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唐代江东士族的形成_唐代山东士族的复兴与文学思潮-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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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唐代江东士族的形成

江东，顾名思义，指长江以东，为六朝以来习用之地域概念。从总的流势来讲，长江由西向东流去，将广袤的淮南大地分成江南、江北地区，但因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故以此段江为标准则可分为江东、江西。江东地区所指区域有大小之分，广义的江东指芜湖、南京一带及江北临江的滁县、六合、来安等地，包括今苏南、浙江、皖南、皖东以及今江西赣东北（东部）。狭义的江东地区通常被称为吴、会地区，吴、会指三吴和会稽，主要指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68]三吴的具体范围历来颇有争议，据唐代典籍《十道志》《通典》和《元和郡县志》的解释，三吴包括吴郡（唐苏州）、吴兴郡（唐湖州）和丹阳郡（唐润州）；或包括吴郡、吴兴郡与义兴郡（唐常州）。会稽的范围，则包括六朝时期的会稽郡（唐代越州和明州）。本书中的江东地区，大致相当于唐代的浙西道及毗邻的越、明二州。

相对于北方地区，南方开发较晚。比之于南方人，北方人自然有优越感。春秋时期的楚国就被视为荆蛮，楚人亦以蛮夷自居，如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69]

秦并天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定荆、江南地，降越郡，置会稽郡”。[70]江东属于会稽郡，其治所在吴，吴以今苏州为核心区域。至西汉时期，北方人仍然视南方为百越纹身之地。正如淮南王刘安上汉武帝书载：“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71]司马迁也认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72]对南方存在一定的偏见。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田蚡以为越人相攻击为寻常事，且反复无常，不足烦朝廷派兵救之，自秦时即已弃之。[73]

秦汉的统一为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汉人与百越长期杂处，对于江南经济文化的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武帝以一代雄主之态经营四方，南方逐渐受到重视。《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与东方朔对话：“方今公孙丞相、貎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74]此时，会稽人严助、朱买臣已与董仲舒等大儒并列，足见南方文化地位的提高。故《汉书·公孙弘赞》称武帝时得人，“应对则严助、朱买臣”。[75]严助（亦作庄助，东汉时避汉明帝刘庄讳），西汉辞赋家，会稽吴人，庄忌之子，或云庄忌族子，郡举贤良对策，武帝擢为大夫。武帝尝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以义理之文相应，大臣屡为之屈。建元中，拜会稽太守。《汉书·艺文志》录严助赋35篇。

汉武帝以南人治理南方，严助与朱买臣相继拜会稽太守。严助贵幸后荐同邑朱买臣，他们的出现使江东逐渐为人所重。

东汉哲学家王充是当时江东地区最著名的文士，也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异儒，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说并不以为然。王充字仲任，会稽人，其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至会稽。王充少孤，曾至京城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论衡》是其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王充的出现使江东地区的学术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几乎可与北方学术相颉颃。

东汉时期是士族形成时期，东汉士族有别于西汉的豪族，他们以诗礼传家，世代冠冕不绝。东汉江东士族多来自北方移民。自从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割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之后，河西走廊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两汉之际，每当中原丧乱，大批士人往往逃到这里。东汉以后，羌人纷纷叛乱，河西诸郡的人口锐减，北方人由西北转而纷纷逃至江东。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根据东汉永和五年（140）的人口统计，北方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由原来的81%下降到66.4%，而南方人口则由原来的19%上升到33.6%。其中相当一部分文人加入这个流徙的行列中，譬如扶风人梁鸿与妻子孟光就避难吴地，死后也葬于吴，蔡邕亦避难吴会地区长达12年之久。

永嘉之乱前，江东士族指“吴姓”士族，“吴姓”士族大多是在两汉时期相继从北方迁移江南的，主要分为吴郡士族和会稽士族两个地域群体。“吴姓”士族为原有土著或汉代移民，其著房大概包括吴郡：吴县朱、张、顾、陆氏，钱塘朱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谢、贺、丁氏；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其中顾、陆、朱、张在东吴多出名臣，家族鼎盛，为江东士族之冠。东晋吴姓士族中地位最高的顾、陆、朱、张四姓中，只有顾氏为土著，其他三姓则为汉代移民。[76]

