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资本积累与创新力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地论述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创新理论，根据熊彼特基于创新的经济周期理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系。“创新是一个内生因素，经济发展也不过是经济体系自身内部具有的创造性所导致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类似于生物学上的突变理论，即不断从体系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并创造新的结构的‘产业突变’构成了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140]由此可看出，“产业突变”是创造性破坏的精髓。

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理论被索罗^[141]等人进一步阐释、发挥和发展，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142]，形成了创新经济学。熊彼特明确指出了五种创新：（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后人将其归纳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在当前新科技革命与全球产业变革深度发展时期，创新经济学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

已有学者对创新力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形成通识性的定义，但对本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美国学者吉尔福特认为，“创新力是指创新主体的种种基本能力的组织方式”^[143]，它是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压力和市场机会时，实际表现出来的适时地对内外经营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以产生价值追加的能力。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企业的创新力，尤其是产品创新力。胡大立^[144]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三层含义：（1）实际表现出来的能力；（2）实现价值追加的能力；（3）经营要素的重新组合。王成慧、彭星闾从熊彼特和彼得·德鲁克关于创新的观点延伸出创新力的定义，所谓“创新力”就是企业在市场中将企业要素资源条件进行有效的内在变革，从而提高其内在素质、驱动企业获得更多的与其他竞争企业的差异性的能力，这种差异性最终表现为企业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竞争优势^[145]。从前人研究的定义可以看出，创新力实质上是一种能力，我们将以上从企业层面定义的创新力延伸到地区经济层面，创新力就是地区经济主体根据区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适时进行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开发出适应区内外市场需求的技术、产品、产业和组织保障，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这种竞争优势不是仅依靠外部援助或外部支持实现的，是依靠自我变革实现的，是长期可持续的，是动态的。因此，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是创新力。既然是力，其强弱和程度就是可以衡量的。一个地区创新力的强弱能够反映该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强弱。本研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出发，将经济系统中的创新力划分为技术创新力、产业创新力和组织创新力。

技术创新力是指微观市场主体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未来市场需求研发新技术、储备新技术和转化新技术的能力强弱和程度。目前我国将技术创新分为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模式。科学是技术之源，技术创新建立在科学发现基础之上。按照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微观主体的技术能力的演化和技术创新模式的升级，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重要特征。技术能力按照演化维度可分为技术仿制、创造性模仿和自主创新三个阶段，技术创新模式决定于技术能力，要与之相适应才能取得最佳的创新效益，按照技术创新的自主程度从低到高可分为简单仿制、模仿创新以及自主创新三种层次。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质上是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模式匹配关系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随着技术创新在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技术研发成为专门的经济活动，在研发投入确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成为影响一个地区技术创新力的决定性因素。一系列实证研究证明这一点，人力资本水平是决定我国落后地区模仿能力的重要因素^[146]；人力资本、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提升了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经济增长^[147]；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较大差异，导致地区的技术进步差异和技术效率差异^[148]；各地经济增长是由技术模仿还是由技术创新推动，取决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149]；人力资本是地区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约束条件，落后地区通过选择与自身人力资本结构相符的技术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50]。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赶超，人力资本存量、质量、结构都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

产业创新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改造旧产业和培育新产业的能力强弱和实现程度。技术是产业之源，而产业创新主要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之上。技术创新可能带来但未必带来产业创新，产业创新可能需要但未必需要技术创新。因此，可以将产业创新分为新产业培育和旧产业的升级改造，其实现形式都可以通过新产品体现出来，所以新产品及其市场实现程度是衡量产业创新力的重要指标。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了创新和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资本积累和创新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资本积累过程中也蕴含了巨大的技术进步^[151]。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就反映了实物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52]。所以强调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否认科技进步的作用，实物资本投资是产业创新的基本投入，是通过新增投资促进新技术的扩散和新产品的开发。资本的逐利行为是研发新产品和产业升级的前提^[153]。技术创新所形成的专利、发明和新型适用设计等成果，都要通过实物资本投资才能促进其转化，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对于后发国家或地区而言，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由贸易和技术引进为主，主要通过引进技术，加速自己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第二阶段，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并重，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第三阶段，以技术的自主开发为主，面对的是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国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占领产业制高点，获得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将动态的比较优势与静态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宏观平衡与微观效率，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后发地区，如中国的后发地区正在通过各类高新技术园区和开发区来完成该地区的技术赶超，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技术、人才、产业等的集聚来孵化高新企业和高新技术。

