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士族与郡望
一 “士族”的产生
“士族”来源于“士”,“士”为四民之一，顾炎武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1]
士为四民之首，是战国游士兴起以后的事。游士或以其才干托身于贵门，或以“帝王之学”游说于诸侯。前者如孟尝君门下之冯谖及鸡鸣狗盗之徒，后者如苏秦、张仪之辈。儒家思想中对“士”的解释起源于《论语》，孔子在回答子贡时认为“士”的标准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宗族称孝，乡党称悌”;“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卷七）。这可视作孔子对士的道德和能力的具体要求。
上古社会并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因为血缘关系群居在一起，形成了宗族。对此，吕思勉先生说道：“古未有今所谓国家。抟结之最大者，即为宗族。故治理之权，咸在宗族。”[2]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宗族内部的关系相似，治理好家族就能治理好国家，故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
战国以后，国家的概念得到了加强。秦汉以来帝王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弱化宗族力量。秦始皇为了强本弱枝，于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所迁富豪多来自山东六国。西汉时期，强盛的宗族往往聚族而居，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甚至凌驾于代表皇权的地方政权之上，故当时有谚云：“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3]这种称霸一方的强宗大族，不可避免地与皇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汉高祖立国后，一仍秦旧，徙山东诸豪族于诸陵。“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4]汉武帝下诏“强宗大姓不得族居”，也是因为地方豪强的兴起不利于中央集权。
战国游士家无恒产，西汉初年的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皆带有战国游士之风，并无其他社会凭借，因此宗族势力与士人之间尚未发生具有社会含义的联系。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5]。
在汉武帝崇儒政策推行之后，士人的宗族便逐渐发展。“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6]士与宗族的关系在汉武帝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士族产生于东汉。与汉高祖君臣不同，东汉君臣多好儒，整个社会由此而开始尊儒。西汉的强宗大族发展至东汉，其面貌发生了变化。田余庆先生认为，西汉的豪强大族与东汉的世家大族，是向魏晋士族发展序列中的两种先期形态。[7]也就是说，东汉的世家大族代替了西汉的豪强大族。与西汉的豪强大族不同的是，东汉世家大族强调“累世经学”。“在大田庄和众多佃客构成的物质基础上，世家大族的存在已经拥有了文化上的深厚依据。在大宗族由豪强而世家的过程中，强宗大族的士人化固然是这一问题十分明显的一面。”[8]
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汉末页，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9]
士族又被称为世族、世家，何启民先生说：“由于他们是士人的家族，故被称为士族；与其说是因任官的高下多少，而定世家大族地位之高下，不如说因家族历史的久远光彩为其先决条件，故有世族、世家、世门、世胄之名，而特为世所重。”[10]士族兴盛于六朝，魏晋时期，中国进入了门阀社会，士族高门掌控了国家的政治、军事大权。永嘉之乱后，随晋室渡江的有中原上百家士族。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北士族的联合支持下建立了东晋王朝，士族特权政治继续发展。
士族是士与宗族结合的产物，与政治及经济基础有密切关系，而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则增加了自身的文化修养。有关士族的特点，陈爽说：“‘士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11]
陈寅恪更是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士族的特点，他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12]
家族文化对士族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西汉豪族如金、张、许、史四大家族靠政治恩遇绵延百年[13]，这四大家族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维持了百年，但我们只能称他们为豪族，而不能称之为士族。汉武帝以后，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由此向士族转化。西汉时期的韦贤家族[14],已经十分注重子孙的文化教育。
