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微信技术与文化变迁

微信技术与人的结合，已经并正在建构了一种“微信文化”，它是由一系列与微信技术有关的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模式、情感方式的集合。它是由意义、价值观念、约定的理解方式、可认知的和潜意识的心理结构构成的系统。隐藏在行为、社会关系、符号中的模型、规范、规则、价值标准是微信文化的核心要素。

对“微信文化”的分析可从唯实论和唯名论两种路径来分析。依循唯实论的路径，微信及其使用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拥挤的地铁上，还是在偏僻的山村，人们利用微信搁置此在的时空，借用人类学家赵旭东的话语，微信就是一种“分离性的技术”^[12]，隔断眼下的人与物，造成一个个独立性的、分离性的、看似冷漠的个体。而同时，人们利用它又可以想象或制造出另一个彼在的时空，能够轻松地过一种“在别处”的生活。人们利用微信分享信息、交流情感、推销宣传、售卖物品，人们经常活在一种相互看不见的空间中，但这就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依循唯名论的路径，微信文化不过是人的文化的一种表征，微信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已。人们通过微信的交流与互动具有虚拟性的特征，活动主体也具有隐匿性甚至欺骗性的特征。使用微信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两个情景而已，它却远远不是生活的全部。

对于一种由技术引领而形成的文化，使用一种模式论的文化定义或许最为恰当。^[13]美国人类学家克虏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认为：“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它通过符号来获得和传递。它构成了某一人群独特的成就，包括其在器物上的体现。文化的核心要素由传统（即历史上获得的并经过选择而传承下来的）思想，特别是其中所附的价值观构成。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下一步行动的条件因素。”^[14]他们还认为：“文化既非行为，也非对全部具体、完整行为之调查。文化部分存在于行为规范或标准中。还有一部分文化存在于那些证明被选择的行为方式合理性的思想观念中。最后，每一种文化都包含关于选择与秩序（‘最一般的因素’）的一般原则，依照这些规则，不同地区的行为模式可化约为简洁的通则。”^[15]借鉴克虏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定义，至少可以追问：微信技术在其广泛的用户当中，引起了哪些具有一致性或普遍性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背后的信念或价值逻辑为何？

毫无疑问，微信技术极大地增加了人们获取与交换信息的能力，它在城市的各个系统（医院、社保、公共交通、气象、环保、水电燃气、民政、银行、娱乐、餐饮等）、服务商与个人之间建立起便捷的通道，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与行动方式。由微信技术引起的人们生活与行为方式的转变范围广泛且多种多样，譬如，人们开始不再去营业厅缴纳各种费用；在家里就可以订阅各种报刊；在不愿意出门的时候轻轻点击几下，喜欢的外卖就会被送到家门口；喜欢享受自由工作的人们可以开个微店，在家里就能成为一名微商；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当前的交通状况，以便选择更合适的出行时间与方式。

微信在转变人们行为方式的同时，也在转变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当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奶奶用视频和她的妹妹兴奋地聊天时，她一方面会感受到亲情的愉悦，另一方面也会感叹科技的力量，省去了她很多打电话的费用。微信的便利性，让中国的年长一代服服帖帖地向他们的子代或孙代虚心学习。这足以见证中国快速的社会文化变迁，同时这绝对也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经典意义上的“后喻时代”^[16]。

下面是一位“80后”女教师在朋友圈的分享：

刚接到供暖公司电话，告知我今年供暖费要交了。然后问我，你有微信吗？可以微信转过来。我惊讶，啊！采暖费也可以微信？算了，我还是现场交吧！就在家门口，另外，我还需要拿发票。对方说，好啊！我们周末也上班呦！

我觉得社会发展太快了，这样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正在落伍。怎么办？互联网真是彻彻底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没奢望自己能成为领跑者，但也不想成为那个被推着走的人啊！（2016年10月11日，KH的朋友圈）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迫使上了年纪的人不得不向年青一代学习，而且给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带来了压力——要么选择落伍，要么紧跟技术升级的步伐、不断尝试新的技术。

就整体而言，微信技术既表征着又助推了当前中国的“文化转型”。这种转型体现在中国正处于一种全社会被技术和理性高度支配的时代。这种对技术与理性的推崇与中国的日益崛起与强大是同步的，它是一种彻底的现代性的思想意识——相信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相信不断的进步和超越，相信“新的”比“旧的”好。这种现代性的意识还包括对个人主体性的重视。人们利用微信可以轻易建立起群聊，进群或退群、关注或退订公众号信息，也可以通过设置允许或不允许特定的人观看自己的朋友圈。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在人们使用微信的日常实践中得以强化。

如果把人类群体历时性地传承文化和共时性地传播文化的过程都称为教育^[17]，那么，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浏览朋友圈、信息转发等行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非正式的教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弥补了社会教育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满足个体化的学习需求。当然，对于在校学习的儿童与青少年来说，从这种渠道获取的信息也可能与正式学校教育中的内容不一致，甚至冲突。

微信技术利用朋友圈、群聊以及商家的推介，可以使个体轻易冲破所在族群、社区、团体的限制而获取外面世界的信息，这也意味着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范围大幅扩大，加之大多数人倾向于“晒幸福”“报喜不报忧”，因此在原有社区内形成的心理均衡感会被轻易打破，在不知不觉或潜意识当中会形成一种比较感、失衡感和竞争感，这构成了大众情感或社会情绪的基础。

同时，微信技术也在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情感方式，甚至给人带来忧虑。几十年前，当人们在使用和适应电灯、电话、电冰箱或电视机时，想必没有像现在使用微信这样既觉得便利，又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以前的这些技术，毕竟不能一直“黏”在人的身边，而微信技术由于其载体的小巧与便利性，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恋机情结”^[18]，或是一种时时刻刻的被裹挟感^[19]，一旦手机未在身旁，就会陷入一种可能错失重要信息的忧虑，这使人不得不经常怀疑是不是失去了主体性而成为一种技术的支配物。虽然微信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休闲、消费等诸多方面的文化模式，但微信技术发挥影响必须以人为中介，因此也可以说，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都是人们选择和调适的结果。

如果说，微信技术正在引领人们形成一种微信文化，并引领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那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微信技术是某一特殊人群的发明和创造。作为“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1886—1959）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断言，现代社会变迁的根源主要是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的变迁迫使文化的其他部分也跟着发生变迁，物质文化的飞速发展使文化越来越难以适应，因而出现了文化滞后、社会失调的现象。^[20]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引领的当代社会正是如此。像当代其他的科技发明与创新一样，微信技术是在全球性的竞争条件下，在雄厚的金融资本、专门的研发团队、专业的营销战略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他们也以追求回馈和利润为目的。这就是说，时下的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变迁实际上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这部分人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是以往任何一个社会所不具备的。因此，他们会通过技术手段搜集用户资料及生活工作偏好，向用户推送广告从而引导用户的消费倾向和消费心理。这或许也是很多人担心产生“奥威尔式的世界”的原因之一。

使用微信就意味着成为这种技术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很多人处在奥格本所说的适应文化的调适期之中。对于微信技术可能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人们的顾虑是正常的——这正说明，很多人正处于一种文化调适的过程中。因为人才是文化的主体，技术会依照人的意愿和偏好加以改进或修正。微信技术作为一类信息传播、交换和应用的程序，其最终可能像电报、留声机、电话、电视、电饭煲、电冰箱等一样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去，当然也有一种被其他更高端技术替代的潜在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