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山东士族地位的确立

论及中古士族，一般按地域将其分成山东士族、关陇士族、侨姓士族、吴姓士族、代北虏族等。

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略论稿》中选出唐代除李唐宗室外最贵盛的十四族（十七家），即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赵郡崔氏（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京兆韦氏、荥阳郑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范阳卢氏、兰陵萧氏、太原王氏、瑯琊王氏[28]、京兆杜氏、彭城刘氏、渤海高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十七家。[29]其中，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赵郡崔氏（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彭城刘氏、渤海高氏属于山东士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属于关中士族，兰陵萧氏、琅琊王氏属于江东侨姓士族。

唐代最贵盛的十七家（李唐宗室除外）中有九族为山东士族，六族为关中士族，两族为江东侨姓士族。山东士族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江东士族势力锐减，与南北朝时不可同日而语。“所谓山东士族，就是以五姓（七姓）高门为代表，包括众多的家族与支系的婚姻集团。”[30]唐人所谓“山东五姓”郡望指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李姓有陇西和赵郡二望、崔姓有博陵和清河二望。故就郡望而言称“七望”，就姓氏而言则称“五姓”。除了“山东五姓”外，山东高门还有彭城刘氏和渤海高氏。他们姓族虽然不多，却对中古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永嘉南渡前的魏晋时期，中国进入门阀社会。由于当时政治文化中心处于北方，故北方士族中的山东士族和关中士族门第最高。永嘉南渡后，大量中原士族迁至南方，成为侨姓士族。南北朝时期，南朝往往以侨姓士族为贵，北朝以山东士族为贵。

纵观中古士族史，山东士族何以在隋唐时期一枝独秀，成为士族最高门第？这里，我们先研究南北正朔之争。

一 南北正朔之争

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从而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太康盛世”不久即毁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晋室南渡造成南北分治长达二百余年。在国家分裂时代，正朔问题关系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包括永嘉时随晋室南渡的侨姓士族）中，哪一方是汉文化的继承人。东晋政权虽偏安于江左，但北方政权多为五胡，故其代表华夏正朔所在自无可非议。身处河北的山东士族在晋室南渡后未及南逃，只得接受五胡政权的统治，但他们心中仍以晋室为念。《晋书·卢谌传》载：

（卢）谌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乱，（卢谌）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31]

卢谌出自范阳卢氏，为东汉名臣卢植之后。因当时南路阻绝，卢谌无法联系江左东晋政权，只得委身于后赵石氏，心中仍以晋臣自居，在助冉闵诛石氏的过程中不幸身亡。[32]

前秦苻坚重用汉人王猛，天下大治。王猛亦以东晋为正朔，《晋书·王猛传》载：

及（王猛）疾笃，（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33]

王猛临终前对苻坚的建议未被采纳，苻坚错误估计了形势。公元382年冬季，苻坚决意灭晋，在太极殿召集群臣，宣布其南征打算。结果，他最宠信的大臣、亲属，如权翼、道安、石越、苻宏、张夫人都再三反对，其弟苻融亦重提王猛临终遗言，坚决反对南下征战。苻坚最终没有听取王猛的遗言，挥师南征，结果被谢玄、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大败于淝水。苻坚讨伐关东群雄时几乎无人阻拦，讨伐东晋时则众叛亲离。这表明王猛、苻融说的是真实情况，东晋是天下正朔所在，伐晋的时机尚未成熟。苻坚自称以德承袭正统，只是一种虚幻的感觉。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关中，撤师之时，“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34]这表明东晋末年，即使处于关中被五胡统治多年的人民依旧以东晋为正统。

北方五胡政权虽然占有中原，但却不得不以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为正朔所在。“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35]东晋曾三次收复旧京洛阳：一为永和七年至兴宁三年（351—365），一为太元九年至隆安三年（384—399）,一为义熙十二年至东晋末（416—420）。五胡十六国政权中的大多数认可东晋政权，以为正朔所在。[36]

正朔问题实际上是文化正统问题，东晋既然为正朔所在，其政权是当时所公认的合法政权。拥戴该政权的士族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因此得到了保障。东晋朝内几乎没有正朔之争，故江东侨姓士族地位领先于山东士族和关中士族，琅玡王氏、陈郡谢氏人物尤多。

与东晋政权不同，南朝统治者出自庶族地主，其正统地位遭到质疑。北方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随着北方五胡政权的汉化，其政权越来越受到北方士族的拥戴。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坚持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后，吸引了大批中原士族。自从东晋灭亡后，中原士族已认可了北方鲜卑政权。这时候，南北正朔之争开始浮出水面。

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梁武帝派陈庆之入北，在张景仁的酒席上遇到出自北方士族弘农杨氏的杨元慎。陈庆之醉酒后说道：“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杨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疆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变改。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庆之归南后，“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而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37]

中原礼法开始影响到南方士庶，北朝逐渐在南北正朔之争中占有优势。身为汉人的南方统治者这时候也不甘示弱，梁武帝萧衍以衣冠礼乐吸引中原士族。鲜卑化的东魏丞相高欢说：“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38]由于北方政权的汉化及南方门阀势力的衰退，这时候南北正朔之争已经势均力敌。

二 南朝士族的衰落

魏晋时期，由于世家大族的强盛，君权旁落。东晋末年，庶族出身的刘裕，在镇压了孙恩、卢循起义后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公元420年，刘裕建立了刘宋政权。南朝君主为了行使皇权的方便，常常以出自寒门庶族者掌管机要。在门阀制度尚存在的情况下，皇帝欲完全剥夺世家大族的权力，会带来很大麻烦，因此，他们将清要的高官让给世家大族，而实际的军政大权落入寒人庶族手里。

