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赶超与资本积累
发展过程是资本积累过程，成功的赶超取决于成功的资本积累，也就是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可分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国民财富的增长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资本和人口的增加引起从事生产的劳动人口的增加，而以社会分工促进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增加劳动者数量都必须增加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社会分工的必要先决条件，生产技术的进步，必须预先有充分的资本积累[109]。曾极力强调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索洛[110]也承认“大部分技术进步只能在引入新资本设备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即总投资率决定了有效创新和产出增加的速度，增加投资不仅会提高资本密集度，还会推进新技术较快地向实际生产转移”[111]。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以前期的投资和资本积累为基本条件的，内含于资本积累之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就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增加可以增加生产劳动者人数，还可以增加技术装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他的这种观点对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112]。还有，早期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也同样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它认为一个国家无论最初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只要保证实物资本积累都最终会出现区域收敛[113]。纳克斯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恶性循环，供给方面：低收入——低储蓄率——资本缺乏——低劳动生产率——低收入；需求方面看：低收入——低居民购买力——市场需求萎靡——投资诱惑力小——投入生产的资本少——低劳动生产率——低收入。所以，妨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缺乏资本，要想摆脱这两个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加大资本的投入[114]。罗斯托指出，较高的资本积累率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要实现经济“起飞”，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另外，他还引入了制度问题，他认为经济起飞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律体制、意识形态等，使私人资本家愿意投资[115]，这些体制、制度就是现在所理解的社会资本。如果说实物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那么社会制度就是不可忽略的间接原因。
对于与先进国家处于不同起跑线的落后国家而言，赶超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突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制度刚性，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动和全面增长的问题[116]。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贫困，并不是因为国内资源不足，而是内部资本积累不足导致难以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导致“贫困恶性循环”，成为经济难以起飞的关键因素[117]。由于存在“贫困恶性循环”，不可能依赖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收敛”。从资本积累看，资本形成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要求社会分摊资本的最低限度规模很大，单个投资项目会因为风险太大而无法承担[118]。基于这种假设的“大推进”理论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匮乏而难以实施大推进发展战略。因此，在贫困研究中，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必须将“商品分析”和“收入分析”扩展到“能力”分析，能力贫困导致人们仅拥有非常有限的选择，难以把可能的选择变为现实，导致收入贫困，这就在能力和收入之间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为突破“贫困恶性循环陷阱”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119]。
物质资本投资和积累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共识。物质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已在许多经验性文献中得到证实。如德龙和萨默斯采用佩恩表（PWT）数据检验了1960—1985年世界各国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厂商的机械设备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每年设备投资增加GPD的1%，经济增长率就提高0.33个百分点。他们将这种关系解释为：设备的边际产出每年大约是30%，设备价格、数量差异与经济增长的跨国差异紧密相关，经济增长快的国家具有良好的机械设备供应条件[120]。卢茨·亨德里克斯针对德龙和萨默斯等人的发现拓展了一个理论模型解释设备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该模型将促进增长的技术内嵌在设备中，通过跨国数据定量分析内含技术的设备价格、设备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各国在增长率上的巨大差异可用各国的设备投资和设备价格的差异来解释，低效率和低水平的知识与低增长并行。更快的增长不是通过更先进的技术投资获得，而是通过更频繁的技术升级实现。增长更快的国家缩短了设备的使用寿命，采用新技术所需知识的数量和持续时间在增长快和增长慢的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小。在经济增长快的国家，技术应用的平均时限较短，而技术扩散很有限[121]。收敛假说所产生的大量经验研究文献表明：收敛速度可能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性无关，随着中产阶级的消失，穷人越来越穷，而富人更富，体现出显著的“俱乐部收敛”[122]。经济增长与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之间和投资份额与国际贸易-GDP比率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123]。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示范带动和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赶超型经济体通过大规模的实物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大推进理论实际上也是这种思想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拓展。