东汉的大族有南阳新野邓氏、扶风平陵窦氏、扶风茂陵耿氏、安定乌氏梁氏。但他们都属于政治性家族，“政治性的家族随政局的变动而盛衰，脱离不了朝代更迭与政潮起伏之影响，故在魏晋以后已非大族矣。”[15]六朝情况十分相似，东晋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家族文化十分深厚，虽在南朝失去政治权势，仍历经百年不衰。谯国桓氏（桓温、桓玄家族）文化积淀远不如王谢二家[16]，失势后湮没无闻。家族文化对世家大族门第的维持十分重要，只有以诗礼传家的士族才能累世不衰，如以经学闻名的弘农杨氏、博陵崔氏等从东汉至唐代绵延数百年。
二 郡望和房支
三代之时，只有姓氏的概念，尚无郡望的概念。王国维说：“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17]郡望的概念与郡县制有关，岑仲勉先生认为：“战国撩乱，人户流离。汉高已不自知其姓，后此人各以氏代姓，今所谓姓，即古所谓氏，是为我国种族混乱之第一次大变。所幸战国至汉，各地陆续建立郡县，郡县大约依古代各氏族之住地为区域，人口即有迁移，犹能各举其原籍之郡名以作标识，如太原、陇西、安定、南阳、清河等，皆后世所谓郡望也。”[18]
士族形成以后，为了辨明姓族，产生了“地望”的概念。士人在其姓氏前加上郡望，不仅可以证明其血统，更关键的是证明其家族文化。“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19]何启民先生认为：“在他们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先有族姓、次有门户，而后有了地望的观念：族姓—门户—地望。”[20]
西汉以后，废姓存氏，出现了郡望。郡望指众人所仰望的显贵家族长期居于某地形成的地望，籍贯往往指祖居地和出生地。郡望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相对而言，籍贯的形成时间较短。籍贯与郡望不同，与家族血统的贵贱无关。“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由于人口迁移，郡望与籍贯开始分离，“然人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延及六朝，门户益重，山东四姓，彭城三里，簪缨绵缀，蔚为故家，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21]。
郡望与家族和血统有关，费孝通认为，氏族郡望乃是“血缘的空间投影”[22]。唐以前，中国人多聚族而居，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往往带有浓厚的家族性，居住地对士人也有深刻的影响。研究士族，既应考虑其地域性，也应考虑其家族性，而后者往往对其有更深刻的影响。郡望的作用本来是辨别姓族，清人孙星衍说道：“姓氏与郡望相属，乃知宗派所出。”[23]六朝时期门阀观念得到强化，在门阀社会，正如郑樵所说，“郡望”成为“明贵贱”的工具，以“郡望”来区分血统的贵贱。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载：
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24]
中古士人往往聚族而居，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有强烈的家族色彩。五胡乱华后，衣冠之士迁徙频繁，大量士人离开其原住地，导致郡望和籍贯分离。山东四姓（崔、卢、李、郑）中，“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25]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胡人汉化，以汉姓取代其胡姓，皆自称洛阳人。
六朝史籍所载籍贯皆指郡望而非实居，实居无论如何迁徙，郡望绝不相随而变更。北朝人称南望，南朝人称北望，皆源于此。唐人郡望和籍贯往往混称，千头万绪，很难梳理。唐人喜欢标榜门第，称郡望，而对于实际占籍往往疏于记载，唐代文献记载中常常郡望、籍贯不分。如韩愈郡望为昌黎（今辽宁义县），家却在河阳（今河南孟县）。
安史之乱前后，人口大量迁移，导致山东高门郡望和籍贯严重分离。地处黄河以北的山东士族迫于胡族压力，大批迁离原郡，目的地主要是河南府这一传统的山东地区。毛汉光先生统计了唐代著姓的迁移“新贯”，本书从中找出地处河北的山东士族的迁移地域，其中：清河崔氏七著房支皆迁往河南府，博陵崔氏八著房支有三个迁往河南府，范阳卢氏八著房支有六个迁往河南府，陇西李氏六著房支皆迁往河南府和郑州，赵郡李氏九著房支有六个迁往河南府和郑州，太原王氏七著房支有四个迁往河南府。[26]
士族脱离原籍后，往往籍贯与郡望并称，但出自高门者多称郡望，以显示门第之高贵。
事实上，不仅姓氏和郡望有别，不同房支之间的区别也很大。由于家族繁衍日久，支脉增多，同一郡望之中，血缘关系出现了亲疏之分，房支的概念产生了。房支既可以证明血缘的亲疏，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的认同，最终，又产生了由房支带来的贵贱之分。如《唐语林》卷四载：
琅邪王氏与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贵，号“锥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钑镂王氏”。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虽长，今其子孙即皆拜第三房子弟为伯叔老，盖第三房婚娶晚迟，世数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礼。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氏”。宝应本安宜县，崔氏梦捧八宝以献，敕改名焉。[27]
中古属于士族社会，士族高门十分在意自身的郡望和房支，对此保留有详细的记载。我们研究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文化时，必须要重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