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代山东士族的兴衰

东汉末年，袁绍割据冀州，出自荥阳郑氏的郑玄晚年投靠袁绍，讲学于河北，使得山东地区的经学水平领先于其他地方。永嘉南渡后，地处河南的中原士族随晋室南迁。河北士族由于路途遥远，大部分被迫滞留于北方。中原以北地区被五胡占领，其政权性质虽多为胡族政权，但中原士族势力不容小觑。北朝盛行大家族制度，往往整个家族生活在一起，战乱时则藏于坞堡之中，维持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声望。

北魏皇室出自鲜卑，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十分重视汉人士族，出自清河崔氏的崔浩以及出自渤海高氏的高允等人都得到重用。清河崔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

卢玄，字子真，范阳涿人也。曾祖谌，晋司空刘琨从事中郎。祖偃，父邈，并仕慕容氏，为郡太守，皆以儒雅称……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与玄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1]

卢玄认为崔浩的改革还没到时候，崔浩的改革果然以失败告终。崔浩的失败株连甚广，“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2]。与其有关的士族多遭到严重打击，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山东士族兴盛的趋势。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加速了汉化进程。由于地缘和汉化之故，山东士族受到北魏皇室的青睐，成为北魏时代的显赫大姓。孝文帝分明姓族之举给予了山东士族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孝文帝分别姓族的重要目的，在于促进鲜卑贵族的士族化。在北朝后期胡汉融合的过程中，大批鲜卑贵族通过法律的认可进入士族的行列中，争定门第高下，“词讼不绝”。北朝士族队伍的无限膨胀在唐代社会的反映，便是士族身份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