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能力理论的基本思想
能力理论的起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意味着工人工作的专业化而且可以通过干中学增进他们的技能。因此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对产品更大的需求又会促进工厂主扩展他们的活动，进一步细分劳动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个体技能是渐进式地增强的。在斯密的研究基础上，经济学家不断拓展能力理论，其中以企业能力理论的发展最为丰富。在企业能力理论中有以下几个核心思想值得本书借鉴：
第一，能力无法完全通过市场获得，必须构建。弗兰克·奈特（Knight，Frank H）建立的企业能力理论[90]具有里程碑意义，奈特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经理的一个关键作用是通过进行判断以及发展他人进行判断的能力来应对不确定性，与企业家技能及管理技能密切相关的不只是信息和知识，而是在不确定性情境中复杂的、实质上是异质的判断和推断，因此并非所有的经济能力都能被给予一个市场价值；伊迪丝·彭罗斯将企业看作是能力的组织化结合，认为许多知识是不能被正式传授或者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不止存在于个体之中，许多能力依赖于共享的经验和企业内部的相互作用，企业是一种复杂的、能力和资源的结合[91]；尼古拉·福斯等认为“市场上没有可以评估企业家价值的方法”[92]；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对这些能力不可能进行充分的成本计算”[93]；蒂斯和皮萨诺认为，“能力的真正本质是它们不能通过市场而轻易地获得，企业家的活动不可能简单地通过进入市场以及在一夜之间将各个部分拼凑起来而使独特的组织技能马上得到复制”，“我们假定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动态能力，这种动态能力植根于运作在企业内部的高绩效的常规中，植根于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企业历史的制约，因为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诸如价值、文化和组织的经验这些软资产是不可交易的，所以这些能力一般是不能被买到的，它们必须被构建，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也可能是数十年”[94]；鲁美特和蒂斯等人（Rumelt and Teece等）认为，由于能力不能轻易地买到而是必须被构建，所以来自公司多元经营的增长机会很有可能会受到限制，而被“封闭”在企业现有的生产线上。
第二，动态能力实质上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创新力。蒂斯和皮萨诺的企业能力理论突出“动态能力”，强调战略的动态方面。“全球市场中的赢家是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能够及时作出反应，快速而灵活地进行产品创新，同时具有有效地协调和重新部署其内部及外部能力的管理能力。”“公司可以累积起一大批有价值的技术资产，但是仍然没有大量有用的能力。”“我们把竞争优势的这种源泉称之为‘动态能力’……，‘动态’这个词是指环境不断变化的特征；对产品上市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创新的步伐是加速的，未来的竞争和市场的特征是难以确定的时候，就要求企业做出确定的战略反应。‘能力’这个词强调的是根据变化的环境适当地改变、整合、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的组织技能、资源以及职能权限时战略管理的关键作用。”动态能力理论在强调市场的同时，更强调企业自身内部的资源和组织的常规增进。动态能力理论将战略重点放在企业内部知识的增长和学习上。动态能力理论把动态能力的实质看成是企业竞争力的创新力[95]。基于蒂斯（Teece）等人的研究，帕乌洛和萨伊（Pavlou and El Sawy）明确将企业的能力区分为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与功能性竞争力（functional competence）。他们将功能性竞争力定义为：企业有目的地组合资源，去完成一项工作或从事某种操作活动的能力，包括学习吸收能力、市场认知能力、协调能力和整合能力[96]。他们将企业的动态能力看成是在许多功能性竞争力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重构能力。
第三，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发展能力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欠发达国家赶超时将企业能力理论引入经济发展理论之中而逐步形成的。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成功实现技术赶超的现实，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对赶超现象进行研究，而发展能力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30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解释为什么一些经济体取得经济增长的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了，导致经济增长成功或失败的因素是什么，落后经济体有没有希望实现赶超，即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率或收入水平在国家之间趋同的趋势。赶超理论认为，一国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为其快速领先创造了一种潜能。更明确地说，从长期来看，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与其最初的生产率水平成反比。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认为，仅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为落后就具有很强的经济增长潜能是不竟合理的，而应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因其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能力上领先才会具有那样的潜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赶超只有在下列三个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的存在、适度的国家社会能力和适宜的技术，并强调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与表现形式[97]。阿布拉莫维茨详细阐述了社会能力这个概念，从经济特点方面将社会能力解释为识别和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能力，也就是吸收能力。联合国工业发展报告的报告《为赶超构建能力》也强调了能力在赶超中的发展价值和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劳尔（Lall）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是由动机和能力相互作用推动的，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动机引导着能力的使用，并且刺激了能力的扩展、更新和消失[98]。劳尔通过对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分析，认为这些国家取得不同程度的工业化成功是因为具有不同的技术能力特征，由于各国的国家条件（包括政治、经济、地理、历史、金融、文化等各个方面）不同，因此在工业发展的道路上会采取不同的政策激励，从而形成不同的能力。林毅夫强调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优先发展与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内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这个经济体的发展绩效会很差，收敛也就不会发生[99]。