邪之分。这与当今冒着宗教名义建立的祸国殃民的非法组织是不同的。[10]至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夏春涛认为，它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宗教组织，这种组织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特点。与基督教相比，上帝教具有鲜明的形而下色彩，它从属于世俗的政治斗争，是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主旨并不是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灵魂不朽，或实现无区分的人类博爱，而是以斩邪留正、营建人间天堂为己任。太平天国政权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也不可相提并论。洪秀全所代表的太平天国与曾国藩所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绝不是什么神权与人权之争，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殊死决战。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前景，无疑是封建社会里农民所能萌发的最为美好的公平社会。[11]实际上，太平天国所要破坏的是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公平正直的新社会。这与所谓反社会、反人类是根本不同的。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忽略了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