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国内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实施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所需的“最低限度”投资规模，一些后进国家因此成功实现了赶超，这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十分典型。在凯恩斯理论中，新技术扩散是通过增加新的投资而获得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里程看，20世纪50年代，东亚和拉美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亚超过了拉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东亚在这个时期物质资本投资大量增加而实现了高增长，而拉美国家在这个时期的物质资本投资率则相应低得多。通过扩大实物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拉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与举措，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延续至今，尤其在应对经济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时，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各地在相互追赶中一直努力实施的重要举措。因此，实物资本投资和积累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却是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的工具和途径。
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实施成功，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使发展经济学家反思“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大推进”理论，依靠大规模推进实物资本投资和积累才能跳出“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主流受到质疑。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和影响，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力资本对实物资本的作用，发现赶超经济体能否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很大程度上依赖本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后进国家技术进步的速率不仅与领先者之间技术差距正相关，而且与后来者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只有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效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并将其转化为自生的技术能力[124]。欧洲拥有可利用的工商组织，拥有现代工业所需的技能工人，缺乏的仅仅是被战争摧毁的物质资本，但发展中国家不但缺乏实物资本，更缺乏人力资本，仅注入物质资本是难以见效的。如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虽然人均收入较高，但由于人力资本匮乏，如何有效吸收数量庞大的实物资本成为最紧迫的问题[125]。因此，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根源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使资本的收益率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因而人力资本越多，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增长也越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总体上看是递增的，这导致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在总体上的递增性。它克服了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的限制，使经济得以持续增长。所以，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126]。但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的，索洛模型中经济增长的85%只能通过模型之外的“索罗残差”来解释，这个“索罗残差”代表了技术进步[127]。20世纪90年代罗默、曼昆以及威尔在增长模型中引入了一个新的解释性变量——人力资本，才使得关于增长源泉的解释变得富有说服力[128]。
很多文献在处理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相互关系时，认为技术是内嵌在资本品中的，某种特定的资本品代表由设备的生产特性所决定的技术水平，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技术水平由该国或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该国或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就决定了该国或该地区对实物资本的需求。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品，引起物质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从而提高产出。所以人力资本存量较少的地区能够吸引到的实物资本也较少，很多贫困地区不仅难以引进外部资本，还存在资本外流现象，就是人力资本匮乏所致。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转换历程，且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物质资本。因此，要实现后进国家或地区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追赶，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由于实物形态的厂房、设备等可以迅速获得，而一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本提高却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后进地区必须适时超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
