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进展

学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现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是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早期对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以增强西部地区造血功能为核心，以对策研究居多，理论探讨较少。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理论成果开始出现。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举行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在总结前10年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上部署了新10年西部大开发工作，强调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12]。西部自我发展能力构建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中不断发展。

（1）多学科探索的成果不断增多。在早期以经济发展理论和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为指导，王绍光、胡鞍钢^[13]；王梦奎^[14]、李善同^[15]；胡鞍钢^[16]；陈栋生^[17]；王洛林、魏后凯^[18]；高新才^[19]；江世银^[20]；林勇^[21]；陈健生^[22]；姜安印^[23]；孙根紧^[24]等开展了众多西部大开发对策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从经济哲学^[25]、进化经济学^[26]、增长经济学^[27]、民族学^[28][29]、地理学^[30]等不同学科研究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论成果。

（2）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不断丰富。最早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被定义为“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在任何灾害的情况下能保持自治、自理、自强的能力”^[31]。受当时我国重点突出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影响，这时期的概念主要突出西部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要素发挥。从增强西部地区造血功能出发，强调西部地区的自力更生，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界定为自力更生的能力^[32]，同时也强调外力的作用。有观点认为自我发展能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具备的凝聚、整合和产出能力。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或造血功能，不排斥外部力量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外部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33]。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学界将越来越多的影响因素纳入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与内涵之中。结合社会发展，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源于自我本体的，与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内部推动力^[34]；结合少数民族文化，认为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适应能力”，“是一种内源式发展能力”^[35]。从民族学视角来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反映一个区域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区域将完成它所期望的功能和实现某种更好结果的程度与可能性^[36]。我国确立主体功能区后，西部地区的发展存在空间管制与空间约束，西部很多地区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自然生态环境约束，因而形成了从经济、自然、生态和社会综合发展视角的概念与内涵界定，有的将自我发展能力等同于可持续发展能力，认为自我发展能力的高低主要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来体现^[37]；有的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38]，是在区域功能给定的前提下，不同区域单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的集合^[39]。有学者从创新视角界定西部自我发展能力，认为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是以西部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40]；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构建过程是资本积累过程，实质是增强创新力的过程，通过实物资本积累实现产业创新能力提升，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力培育，通过社会资本积累实现组织创新力的培育^[41]。还有学者更突出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能动性与自生性，从进化和能动视野进行界定，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定义为一种根据周围环境变化不断适应和进化的能力，结合经济变迁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机制，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划分为个体群隐性进化能力和显性进化能力，显性进化能力是自然资源环境限制下的个体群主体即个人、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进行学习和革新的能力，隐性进化能力是个体群文化进化能力，包括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良好市场秩序必需的合作精神、法治精神、市场意识以及适应市场变化的学习能力^[42]；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特定区域在区域功能给定的前提下，区域主体在社会经济实践中生成、发育、发挥和提升的能动性，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就是区域主体动员、组织、利用经济要素，充分发挥区域功能的能力^[43]。可以看出，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是动态的，体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环境影响因素。

（3）理论基础多建立在可行能力理论和系统论的基础上。很多研究受到阿玛蒂亚·森的人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权利贫困理论的影响。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能力方法”的分析框架，其核心是自由、功能和能力，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认为，无论何种贫困状态，其本质都是由权利的缺乏或者其他的条件不足所致，而其权利是指利用各种能获得的法定渠道以及所获得的可供选择的商品束的集合。“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能力体现的就是一个人过某类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一个人能力越大，他选择过某种生活的自由度就越大。人类潜能的开发以及自由的相应拓展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著名的女哲学家努斯鲍姆（Nussbaum）对森（Sen）的能力发展具体内容做了重要的补充研究，她提出了包括生存、身体健康、身体完整、判断力、创造力和思考能力、感情、实践动机，与社会建立良好关系，其他种类的能力，消遣，对个人环境的控制能力等十项人类能力，并把它们区分为基本能力、内在能力和组合能力三个部分^[44]。在人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权利贫困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以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论证了西部生存方式变革与自我发展能力的关系，强调加强以生存方式变革为平台的人的能力建设来提高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45]；从经济权利禀赋视角研究经济权利禀赋对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46]，构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体系^[47]，认为区域经济权利提升是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具体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资本权利、人力资本权利、制度变迁权利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合理的交换权利体系^[48]，一个区域经济权利禀赋的改善提高，能够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增强资本积累能力，并最终促进包括集聚经济要素能力、提升人力资本能力、加快科技进步能力、吸引制度变迁能力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49]。

我国确立了主体功能区后，空间约束和空间管制在西部开发中显现出来，许多研究将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结合起来探讨西部自我发展能力构建问题。认为应该从经济、自然生态和社会发展来衡量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自然环境束缚下的人的发展能力、社会资本约束下的人的发展能力和基于个人权利约束下的人的发展能力；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导向，区域社会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区域经济集聚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有力保障，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自然资源、社会、人力和经济四个子系统^[50][51]；在国家对空间价值和空间管制的前提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利用本区域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有价值活动而实现区域发展的各种组合，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包括区域经济资源的利用能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区域经济资源的创生能力（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新的原料供应地、新的市场）^[52]。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前提下，区域空间价值是区域政策制定的基础，能力是基于资源而生成，现实的能力是通过资源的组合效率体现，具有“资源—分工—能力”的内生路径和“资源—功能—分工—能力”的外生路径，要实现空间管制下的空间价值优化升级，需要国家能够提供强大的转移支付来实现再分配的利益激励，给地方赋予一定的特许权来实现空间价值取向判断的改变^[53]。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一些研究运用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认为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多维度的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包含政府自我发展能力、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家庭自我发展能力以及区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解构为家庭、企业、政府自我发展能力和区域学习与创新能力四大要素，并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数（HCI）定义为政府能力指数、企业能力指数、家庭能力指数和区域学习与创新能力指数的几何平均数^[54]。自我发展能力就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和谐、平衡、长效发展的一种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主要包括：自我经济发展能力、自我社会发展能力、自我区域组织协调能力、自我组织创新能力和生态平衡发展等能力^[55]。