东汉中晚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士族的初步形成及其活动，才促成了江东地域社会风貌的改观。东吴立国江东，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三分天下有其一，前后长达80余年之久。这一时期，江东吴姓士族在政治上臻于极盛，而且在学术文化上也有长足进步，各士族大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家学与门风。西晋太康元年（280），杜预、王浚灭吴，江东士族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被打破，他们很多人只得以俘虏降臣的身份走上了与北方士族的融合之路。西晋时期出自江东士族吴郡陆氏的陆机、陆云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入洛阳的，他们在当时被当成“亡国之余”而遭受羞辱是难以避免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使得晋室南渡，北方士族因此来到昔日的“敌国”，江东人物的构成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晋永嘉之乱造成更大规模的移民潮。由于琅琊王司马睿割据江东，大批北方士族随驾逃至南方。永嘉之后，北方士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彭城刘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河南褚氏、河东裴氏、颍川荀氏等纷至沓来，他们与东晋皇室一起组建了北方侨姓政权。永嘉之乱后，地处河北的山东高门未及南渡，滞留于北朝。未及南渡的河北士族主要包括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赵郡崔氏（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彭城刘氏、渤海高氏等山东士族和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等关中士族。黄河以南的士族则纷纷南渡，南迁的北方士族主要包括以诸葛恢为代表的琅邪诸葛氏；王导、王敦等为代表的琅邪王氏；以颜含为代表的琅邪颜氏；以王承为代表的太原王氏[77]；以桓彝为代表的谯国桓氏；以庾亮、庾冰兄弟为代表的颍川庾氏；以钟雅为代表的颍川钟氏；以郗鉴为代表的高平郗氏；以荀崧为代表的汝南荀氏；以应詹为代表的汝南应氏；以周、周谟、周嵩兄弟为代表的汝南周氏；以祖逖、祖约兄弟为代表的范阳祖氏；以谢鲲为代表的陈郡谢氏；以袁瑰为代表的陈郡袁氏；以殷浩为代表的陈郡殷氏；以羊曼为代表的泰山羊氏；以范坚、范汪为代表的南阳范氏及以蔡谟为代表的济阳考城蔡氏。另外，如两晋之际的彭城刘氏、兰陵萧氏等次等士族南迁后，在南朝时期相继崛起，其个别房支开始重视文化教育，逐渐转变为文化高门。

北方侨姓士族大批南渡后，由于侨、吴士族文化上隔阂很深，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利益冲突。甚至到了南齐时，吴姓士族对侨、吴之别仍然不能释怀，出自吴兴乌程丘氏的丘灵鞠还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78]顾荣本吴姓首望，曾不以地域之嫌坚定拥戴司马睿的侨姓政权。正是经过王导、顾荣等的不懈努力，侨姓、吴姓士族之间才达成一定的妥协，随着侨、吴士族之间妥协的达成，两种文化加速了融合。王、谢等侨姓士族避开吴姓士族集中的吴郡、吴兴等地，继续往南转而开发会稽等地。

东晋政权由侨姓士族牢牢把持，侨姓和吴姓庶族往往地位卑下，他们往往只能成为士族的佃客和私属。一部分庶族如欲光大门楣，只能投身戎旅，置身锋刃之间，以武力起家，成为当地豪族。由于士族掌控了东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权，形成了后世所谓的东晋门阀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南朝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突出标志，除了世袭政治特权外，主要在于高度的文化而不是雄厚的经济。

所谓吴姓豪族，是指地域观念上有别于侨姓，家族特质上迥异于士族的家族类型。以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为代表的吴姓豪族，未必拥有高官显爵，却拥有雄踞乡里的经济根基和根深蒂固的宗党势力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吴姓豪族的社会地位和官场权势虽高于寒门庶族，却逊于吴姓士族（如顾、陆、朱、张等“吴四姓”），更难以与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等侨姓士族比肩。

