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代文学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的批评都有别于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是诸多方法之一，它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选择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以期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宏观的总体把握。
生态学是以生命现象的复杂性为对象，从关系论出发，研究生命自身的整体性，研究生命与其环境的整体性，生态学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关系论、有机论、整体论[1]。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于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中首次提出的，他表示生物同有机或无机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汉斯·萨克塞指出“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2]。文学生态是文学生态学隐喻，即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解释文学以及文学与“文学环境”之间的关系[3]。“文学生态”概念的内涵可以这样表述：它是把文学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即把文学自身的构成因素与影响文学的诸多因素视为一个系统内部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制衡、衍生循环，共同构成一个“文学生态链”，用这个生态链来考察与判断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作家生平与创作、读者接受与批评等诸多方面。本书拟将文学生态链分为文学的政治生态、文学的经济生态、文学的文化生态、文学的学术生态等方面来进行研究，以期揭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的复杂性。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生态学研究视角的确立必须立足于系统论，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诸多问题，要求研究者融会贯通自然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学、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宗教学、伦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跨学科研究框架，找准文学与地理的契合点，从空间维度重新审视研究对象，包括揭示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物质或非物质的文化要素对古代作家的物质生活环境、基本生存状态、心理结构、性格气质、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创作能力的综合影响。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与地域差异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古代文学发展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以及文学文本所包蕴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内涵[4]。
就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任何时期的文学及其表现仅仅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片段，文学演变和发展的纵向连续和横向的空间分布共同构成整体的文学时空图景，而“版图”概念的引进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版图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在特定的时期又具有相对的空间稳定性。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非常重视版图，古代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土》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现代人将版与图组合为版图，即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而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出现和西方研究方法逐渐引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运用人文地理学相关理论把握古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逐渐成为一个热点，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文学地理学”，将其性质和内涵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6]。文学地理学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克服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重文献轻方法，或研究方法单一的不足，充分认识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必要性和趋势；其次在于从文学发展的横向和纵向着手，重视影响文学发展的各种因素，重新阐释与领悟文学的内在意义，进而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范式，在方法论上能够和国际文学研究接轨和对话。
区域文化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代地域文化研究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较传统研究都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地域文化的构成包括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地理因素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是区域文化的浅层次方面，而包括历史沿革、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语言、信仰等。内在的人文因素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可以这样说，地域文化应该是由现实空间的自然条件和绵延于这个空间的历史文化积淀构成的，前者是看得见的、具体的、物质性的，后者则是抽象的、精神性的[7]。文学与地域关系的研究，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系统工程，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观照视野扩大之后，地域与家族文学、地域与民俗特征、地域与审美趣味、地域与文学流派以及地域与政治、地域与民族、地域与经济等均已成为当代学者的探讨对象，由此派生出不同系列的诸多子课题，从而带来了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8]。明清关中文学遥接《诗经》中“秦风”的传统，续接“汉唐雄风”，历经千余年的演变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些特征积淀于关中士人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中，成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七子”树帜立复古旗的主要内容，同时对明清文学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