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初盛唐山东士族的政治处境

一 唐高祖、太宗实行关陇本位政策

唐高祖、太宗夺得天下主要依靠关陇势力，故定鼎初期，对关陇地区尤为重视。唐初，朝廷实行关陇本位政策。“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也。”[3]汪篯先生认为，太宗所任22位宰相中，握有重权者6人，即长孙无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杨思道，均来自关中，他们“全部是西魏北周杨隋之勋贵或大臣的后裔，并无例外。”[4]高祖、太宗出自夷狄，重本朝冠冕，山东士族在唐代初期屡受打击。唐太宗征伐天下和夺取政权所依靠的班底除了关陇集团外，还团结了所谓的“山东豪杰”，如英国公李、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等。他们虽出自山东，但并非出自高门士族，如李自称“我山东一田夫耳”[5]，自以为“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6]。魏徵出身于巨鹿魏氏，虽属于山东士族，但并不属于山东五姓高门，也被唐太宗称为“田舍汉”。[7]北朝山东士族一般依靠深厚的文化功底或婚姻入仕，可是，出身于陇西李氏姑臧大房，官居宰相的李靖却是依靠军功致显。唐初统治集团与山东士族之间有深深的鸿沟，唐室本出自夷狄，与李、秦叔宝和程咬金同来自瓦岗寨的单雄信就称李元吉为胡儿：

英公（李）始与单雄信俱臣李密，结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充，来归国。雄信壮勇过人。后与海陵王元吉围洛阳，元吉恃膂力，每行围。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尽饮，驰马而出，枪不及海陵者尺。惶遽，连呼曰：“阿兄阿兄，此是主。”雄信乃揽辔而止，顾笑曰：“胡儿不缘你，且了竟。”[8]

被山东人单雄信视为胡儿的海陵王李元吉为唐高祖李渊之子，李世民之弟。李渊以关陇势力镇压了山东刘黑闼后，欲“尽杀其党，使空山东”[9]，以此报复山东人。太宗开始对山东人也有偏见，张行成“尝侍宴，帝语山东及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曰：‘天子四海为家，不容以东西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称善。”[10]

在团结所谓“山东豪杰”的同时，太宗不遗余力地打击山东士族。李唐平定天下后，民间仍认可“山东五姓”的社会地位，对此，唐太宗大为恼火，他说：

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代已前，止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11]

为了推崇本朝冠冕，他又下诏曰：

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唯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惟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典礼，称朕意焉。[12]

唐太宗此举目的是推崇本朝冠冕，其实质是维护政权的需要。出于对山东士族婚姻的嫉妒，初盛唐统治者不与其通婚姻。但统治阶级的禁婚并不能左右民间的婚姻取向，许多关陇集团以外的高官仍以山东五姓婚姻为荣。

高宗时期宰相李义府在推动高宗武后重修《姓氏录》的同时，因“为子求婚不得”，请禁七姓自为婚姻。《新唐书·诸帝公主》与《唐会要》卷六“公主”条的记载表明，除了极少数例外，初盛唐公主的确“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山东士族在武德、贞观年间屡遭执政的关陇贵族的打击，政治地位已远不及北朝时期。出自山东的宰相房玄龄、魏徵、李等由于地缘之故，推崇山东婚姻。他们不顾朝廷禁令，偷偷与之通婚，才维持了山东士族的社会声望。

二 武后、玄宗对山东的不同态度

武后出自山东寒族，本太宗才人。当她掌握权力后，开始打击主要由关陇贵族构成的开国老臣。“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13]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武后开始重用文士，而出自山东的文士由于地缘之故，开始得到武后青睐。武后掌权后，出自山东士族的文士逐渐走进权力中枢，我们从《新唐书·宰相年表》发现武后开始大量使用山东士族为相，这一时期的宰相如李敬玄、李峤、崔神基等都出自“山东五姓”。