基于地理学研究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成果较少^[56]，有学者基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界定为中观层面的能力，是产业能力、市场能力、空间能力和软实力四个维度耦合的复杂系统，通过构建多指标综合测算方法，测算了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武陵山片区2005年、2008年和2011年各县市的自我发展能力，探索其时空演变特征与趋势^[57]。

（4）能力构成要素不断拓展。西部开发初期，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更关注西部地区的要素聚集和技术进步。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成要素包括要素凝聚能力、资源组合能力、科技进步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科学决策能力^[58]；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包括经济能力、社会能力、生态能力、宏观调控能力^[59]；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包括自我经济发展能力、自我社会发展能力、自我区域组织协调能力、组织创新能力、生态平衡发展能力^[60]。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能力结构是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学习能力、技术能力、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61]。随着西部地区生态建设的深入和国家主体功能区的推进，能力构成要素更强调经济、生态和环境的结合。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包括区域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区域社会发展能力、经济聚集能力^[62][63]；农村贫困地自我发展能力包括农民个体自生能力、农户家庭自主发展能力、村庄整体自主发展能力^[64]；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包括区域产业发展能力、区域内部企业竞争力、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能力、区域金融服务能力、地方政府调控能力^[65]；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发展能力、党的执政能力、科学文化建设能力、生态发展能力、文化发展能力、民族宗教工作能力^[66]；以及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发展能力、经济聚集能力^[67]。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进，西部自我发展能力构成要素进一步向创新领域拓展。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包括区域经济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生能力^[68]；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包括要素聚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科技进步能力、制度创新能力、政府调控能力^[69]；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包括第一产业发展能力、第二产业发展能力、第三产业发展能力，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经济发展能力、政治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文化发展能力、生态发展能力，政府自我发展能力、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家庭自我发展能力、区域创新与学习能力^[70]；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包括个体发展能力、企业发展能力、政府发展能力和组织发展能力，个体发展能力包括资源占有能力、知识获取能力、资本积累能力、风险承受能力，企业发展能力包括融资能力、研发能力、公共关系能力、盈利能力，政府发展能力包括经济调控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环境保护能力，组织发展能力包括协调能力、监督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71]。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包含创新开发能力、要素聚集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72]。可以看出，随着对自我发展能力内涵理解的深入，能力构成要素不断拓展，包括了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

（5）研究模式多采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式进行能力评价。杨先明、梁双陆、李娅构建了一个包含配置能力、技术能力、吸收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一级指标、若干二级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73]，对后来的西部发展能力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王科构建了包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等4个子系统，33个评价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74]；杨彬构建了以个人进化能力、政府进化能力、企业进化能力和组织进化能力为一级指标，包括9个二级指标，若干三级指标的区域个体群进化能力衡量指标体系^[75]。王斌构建了包括“指数—评价领域—具体指标”三个层次，物质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五大指数，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环境承载、社会保障等15个评价领域，45个核心指标的西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76]。闫磊构建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机制开发区等四种功能性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77]；成学真、陈小林构建了包括区域产业发展能力、区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生态可持续能力、地方政府调控能力和区域金融服务能力5个子系统，19个二级指标，若干三级指标的区域发展自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78]。赵雪雁、巴建军构建了包括生产能力、经营能力、就业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交流能力5个子系统，19个衡量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79]；曹子坚构建了一个个体发展能力、企业发展能力、政府发展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为一级指标，各种能力为二级指标，27个指标为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80]；姜安印等构建了一个物质资本指数、生态资本指数、知识资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社会资本指数为一级指标，12个方面为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81]。孙根紧构建了一个包含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4个二级指标，14个三级指标和76个四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82]。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能够较好地比较各地的自我发展能力差异，又能直观找到制约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

（6）从资本积累与创新视角研究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成果不多。罗晓梅强调了制度创新，但是从经济哲学视角的定性分析，能力提升的具体路径是专业化分工和职业家园建设^[83]。王科的研究讨论了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84][85]，但未对资本积累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模式上仍然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评价能力。杨彬的研究强调了知识创新，认为外部竞争压力迫使作为区域主体的个体群不断学习外部先进技术，增加对外交流，内部社会矛盾促使个体群重新审视自我，在内部外部以及自我新旧认识的冲突与融合中实现对传统意识形态、理念、观念和习俗等的扬弃，新的意识形态、理念、观念和习俗等的产生或吸收，诱使新的制度和政策产生^[86]。虽然该研究强调了进化与创新，但研究模式仍然是构建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向焕琦发现了增强资本积累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强调经济权利禀赋的作用，认为区域物质与劳动力权利、人力资本权利和制度变迁权利的综合权利集的改善，促使资本向区域内部聚集，增强资本积累能力，最终实现区域自我发展^[87]。闫磊强调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但是将资本作为资源，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是区域资源，区域经济资源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和可贸易的自然资本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的物质基础，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的主体，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区域主体对资源的“联结”能力和匹配效率^[88]。王斌的研究已认识到物质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89]，但仍然是以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