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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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类学研究的学科自觉

面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应该有一个人类学的学科自觉,其首先是要认识人类学研究的初心是什么?人类学最早产生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回答应该是:人类学产生的初心就是研究人,从研究生物人到研究文化的人,研究社会的人。正是这样的研究,让人类学在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许多跨学科的、具有普适性价值理论的学术成果。但是,以往人类学的这类成果大都是建立在对原始部落研究的基础上的,很多的理论总结都是来自部落民族志的研究。当然也有研究复杂文明和当代社会的优秀的人类学民族志,但相比较而言,研究工业化社会还是社会学更有效,还是社会学的影响力更大。在研究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学的问卷调查,还有其定性定量的分析,好像比人类学的参与生活,观察生活的田野考察更有优势。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因为在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大工业时代,个体的面目是镶嵌在社会整体运转的大机器中的,这样的研究适合社会学,但并不一定能发挥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特长。而在新的一轮的文艺复兴来临时,当我们再次认识人何谓人的时候,而且体会到,面对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开放,人类的个体力量越来越强大,个人所穿越社会活动空间越来越灵活时,学术界从关注社会的整体研究,开始转向追踪个体研究,或小型的群体研究时;当科学越来越多地统领世界,人类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需要更多地对其情感世界进行理解时,人类学这门学科似乎有了更多的优势,似乎更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并获得重新发展的机会。

费孝通先生说“其实人是最难研究的对象,因为他有‘灵’、有‘慧’”。因此,“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凭着一些感觉生活,我们还要靠symbolic,社会生活是一种symbolic interaction。symbolic interaction 不单单是一种感觉的东西,我们要从这里找出我们需要的东西。前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往往用文学的形式表达这种感觉——用诗的感觉来表达”[10]。symbolic就是象征,也可以称为符号,symbolic interaction可以称为象征符号的互动。人类的这种象征符号的互动往往是通过艺术的手段来进行的,艺术和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中包括了人的感觉系统和人的情感和情绪的部分,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灵”与“慧”。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过人的体质、人的社会组织、人的亲属关系、人的宗教信仰、人的经济互换等,但对于关乎人类心灵深处的情感部分、认知部分,关注得较少,但这恰恰是人类学最有可能关注,也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当然,有关这一问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所改变,解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感觉人类学等分支学科的出现,就是力图解决这一类的问题(笔者之所以从事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也是希望能从中找到相关研究的突破口)。

但是,当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网络化的虚拟世界,人们可以从虚拟的另一个世界来观望自己,塑造自己,就像在镜子里可以看得见自己灵魂的时候,人类学将如何来应对这一新的文化现象,其将如何让人类学的研究得到再次的突破或发生一次巨大的转型,这是值得思考的。笔者认为,这一转型的重要目标,就是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到对人的心态的研究,也就是费先生晚年以后关注到的心态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年他老人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因为当时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自媒体,不知道还有虚拟空间,在那样的时代能感受到心态的问题,无疑是超前的。

笔者认为,虚拟空间的出现,使人类学正在经历从对人的身体研究到对人的“灵”和“慧”的研究;从对社会生态的研究到对社会心态的研究;从对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研究到由人的情感世界构成的象征体系之间的互动研究等方面的转型过程,认识这样的转型过程就是在提高学科的自觉意识。

当在网络上出现微信、Facebook、微博等这样的一些自媒体的虚拟空间时,人类的世界开始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不仅生活在一个实体的空间,还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人们可以随时在网络上发布自己的想法和各种信息,当人们在网络上发布自己的想法和许多信息的时候,并不是对着空气在发布,而是对着挂在网络上的各种群体在发布。这些个人和群体在网络上互动的同时,不仅扩大了知识的再生产能力,同时,这些在网络上长期积累下来的个人的信息、看法、图片、影像,形成了完整的个人资料,也形成了完整的个人形象。这一形象既是实体中的人,又不完全是实体中的人,因为这是由个人的言行和图像所塑造的,有自然无意识的部分,也有有意而为之的部分。尽管如此,却可以为人类学研究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心态及人格行为提供极其重要的研究文本,其本身就构成了许多不同群体和个人的民族志材料,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如何解释和分析这些材料。

而且在虚拟空间中也有社会结构,有群体化的朋友圈,还有“大V”和粉丝。当人类从这样一个类似彼岸的世界中重新认识自己时,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理论的出现?以前对于“我”的认识,有“本我”、“自我”还有“超我”,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虚拟的“我”,这个虚拟“我”是“我”,又不是“我”。是“我”,是因为所有文字、图片、影像,包括语音都是我发的,但是不完全是“我”,是因为“我”不能够真正代表实体世界中的我,因为虚拟空间的“我”,只是“我”思想的一部分。但是在网络上的所有人,都是通过这个“我”,来认识“我”和理解“我”的。而且,网络是群体的象征,由此产生的群组织——分布式系统,将“自我”撒布在整个网络,以至于没有一部分能说“我就是我”[11],因为在不同的朋友圈这个“我”的表现会有不一样的特征。而这些无数个不同的“我”的思维聚集在一起,却可以形成无数个不同的社会空间,人于是有了多重性的进入不同空间的自我体验,并由此产生一种社会的意识流,我们怎么去认识这样的一些意识流,可能是未来的人类学需要去讨论的。