由于整个社会崇文，部分豪族开始教子孙读书，以文儒为务，从而向士族转化。吴兴长城人钱凤说“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即感叹义兴周氏与吴兴武康沈氏之豪强。义兴周氏为江东土著，属于吴姓豪族，素以武力强宗知名，除三害的周处即出自义兴周氏。周处最终问学于陆机、陆云反映了豪族向士族的过渡。这种转变也有一个自微而渐的过程，吴兴武康沈氏亦为江东著名地方豪强，自东汉初定居吴兴，沈氏以武力起家，至南朝陈亡，历经五个多世纪，经历了由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的转化。沈氏子弟在东晋和刘宋时代以武力著称（如沈充、沈田子、沈林子兄弟等），而到了齐、梁、陈三代则以文学、史学、经学而知名，文人知名者如沈麟士、沈约等。沈氏家学鼎盛，家中藏书甚至超过一般侨姓士族，完成了豪族向士族的转化。一方面，豪族或庶族通过教子孙读书而转化为士族；另一方面，由于因缘际会等原因，部分士族也向庶族转化。

唐代山东士族著房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江东士族势力锐减，与南北朝时不可同日而语。江东士族的情况与山东士族颇有不同，山东士族以五姓为代表，“五姓七家”几乎涵盖了山东士族的主体。但江东士族包括侨姓与吴姓士族，族姓繁多。永嘉之乱造成大批北方士族南渡，过江士族有百谱之多，再加上大量吴姓士族的存在，江东士族的种姓之多远非“山东五姓”所能比肩。江东士族中最贵盛的兰陵萧氏和琅琊王氏仅为江东士族之冰山一角，并不能涵盖江东士族的主体。事实上，江东士族子弟在唐代政治文化领域的地位虽不能比拟于六朝时期，但在唐代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

江东士族是六朝时期的文化高门，南北混一虽以北朝征服南朝而告终，但作为俘虏降臣的江东士族尚能以其学术修养屹立于新朝。隋开皇九年平陈后，大批江东士族才俊云集长安，“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79]，唐人孙元晏咏叹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淮水》）隋炀帝践祚后，开始重用江东士族，如许善心、虞世基、虞世南、虞绰、王胄等是梁陈文坛的名流，皆出自江东士族，陈亡后入隋。吴郡陆知命、吴兴姚察等亦得到重用。唐定鼎伊始，江东世家大族依旧保持了相当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唐太宗虽以武力定祸乱，出入与之俱者，多为西北骁勇之士。但在天下既定以后，太宗偃武修文，所精选弘文学士，多为东南儒生。这些东南儒生多来自南朝，他们大多出自江东士族。

唐初政治上虽然采取关中本位政策，朝廷依赖关陇集团。但江东士族仍然有许多人在唐初朝廷中担任要职，如太宗时期出自会稽虞氏的虞世南为太宗所器重，杭州褚遂良、许敬宗拜相。高宗时苏州陆敦信，武后朝吴兴沈君谅，苏州陆元方、顾琼，中宗朝润州桓彦范，睿宗时的陆象先等，均曾官至宰相。太宗朝江东士族在儒学、文学等方面人才济济，地位显赫的江东士族儒学之士包括：出自吴郡陆氏的陆德明，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太学博士；出自吴郡朱氏的朱子奢，弘文馆学士；出自吴郡张氏的张后胤于高祖镇太原时引居宾馆，太宗就授《春秋左氏》，曾任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出自高阳许氏的许叔牙，崇贤馆学士。入唐后有的士族子孙繁衍贵达，有的则沦为凡庶，唐代江东士族虽被皇权有效肢解，并被重新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内，但其社会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1]（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清）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2]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3]（汉）班固：《汉书》卷九〇《酷吏传》，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68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42页。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197页。

[7]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8]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页。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10]何启民：《鼎食之家——世家大族》，第72—73页，收入《中国文化新论·社会篇·吾土吾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按：宋代以后，亦有士人家族称士族者，但其家族历史的“久远光彩”远不能与中古时期相比。士族概念在宋以后发生了变化。

[11]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1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