林毅夫将企业自生能力定义为：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有着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如果能够获得社会上广泛接受的利润率水平，那么这个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若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战略，选择转型路径，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王绍光、胡鞍钢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100]。其中，汲取能力，即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汲取财政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主要通过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映，汲取能力与调控能力（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一同构成了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指标。该研究认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双重转型中，只有依赖强大的中央财政作为保障，才能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损耗，才能推动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
第四，吸收能力是国家发展能力核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吸收能力的研究是在企业层面的吸收能力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科恩和利文索尔（Cohen and Levinthal）最早提出吸收能力的概念，把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识别知识、同化知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101]。达尔曼和纳尔逊（Dahlman and Nelson）将国家吸收能力定义为“学习和贯彻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相关实践活动的能力”[102]。在此基础上，偕思科拉和纳罗拉（Paola Cirscuolo and Rajneesh Narula）基于科恩和利文索尔的企业吸收能力模型，采用总量方法，衡量了国家层面的吸收能力，认为从厂商层面到国家层面的吸收能力不能通过简单加总国内厂商的吸收能力而得到，还必须考虑到国际技术环境和体制因素的影响[103]。随着理论的发展，吸收能力被不断扩展。FDI吸收能力是指一个国家能够有意义地利用或整合进它的经济中的FDI的最大量[104]。杨先明认为，FDI吸收能力是能力结构表现，体现为一个国际（地区）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并从中获利的能力[105]。杨建龙认为，东道国对外资吸收能力是指根据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由此决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经济管理能力，有效、合理地利用使用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吸收外国资本规模的大小能力[106]。赵果庆将FDI吸收能力分为引进能力（AC）、利用能力（UC）和扩散能力（SC），形成一个AUS分析范式，引进能力主要是在宏观角度如地区区位、市场规模、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对FDI整体的吸引能力[107]，这是从FDI资本功能上考虑对资本的吸收能力；利用能力是从中观（产业）角度如地区产业技术、重合产业配套、产业出口等方面利用FDI技术的能力，这是从FDI产业转移角度衡量产业技术的吸收能力；扩散能力主要是在微观（企业和个人）角度如地区企业关联、信息交流、知识学习等把FDI知识传播到当地各行各业的能力，这是突出FDI的知识功能和资源溢出效应。三种能力之间的匹配和协同效应是FDI吸收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潘士远、林毅夫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拥有后发优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原因是实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导致知识吸收能力低下，知识吸收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借鉴其他国家较为先进技术的能力。如果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那么知识吸收能力较强，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人均收入水平有可能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如果实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且违背的程度比较严重，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吸收能力会逐渐下降趋于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108]。
第五，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框架。联合国工业发展报告对影响工业化发展的能力做了一个框架性的分析，认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进步的能力因素有五个，分别是知识储备、开放度、金融体系、政府执政能力和政治体系。该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习惯于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知识这一潜在优势，但却忽视了一个传统政策存在的问题：利用国外知识需要具备相应的本土知识。从历史维度看，仅有几个国家获得赶超的能力，虽然它们采取不同的路径，但共同特点是具有迅速崛起的本土知识体系。该报告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发达的工业国家之间60%以上的收入差距可归因于知识储备缺口。在缩小这个缺口的过程中，领先国家技术的科学性越来越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完善，技术标准更加严格，使赶超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最低入门水平正缓慢而稳定地上升，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子系统和国内商业创新与政策/管理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面对这种挑战，政策制定者处于困境，他们缺乏设计和执行能力构建政策的计量、探索和评价方法。因为传统政策只专注于市场层面的刺激措施，这些对于挑战而言显得日益不足。正确地进行资源分配，需要构建能力，尤其在科学技术领域，需要比传统标准更高。它包括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定位，促进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而获得技术发展和企业家技能及管理技能，以及确保本国创新资源供给与需求的机构和政策。该报告参照技术标准和食品安全测试方法系统，提出了一个能力构建的政策分析框架和评估指南。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有效的技术基础设施的创建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机构支持私人企业的努力。大学与工业之间建立一种有效联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针对新出现的地区工业技术或专业部门的教育课程与活动的响应程度。这需要建立高等教育机构、技术和职业培训、科研单位、专业协会和产业之间的有效网络。
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国外对发展能力的研究集中在演化经济理论中，增长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能力理论，这也是本项研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