笔者在这里,将虚拟世界称为人类的“彼岸”是一种夸张的想法,但夸张的语言更有刺激和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之所以将其称为“彼岸”,是因为当前人类灵魂的确开始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流动,这是一个只有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通过语言、文字、图片、视频等象征符号在其中的交流,因而其成为一个灵魂的栖居地。人们在这样的世界中展示自己,表演自己。而当人类学进入这一空间的研究,就不再是在一个实体物理空间中所做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研究,而是一种深入灵魂世界中所做的有关心灵组织和心灵结构的研究,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从原始部落的人到现代社会的人,已经经历了从手持弓箭,到手握枪支,再到手敲键盘,并已经掌握核武器这样的变化。甚至有人认为,人类已经从原始人进化到了上帝般的人,因为现在的人几乎在做上帝做的工作:以前认为人不可能创造生命,现在试管婴儿出来了,克隆的动物出来了;据说,未来人的器官可以用3D打印制造出来,器官坏了可以随时置换,所以,人类正在幻想永生。于是我们发现,彼岸天国并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以色列的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最近写了一本《人类简史》,副标题是“从动物到上帝”。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对人何谓人重新做定义,要重新认识人在世界的定位,这非常重要,而这样的工作应该由人类学者们来研究完成。

第二个转型就是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何谓人时,仅仅是像以往那样从事人的群体研究是不够的,应该转向对于人的个体的研究。在当今世界作为个体的人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力量,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时,对其生命轨迹的研究非常重要。正如在《工业4.0》这部书中写道:“人类本身才是我们今后所要关注的焦点,出现在这场转变首位的就是日益增长的个体的作用。”[12]

第三个转型就是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组织结构空前灵活多变的开放系统,而个人或群体越来越难以成为固定的某一个系统的生活成员,因此,对于社会和人的流动的研究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目标。今后的人一生可能会多次改变自己的职业以及谋生方式,并且灵活地穿梭在不同的社会空间甚至地理空间里面。以前的人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有的一辈子只研究人类学,今后的下一代可能不这样,今天做人类学研究,明天又不知道做什么了。今后的人可能会不断地换职业,不断地跳槽,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也变得很容易了。所以人类学将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传统人类学者所面对的相对固定和静态的社区正在解体,今后很难找到一个群体是永远固定的,一个社区是永远稳定的。在不同的社区,移民已成为常态,今天他来了,明天我走了。所以,今后跟踪个体的研究,或通过关注个体连带着关注与个体相关的群体的研究,也许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趋势。

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社会的需要让人类学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体的研究,同时网络中的微信圈的出现,也为人类学家们研究个体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将改变人类学的许多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包括网络中的微信圈等自媒体和网络互动模式的出现,将会改变人们对田野认识。传统的人类学把田野看成科学研究的实验室,把社会看成有规律运转的机器。但从格尔兹开始,人类学家改变了这种看法,他们开始把社会看成人们表演的剧场,格尔兹认为“文化,因其作为被表演的文本而成为公共的”[13]。美国人类学家奥特纳还提出了关键剧本的概念,她认为,每一文化不仅包含着象征的群集,不仅包含着对宇宙的宏大设想(“意识形态”)的群集,还包括了用于展演(具有文化典型意义的)关系和情境的既定图式[14]。如果我们把社会看成一场场正在上演的、有脚本的、可以想象、可以创造的戏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人们每天在微信上晒的各种信息,也有某种在表演,在扮演某种角色的因素,网络的出现加强这种表演感,使其成为人们塑造各种虚拟角色的舞台和剧场。我们对于网络中的人的认识,往往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这些以往被我们认为是象征符号来认识的,也是通过这些各种的象征符号来互动的,因而如何分析和辨认这些符号和人的人格行为关系就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就像格尔兹所讲的,人类学分析的目标就是使得这些符号变得可以阐释。[15]而我们今天要转向虚拟空间的研究,就不仅是对象征符号的阐释,还应该包括人格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分析,因为微信发布的跟踪研究,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做这一方面的民族志的研究。

格尔兹曾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16]现在不幸被他一语言中了。当前社会中的许多人,的确只要有时间就挂在网上,网络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连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民众都开始上网,进入朋友圈,因为其起点很低,不需要认识很多字,可以直接发图片、用语音聊天、转发文章等。最重要的是朋友圈可以是各种群组的,家人、老乡、同学、闺蜜等,在网络上加强了各种亲密关系的联络,而且把许多在远方难以见面的亲朋好友连接在一起,随时可以交流发图片和发视频。社会不再是冰冷的无情的机器,开始成为一个温暖的有机体,通过虚拟空间让不同的群体进入各种的社会的和生活的体验,并将其置于文化范畴内,将各种经验相互结合,形成新的价值观和时空观。总之,这是一个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场域,其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可以焕发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当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不可确定性,因为网络群到处都是,无论你以何种方式进入,都毫无阻碍。网络是结构最简单的系统,其实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结构,它能够无限地重组,也可以不改变其基本形状而向任何方向发展,它其实是完全没有外形的东西。[17]因此,当我们在网络世界做研究的时候,许多传统人类学的研究经验会顿时无效,因为这里的空间结构是如此多元和相互融通,其不仅是存在于虚拟空间中,甚至会影响到实体空间中群体结构的重组。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拓展创造力的时代,人类学需要去迎接这样的学科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