南朝多用寒素掌机要，以中书舍人等低阶官员掌管中枢权力，位列三公的士族并无实权，高门士族逐渐成为朝廷的摆设。刘宋和后来的萧齐对士族采取了既拉拢又打击的政策，出自王谢高门的谢混、谢灵运、王僧达等名士先后被杀，南朝士族开始衰落。宋文帝之后，庶族寒士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甚至开始担任历来由士族担任的官职。本来，“中书侍郎、舍人皆以名流为之，太祖（宋文帝）始用寒士。秋，当世祖尤杂选士庶，巢尚之、戴法兴皆用事，及上（宋明帝）即位，尽用左右细人。”[39]南朝士族与庶族开始混杂，以致造成沈约所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元嘉以来，籍多假伪”[40]。由于南朝君主打击士族，也导致了隋唐时期南朝士族力量无法与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相抗衡。

在整个南北朝时期，河北士族成为北方士族的代表，而侨姓士族则成为南方士族的代表。隋唐南北再度统一后，南北士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南方士族迅速衰落。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

南朝商业的发达，大家族制度的破坏，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士族喜欢住到城市中去，且喜欢住在建康、江陵。大家族制度的破坏，为士人脱离土地、宗族，迁居城市，创造了条件或提供了可能性。[41]

陈先生认为建康、江陵两大士族集团的灭亡，“便与他们迁居城市有关。城市被打下之日，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42]。北方士族为何能保存下来？陈先生说：

“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这决定了北方的士族与农业土地的难分的关系。北方大家族制度的继续维持，又决定了北方的士人与宗族的难分的关系。北方士族除了在京城和地方上做官，都不在都市。都市被攻破，士族很少受到影响。因此，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长或延续下来。这影响到隋唐的历史。在隋唐史籍中，我们犹能见到北方崔、李等姓，而难发现南朝王、谢还有什么人物。原因便在南北士族所联系的事物的不同。一个主要与农村、土地、宗族相联系，一个主要与城市、商业相联系，宗族则已分解。[43]

即使同一宗族，侨居南朝的房支往往默默无闻，留居北朝者至隋唐仍为世族，如卢谌子孙有北祖和南祖之分，北祖卢偃以下历仕慕容氏、拓跋氏，子孙繁衍贵达，直至隋唐，成为范阳卢氏的正宗。南祖随晋室南渡，寓居江左，至隋唐绝无闻人。[44]另外，出于太原王氏的王慧龙入北魏后为清河崔浩所重，成为日后太原王氏兴盛的主要原因，留居南朝的太原王氏的其他房支至隋唐已沦为凡庶。

南北朝的混一以北朝战胜南朝而结束，隋唐统治阶级属于北朝系统，其人物以北朝人物后裔为主干，受北魏影响尤为深刻。由于南方士族的迅速衰退，南北正朔之争结束。中原衣冠的代表山东士族，以华夏文化的主要继承者自居，其社会地位在隋唐时期凸显出来。

三 山东士族地位的确立

我们在论及唐代山东士族时，必须从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代开始。魏晋是我国门阀社会建立的时期，尤其是西晋，广泛吸收名门望族加入其政权。“八王之乱”使门阀遭到严重打击，北方因此陷入五胡政权的统治。鲜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由于与中原文化接触较晚，故在定鼎之初，文化比较落后。道武帝时，出身于山东士族首望的清河崔宏、崔浩父子加入北魏政权。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39年灭掉北方最后一个敌手北凉，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历程。在统一中国前后，太武帝开始以中原天子自居，努力将华北各地的士大夫吸收进其政权。公元431年，太武帝颁布诏令，广泛吸收当时的山东望族，延聘名士数百人，包括范阳卢玄、博陵崔绰、渤海高允、赵郡李灵、太原张伟等。

公元471年，孝文帝登基，孝文帝成年后锐意改革，开始了其汉化的过程。[45]公元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来到山东文化圈内，以汉姓取代胡姓，并与山东士族联姻。《资治通鉴》卷一四〇载：

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诏以“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宫，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亦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核，勿容伪冒。令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详定，务令平允”。琇，馛之子也。

魏旧制：王国舍人皆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咸阳王禧娶隶户为之，帝深责之，因下诏为六弟聘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可聘骠骑咨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懿，羲之子也。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46]

世家大族的高度文化素养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是其参与北魏王朝政治的必要前提，但这种巨大的政治潜能不能自动地转化为现实政治权力，必须通过一些必要的渠道。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大大提高了代表汉文化传统的山东士族的政治地位，孝文帝将分明姓族当作他汉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山东五姓”的地位在北魏孝文帝时得以确立，山东士族尤其是“山东五姓”成为中古士族首望。北魏孝文帝分定姓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魏王朝以皇权干预士族事务，由皇室为士族“营事婚宦”的种种尝试，也为李唐政权所承袭。北魏分定姓族，采取的是官爵和婚姻的双重标准，促成了北魏新门阀秩序的形成。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的。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只有当朝冠冕可以享受门荫制和免课役特权，传统高门士族在这一范围以外。隋唐时期，士族制度完全失去了享受政治、经济特权的法律依据，士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代的新的历史时期。

北魏“太和四姓”实际上就是唐代“五姓七家”的雏形，唐代士族制度虽已消亡，但北魏孝文帝以来的士族形态依旧存在。隋唐以后，侨姓士族迅速衰落，山东士族成为最高门第。唐代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十分崇高，这深深影响到唐代政治、婚姻、文学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