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新产业的市场实现，离不开相适应的制度环境。组织创新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的基本保障。本研究的组织创新力是指一个地区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和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适时进行自我调整、进化、转型、优化的能力，也称为自组织能力。组织创新力是组织在市场中将组织要素资源进行有效的内在变革，从而提高其内在素质，驱动组织获得更多的与其他竞争组织的差异性的能力，这种差异性最终表现为组织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竞争优势。组织如果不能不断地创新，其拥有的相对优势和竞争力就会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复制而丧失^[154]。美国通用公司（GE） 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曾指出：未来的组织唯有发展出一套喜爱变革，而非惧怕变革的文化，才能成为英雄或赢家^[155]。一些成果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活动都纳入组织创新的内涵之中，认为组织通过这些创新活动，使组织内部资源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较以前更强的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形成了组织在质的方面提高。而本研究则是将组织创新视为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有显著区别的创新形式，它包含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中介组织的创新行为。

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诺斯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制度变迁，首次提出了“制度创新”概念。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制度创新是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变革^[156]。制度会被创新的动力是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只有通过人为的、主动的变革现存制度中的阻碍因素，才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制度创新是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包括新的思想） 产生并发生作用的过程^[157]。

管理创新是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以达到企业目标和责任的全过程式管理，也可以是新的具体资源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158]。就是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管理系统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创新活动。提出一种新经营思路并加以有效实施，创设一个新的组织机构并使之有效运转，提出一个全新的管理方法，设计一种新的管理模式，进行一项制度创新，都是管理创新形式。所有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中介组织都必须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中不断改造自己，用新的更有效的方式方法来整合组织资源，以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

无论是政府组织、企业组织还是中介组织，都是由社会人组成。组织受社会人的行为影响，制度、规则、风俗、道德伦理规范、宗教信仰、信任、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人的行为对组织都有影响，决定着组织的演变方式和方向。社会资本理论将以上各种社会人的行为纳入研究范畴，提出了宏观层社会资本、中观层社会资本和微观层社会资本的理论构建。因此，本研究综合了组织创新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提出了社会资本投资与积累影响组织创新力，进而影响后发国家或后发地区赶超的思想。普特南（Putnam）研究了南、北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绩效后发现，社会资本的不同导致了两者的差别^[159]。意大利南北人均收入差距与社会结构差距相对应，北部普遍为水平结构，南部则为层级结构，人均收入差异与公民团体的发展程度、市民的参与性以及政府效率差异紧密相关，社会资本就是在合作中产生的信任、认同和服从，这是社会合作的基础，而信任、认同和服从又需要共同的社会规范^[160]。迪帕·纳拉扬与兰特·普里切凯特^[161]通过调查坦桑尼亚乡村的社会资本指出，乡村社会资本的增长会引起这个乡村全部家庭收入增加大约20%。

对于技术创新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的关系，国内学者林世昌^[162]把核心发展能力看成由高新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的组织管理能力两个部分组成。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力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以及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来衡量的话，经济发展就不仅仅是GDP 的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技术和组织两个方面的根本转变才显得更为紧要。他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能力构成的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禀赋丰度、经济技术实力等硬要素投资及其增长速度，而且包括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软要素的系统建设和有效提升。他提出了描述发展能力的公式：发展能力=硬要素投资×软要素投资贡献率=（消费+资源环境+净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科技进步贡献率+组织管理进步贡献率）。

从一国内部区域看，决定区域均衡水平的关键因素是软要素投资贡献率。软要素投资贡献率由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组织管理进步贡献率组成，由于在同一国家内部科技进步贡献率差异不明显，组织管理的创新力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他提出，区域的核心发展能力建设的重点是三个转变：一是投资的重心从硬要素投资向软要素投资转变；二是提高效率的重心从提高硬要素投资贡献率向提高软要素投资贡献率转变；三是提高质量的重心从提高软要素投资的量贡献率向提高软要素投资质的贡献率转变，并以软要素投资贡献率提高促进硬要素投资贡献率的提高。因此，在短时间内高新科技由于投资额度较大且市场化周期较长，在短时期内无法发挥推动自我发展能力的作用，组织管理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组织管理能力是由组织内部的社会关系决定，组织内社会关系又受到社会资本影响，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成为提升组织管理创新力的重要途径。

创新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量源泉。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其核心是促进创新机构间的互动和联系，表现为对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贡献能力。区域创新能力的大小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中国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编写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可以反映我国各省份的创新能力。我国各地区创新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提升，但创新能力存在很强的区域差异性。西部地区创新能力远不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创新能力发展空间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5》中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造水平、知识获取水平、企业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创新绩效水平六方面的指标。以2014年为例，西部地区省份除了四川省、重庆市以外，其余省份的创新能力综合得分排名都处于后列^[163]。简单加总平均得到全国的平均创新能力为28.74，西部十二省市区的平均创新能力得分为22.16，低于全国创新能力平均水平6.58，西部地区创新能力不足十分明显。可以看出，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及企业创新是西部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方面，而各地区在实物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差异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