作为文化大族，山东士族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武后重用文士，使他们得以文学进身，博陵崔氏正是在高宗、武后朝开始利用武后崇文的机会取得政治地位的：

崔仁师之孙崔湜并涤，及从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能令终。[14]

崔湜以进士及第，执政时年仅三十八岁，“（崔）湜执政时，年三十八，尝暮出端门，缓辔讽诗。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15]崔湜以文学进身，“湜少以文辞知名，举进士，累转左补阙，预修《三教珠英》，迁殿中侍御史。神龙初，转考功员外郎”[16]。

大批山东高门子弟在武后朝被起用，这在关陇贵族执政的初唐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他们在武后朝并无大权，武后以女主君临华夏，名不正，言不顺，故高度集权。为了防止大权旁落，那些以文学进身的宰相仍不免成为文学侍从的角色。武后朝宰相更替频繁，鲜有善终者。《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载：

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赵郡李氏南祖房）、王璿（瑯琊王氏）、袁智弘（侨姓首望）、崔神基（清河崔氏南祖房）、李元素（赵郡李氏南祖房）、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皆为王玄义所陷，流岭南。[17]

武后出自寒门，对士族子弟严加防范，士族子弟虽能以文学进身，也遭到武后猜忌。崔湜虽少年得志，亦不能独善其身，“（崔湜）与郑愔同知选事，铨综失序，为御史李尚隐所劾，愔坐配流岭表，湜左转为江州司马”[18]。为了加强集权统治，武后频繁更换宰相，使得她掌权时宰相数量达到70多人。[19]

初唐山东士族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唯一能够保存的是凭借其优良门风而维持的社会地位。武后出自山东，但非高门，她重用山东士族的原因并非阶级缘故。在武后打击关陇贵族的同时，山东士族由于地缘之故崭露头角，然而，武后所好乃辞章之士而非经义，她一方面打击旧门阀，建议高宗重修《氏族志》，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皇后武氏族为第一等；另一方面因本人出于山东，故重用山东人，但其本出自寒门，且因高宗所废王皇后出自山东高门太原王氏，故未必重用山东旧士族。[20]武则天在成为皇后的道路上，对于传统门阀中阻碍她为皇后的部分士族进行打击，受打击的首先是与李唐皇室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密切的关陇贵族，长孙无忌、于志宁、柳奭相继被贬。

“武周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关陇本位主义，她执政后，将重心转移至山东。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

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关陇本位主义）至此（武后朝）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犹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围，而有所拘忌，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21]

武后执政后以地处山东的洛阳作为神都，更加关注山东。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是在高宗去世后，为阻止其梓宫运往长安所作。在高宗梓宫是否要运往长安早已经营多年的陵寝的问题上，朝廷掀起一场大的争论。这时候武则天在东都洛阳已经扶植起很大的势力，她并不愿意跟随高宗灵柩回长安，陈子昂的上书迎合了武后的要求。

武后朝，山东士族以地缘之故走上了政治舞台。其中很多人靠谄媚武后集团发迹，如李峤、崔融等，他们不惜依附张易之兄弟以求仕进。

中宗复辟直至玄宗朝，武后之政策有革新也有保留，一方面，朝廷开始“行贞观故事”，包括继续关陇本位政策；另一方面，武后重词科的政策继续得到贯彻和执行。唐玄宗执政后，又开始经营关中。唐玄宗在对待关中和山东问题上与武后有很大不同：武则天称帝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其神都洛阳，而唐玄宗则以长安为活动中心；在分封五岳的问题上，两人的做法也大相径庭，武则天作为山东人，以中岳为首，封位于河南登封的嵩山为“天中王”，玄宗却是从华山开始，封之为“金天王”。

唐玄宗在政治上对山东士族怀有极大警惕，几次想任命崔琳、卢从愿二人为宰相，只因为他们“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22]因而，开元时期，崔氏几乎无人为相。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幸蜀，崔浣、崔圆迎驾，方被任命为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