当经济学家们将关注的重心转向拉美国家，发现一些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都同样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实现更快的长期经济增长。如智利的中学入学率在1960年、1970年和1985年与中国香港大致相同；阿根廷和乌拉圭在1960年的中学入学率与新加坡、意大利相当，甚至超过西班牙、葡萄牙、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香港；阿根廷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在1985年时甚至高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远不及东亚国家[129]。因此，经济学家开始从社会资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社会资本被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应用。社会学家将社会资本划分成宏观层社会资本、中观层社会资本和微观层社会资本[130]，这种分类同样适用于经济学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资本的定义得到不断完善，但经济学上的社会资本定义仍然是不确定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社会资本的贡献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考虑，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资本促进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考虑制度、法律框架和政府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131]。诺思和奥尔森仔细研究了社会资本更广泛的定义对宏观经济效果的影响，他们认为，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差别无法通过生产资料（土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包括技术）的人均分配解释，制度和社会资本的其他类型及公共政策，共同决定了一国能够从其资本的其他形式获取的成果[132][133]。奥尔森认为，低收入国家，即使拥有大量的资源基础，也无法从投资、专业化和贸易中获取巨大收益。原因是这些国家受限于缺乏公正执行契约、保障长期产权的制度及误入歧途的经济政策。可见，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是将制度、契约、规则和良好的经济政策纳入社会资本范畴。斯通、利维和帕雷德斯的研究发现了微观和宏观层社会资本之间的互补性及巴西和智利服装业的比较中替代的局限性。巴西具有一套复杂的规章体系，包括经常前后矛盾的法律条文和收费非常昂贵的法院。厂商学会了每日在与顾客和供应商打交道时依赖非正式途径，特别是当涉及信用时。巴西服装业企业家制定出一套十分重视良好声誉的非正式信用信息体系。然而，已有契约无法保障实施，常常需要在交货时重新协商。因此，企业家们采取降低风险的策略，如只生产标准类型的商品并减少订单规模，这最终阻碍了生产的扩张[134]。微观和宏观层社会资本的互补性不仅影响了经济效果并且具有相互强化的作用。宏观机构能够为微观机构提供一个能动的发展和繁荣的环境，相应地，地方协会有助于维系地方和国家机构的稳定。两个层面的机构相互作用成功的关键是共同的价值观、准则及相互信任。在瑞士，各州组成支持产生一个主权国家共同目标的联盟，提供了一个微观和宏观层相互影响的成功例子——除了要求宏观机构必须遵守共同准则，最终并没有要求地方机构共担准则，但是，当机构朝着一个共同目标运作时，内聚力可能提高了。宏观层和微观能加强的相互影响，增加了社会资本存量[13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则是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社会资本。他认为，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时，其社会资本必须与之相适应，使得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正式制度部分地替代人际关系网，如通过代议制的统治形式强加于法律结构体系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渐进式改革确实十分重要。识别社会资本，承认其所发挥的重要公共作用。他认为社会资本至少包含四方面的确切内容：（1）社会资本是一种达成的共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产生内聚力、认知力和共同意志的社会纽带。之所以称之为资本，是它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产生，即它具有机会成本，而且也是生产的一种方式。（2）可以将社会资本看作关系网的集合。（3）社会资本是声誉的聚集和区分声誉的途径。个人投资于声誉，是因为它减少了交易成本并有助于打破进入各种生产和交易关系的障碍。（4）社会资本包括管理者通过他们的管理风格、动机和支配权、工作实践、雇佣决定、争端解决机制和营销体系等组成的组织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一个重要作用是与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换和分配相互补充或相互替代。这种关系体现为社会资本密集度与发展水平的倒U形关系：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当市场狭小且不完备时，人际关系的大网发挥了解决分配和分布问题的作用[136]。特别是当组织范围相对狭小时，体系运转相对较好，这时的直接监督、同事监督和声誉，对于控制道德风险具有决定性作用，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举债常常发生在个人构成的群体中，该群体的成员具有彼此监督的动机。市场的发展和深化的最初冲击是一些人际关系网被打乱并破坏。私人关系的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本价值下降了。这时是通过一个运行良好法律框架下形成的契约，通过争端解决和强制执行的私人间解决方式实施。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似乎存在这不是形成“制度和规则”来代替或补充市场和政府，而是形成一种“达成的共识”的社会资本重构和深化问题。生产线被质量控制圈所代替，在该质量控制圈中，工人要比雇主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监督与之合作的其他工人。合伙经营安排代替了垂直企业集团庞大官僚制度的国家形成了它们自己的“文化”甚至“语言”——构成它们成功关键的个人间达成共识的密集网。因此，斯蒂格利茨认为需要向社会资本投资，核心是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发挥了平衡反对改革的地方势力的作用。
因此，有学者认为，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增长的源泉。赶超型发展建立在高质量的“制度安排”之上，制约发展中经济起飞的因素不是资本积累的匮乏，而是本国居民进行生产性投资行为以及刺激国外向本国转移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激励机制的匮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追赶效应”的根源，在于他们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保证契约可靠执行的机构以及高效的公共管理部门。制度质量更高的国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也相应更高。制度质量取决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及政策的有效性，而政策有效性又有赖于先期形成的社会资本的质量，制度建设是一个社会资本投资和积累的过程，社会资本的积累不是一种简单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一个构建社会网络的复杂过程[137]。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取决于政府规模的大小，而取决于国家的有效性，即国家构建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的能力[138]。在世界日益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经济追赶中不可缺的是转型，且需要不断改进。商业需要转型以创新作为竞争武器，不能完全由市场激励或通用公共物品如宏观经济稳定、法治以及金融市场运行来实现。需要建立提升知识能力、商业能力和国际贸易规则下的决策/管理子系统的具体政策。赶超政策追求的关键约束是有关国内知识协同演化、业务创新和政策/管理子系统的国家能力[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