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代山东士族与唐代的山东

一 唐以河北为山东

山东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山东之说，始于战国合纵连横之时。当时山东、山西以崤山为界，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因崤山有函谷关[47]，故山东又称关东。自古以来，山东地区就是关中政府的牵制力量。战国时期，山东便处于秦国所处关中地区的对立面，所以秦国以外的六国被称为山东六国。

与秦国相对的山东六国地域很大，《尚书·禹贡》分中国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荆州、扬州、梁州、雍州。山东六国包括梁州和雍州以外的其他七州，使得山东概念过于广泛。劳干以为山东之核心范围应不包括北方边郡（西北边郡如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南边以淮河为界，除去荆州、扬州，以冀、青、兖、豫、徐五州为重。[48]劳干先生所说山东指的是汉代，九州中有五州大约属于山东地区也说明了汉代山东的重要性。

从《禹贡》的九州到秦代的三十六郡，再到汉代的十三刺史部，中国行政区域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定制，全国依山川形势划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淮南、江南、陇右、剑南和岭南道，其中河南、河北、河东道的部分地区与山东地区相仿佛。事实上，唐代的道与汉代的刺史部一样，并非行政区域，唐初的贞观十道是巡察使区。唐玄宗开元年间分天下为十五道，开元十五道虽是贞观十道的再分[49]，但已确定了各道的治所。唐宪宗元和年间分天下为四十八方镇[50]，道与方镇名称已混用[51]。从西京长安往东，出潼关进入都畿道，再顺黄河而下就是广袤的河北道、河南道，一直到齐鲁大地及苏北皖北等，这一大块土地习惯上被称为山东。

永嘉之乱后，中国陷入分裂，衣冠之士竞相南渡。逃往南方的士人大抵是黄河以南的瑯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黄河以北的高门由于路途遥远，滞留于北方。在河南士族南渡的情况下，河北士族成为北方士族的楷模。作为华夏文化在北方仅留的硕果，他们受到北朝社会的敬仰。曹道衡先生认为：

北朝的高门大族，一般推崔（清河与博陵）、卢（范阳）、李（赵郡与陇西）、郑（荥阳）诸姓。在这些家族中除陇西李氏是北魏平凉州后迁居平城以及后来迁居洛阳外，崔、卢、和赵郡李氏均居今河北及山东北部一带；郑氏则自西晋永嘉之乱时已避地冀州，长期生活在黄河以北的地区。这一带在魏晋时代本是保存汉儒学说较多、而受玄谈影响甚浅的地区。加上崔氏是东汉崔骃之后；卢氏是东汉卢植之后，继承经学家法，“世禅雕龙”（《后汉书·崔骃传》），再加上汉末大儒郑玄晚年依附袁绍，卒于河北，对那里的士人影响很深。[52]

由于“山东五姓”绝大多数郡望处于河北，故唐代山东以河北地区（黄河以北，非今河北省）为代表。清人王鸣盛说：

愚谓唐以河北、魏博、镇冀诸镇为山东，前于《后汉·邓禹传》论山东、山西与此亦略同，至今之山东则大不同……愚谓今之山东，若指为陕山以东亦可，未必遂无著，如《史记》云“山东豪杰并起亡秦”是，要与河北之山东大异。《通鉴》第二百七十一卷《后梁均王纪》下龙德二年“晋王李存勖率兵至新城南，候骑白契丹前锋宿新乐，涉沙河而南，诸将劝击之，晋王亦自负云‘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数万之众平定山东’”云云，胡三省注云：“河北之北在太行常山之东。”[53]

唐人以河北为山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北是多数山东士族的祖居地，在河北保存了中国的宗法制度和士族文化。

二 河北的胡化

河北的情况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了变化。胡族的压力使得山东士族大量离开祖居地河北，迁移至两京（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一带，并加速了其中央化的进程。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长期割据，呈尾大不掉之势。山东士族离开原籍，使得河北地区胡化情况更加严重。史载：

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54]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55]。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56]

河北地区的胡化使得滞留于原籍的山东高门子弟亦深受其影响，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铭》载：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如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两京间，皆亿万家，万国皆持其土产，出其珍异，时节朝贡，一取约束。无禁限疑忌，广大宽易，嬉游终日。但能为先王儒学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显荣富贵，流及子孙，至老不见战争杀戮。”生立悟其言。[57]

卢秀才出身于范阳卢氏，20岁竟不知周公、孔子，也不知河北以外的朝廷。当时河北与唐朝廷几乎是两个国家，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之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集团，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58]

这种状况至宋代仍没有改变，宋朝仍不能有效控制燕云十六州，使河北地区胡化时间长达数百年。[59]

三 唐代山东与山东士族的地位

山东士族所处地域在唐代十分重要。虽然中唐以后，河北三镇长期割据，胡化现象十分严重，但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河北的重要性，唐代诗人杜牧《战论》载：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名城坚垒，峉嶭相贯；高山大河，盘互交锁。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60]

唐代山东士族处于河北、河南，这两个地区在隋唐时期地位十分重要。隋大业五年（609），河北道民户2143174，民户之多仅次于河南，列全国第二位，河北与河南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4%。[61]由于这两个地域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东汉以来，学术移于家族，故家族文化的影响更甚于地域。陈寅恪先生认为：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62]

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63]

陈先生的论述说明了东汉以来，学术移于家族，士族成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位。家族文化既与地域有关，更与家族本身的文化传承有关，士族之间的区别根本上是文化传承的区别。

朝代的更替带来了门第的变化，很多出身寒族的新贵尽管在新朝取得高官厚禄，其政治经济地位盖过传统士族，但由传统沿袭下来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由于他们出身寒微，一谈及出身，也不免有极大的自卑感。贞观年间，唐太宗因追问张玄素的门户，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陛下昨见问张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县尉。’又问：‘未为县尉已前？’奏云：‘流外。’又问：‘在何曹司？’玄素将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64]当时张玄素已官居三品，一问到出身，竟如此自卑。

山东士族以其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家族庞大而自成体系。唐人推崇门第郡望，“山东五姓”更是为时人所重。

郑仁表出自荥阳郑氏，是武宗宰相郑肃之孙，以门第文章自负，诗中自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65]出身于陇西李氏的李稹更是将出身置于朝廷官爵之前，“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66]。

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载：“天下有甲族五（天下有五甲姓），荥阳郑氏居其一，郑之勋德官爵，有国史在；郑之源流婚媾，有家牒在。”[67]白居易所谓天下五个甲族包括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这五姓是唐代最高门第。山东高门政治地位在唐代前后虽有变化，但社会地位一直领先于其他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