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

相较于文化，文学的形式更为规范和精致，其产生与发展过程更为复杂，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诗源》中的诗歌，还是《诗经》中的诗歌，都反映了这一态势，而其中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文心雕龙》就指出“时序”“通变”影响到文学题材和形式。

政治总是和利益集团的概念纠缠在一起（广义的政治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其内部充满着相互合纵连横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为统治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往往会借助外部势力或文化因素，此时的文学往往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文学的话语系统和话语权，往往拒斥文学的复杂性，总想把文学简化为一种实用性的工具，或者变为建构自身的砖瓦，或者作为解构他人的工具。而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文学家有时往往会把政治视为权力集团对自己进行压制的怪兽利维坦，于是在政治家和文学家之间也往往会进行一种“平行游戏”，他们都假设没有看到对方，对方也不是游戏的一部分^[9]。

当代中国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学的影响，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文化/文学社会学形成于19世纪中叶，它主要从社会因素角度切入文化/文艺研究，即研究文学的社会起源，文学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变迁，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方式等领域。文学社会学主要是把文学的这种社会过程及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视为其研究重点，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艺术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和《文学体制与现代化》，美国学者杰弗里·威廉斯的《文学体制》，等等，他们结合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分别从社会、政治等因素来探讨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以及再生产。其中布迪厄的“文学场”观念近年来颇受关注，他通过探寻文学价值与意义得以形成的社会机制，认为“文学场”也就是文学的产生机制，艺术是体制构建的结果。他还描述和探讨了限制与规约艺术生产的体制力量，如批评家、艺术史家、出版商、学院、沙龙、艺术主管机构、行政机构以及国家与政党的文学观念、文学政策、审查制度等。直接为文化体制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参考理论和方法。埃斯卡尔皮认为作家、书籍和读者是一个循环系统，并把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等文艺社会过程作为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另外，西方学界以“文化/文学体制/制度”研究推进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法国学者斯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丹纳的《艺术哲学》、罗贝尔·埃斯卡尔皮的《文学社会学》、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俄国学者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德国学者阿尔方斯·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引论》、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美国学者约翰·R.霍尔和玛丽·乔·尼兹的《文化社会学》等成果关注社会、政治、权力等因素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影响。这些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式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中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本书就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中诸多政治事件，如弘治、正德的右文政策、刘瑾事件，康熙朝的博学鸿词科等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及士人所作出的反应进行研究，以期说明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解释明清关中文学兴衰的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