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山东士族在中唐的复兴

一般认为，唐代是士族衰败、没落的时代。如田廷柱先生认为：“从整个士族门阀制度的兴衰史来看，唐代的门阀士族已是强弩之末，处于进一步的衰落时期。”[23]

李浩先生认为：“山东高门在政治上已失去昔日辉煌，但是作为一种民间资源和社会力量仍有其特异之处，与政治的适度张力，亦对统治者有些许文化制衡。”[24]以为唐代山东士族政治上已经衰落。

这种思想在唐宋时期就已存在，据《新唐书·高士廉传》载：

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25]

学术界常用这个史料来说明中唐以后士族的衰落。

隋唐时期取消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士族从此失去了入仕的特权。很多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士族会由此走向衰落。但实际情况却是，山东士族在中唐重新崛起，掌握了国家的中枢权力，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仅以山东士族最高门第即被列为“禁婚家”的“五姓七家”为对象来考察唐代山东士族在中唐的复兴。

唐代宰相处于唐代官僚机构的最高端，唐代实行群相制，凡本官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等衔者，皆为宰相。《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存在不少错误[26]，但仍不失为研究唐代士族的最重要的资料。《世系表》载唐代宰相369人，凡98姓。柳芳《氏族论》中共提到26姓高门士族。根据《世系表》统计：山东郡姓崔、卢、郑、李、王五姓（包括“五姓七家”）共出宰相77人，占唐代宰相总数的21%[27]；关中郡姓士族，6姓出宰相61人，占唐代宰相总数的16%强。从以上数据可知，唐代山东士族政治地位崇高，所出宰相在唐代仍处于第一位，与其社会地位基本相符。

本书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基本材料，并参照《新唐书》《旧唐书》及《登科记考》等书籍。从中找出山东五姓七家在唐代各时代拜相的情况[28]，详列于下：

赵郡李氏

南祖房：李敬玄（相高宗）、李元素（相武后）、李游道（相武后）、李日知（相睿宗、玄宗）、李藩（相宪宗）、李固言（相文宗）、李绅（相武宗）

东祖房：李峤（相武后）、李绛（相宪宗）、李珏（相文宗）

西祖房：李怀远（相武后）、李吉甫（相宪宗）、李德裕（相文宗、武宗）

辽东房：李泌（相德宗）

江夏房：李鄘（相宪宗）、李磎（相昭宗）

汉中房：李安期（相高宗）

陇西李氏

武阳房：李迥秀（相武后）

姑臧大房：李义琰（相高宗）、李揆（相肃宗）、李逢吉（相宪宗）、李训（相文宗）、李让夷（相武宗）、李蔚（相僖宗）

丹阳房：李靖（相太宗）、李昭德（相武后）

李陵房：李道广（相武后）、李元纮（相玄宗）

京兆房：李晟（相德宗）

清河崔氏

南祖房：崔神基（相武后）、崔詧（相武后）、崔慎由（相宣宗）、崔昭纬（相昭宗）、崔胤（相昭宗）

清河大房：崔龟从（相宣宗）

清河小房：崔群（相宪宗）、崔郸（相宣宗）、崔彦昭（相僖宗）

清河青州房：崔圆（相肃宗）

清河鄢陵房：崔知温（相高宗）

清河郑州房：崔元综（相武后）

博陵崔氏

安平房：崔仁师（相太宗、高宗）、崔湜（相中宗）

博陵大房：崔玄（相武后）、崔涣（相玄宗、肃宗）、崔损（相德宗）、崔铉（相武宗、宣宗）、崔元式（相宣宗）、崔沆（相僖宗）

博陵第二房：崔安上（相高宗）、崔祐甫（相德宗）、崔造（相德宗）、崔植（相穆宗）、崔珙（相武宗）、崔远（相昭宗）

博陵第三房：崔日用（相玄宗）

荥阳郑氏

北祖房：郑余庆（相德宗）、郑珣瑜（相德宗）、郑覃（相文宗）、郑朗（相宣宗）、郑从谠（相僖宗）、郑延昌（相昭宗）

南祖房：郑（相德宗）

荥阳房：郑畋（相僖宗）

沧州房：郑愔（相中宗）[29]

另外郑肃（相武宗）、郑綮（相昭宗）为列传所添，其房支不祥[30]。

范阳卢氏

大房：卢承庆（相高宗）、卢商（相宣宗）

第二房：卢翰（相德宗）、卢迈（相德宗）

第三房：卢怀慎（相玄宗）、卢杞（相德宗）

范阳房：卢携（相僖宗）、卢光启（相昭宗）

太原王氏

大房：王溥（相昭宗）

河东房：王缙（相代宗）

乌丸房：王珪（相太宗）、王涯（相宪宗、文宗）

中山房：王睃（相玄宗）、王播（相文宗）、王铎（相懿宗、僖宗）

太原王氏宰相尚有王锷（相僖宗），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无，据两《唐书》补入，唯世系不明。

本书根据唐代宰相的家族分布来考察山东五姓在唐代前后期拜相情况的变化。唐德宗以后，山东士族走上了复兴之路（其原因见下文）。我们以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为分界点，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618—780）为前期，共162年；从建中元年至唐亡（780—907）为唐后期，共127年。

山东五姓在唐代前后期拜相情况如下表：

唐代关中六姓拜相的情况如下[31]:

京兆韦氏

平齐公房：韦弘敏（相武后）、韦保衡（相懿宗）

东眷房：韦方质（相武后）

逍遥公房：韦待价（相武后）、韦处厚（相玄宗）、韦贯之（相宪宗）

郧公房：韦巨源（相武后、中宗）、韦安石（相中宗、睿宗）

南皮公房：韦见素（相玄宗）

驸马房：韦温（相中宗）

龙门公房：韦执谊（相顺宗、宪宗）

小逍遥公房：韦思谦（相武后）、韦承庆（相武后）、韦嗣立（相武后、中宗）

京兆房：韦贻范（相僖宗、昭宗）、韦昭度（相昭宗）

京兆杜氏

本支：杜如晦（相太宗）、杜淹（相太宗）[32]、杜元颖（相穆宗）、杜审权（相宣宗、懿宗）、杜让能（相懿宗、昭宗）

京兆房：杜黄裳（相宪宗）

襄阳房：杜佑（相德宗、顺宗、宪宗）、杜悰（相武宗、懿宗）

濮阳房：杜暹（相玄宗）、杜鸿渐（相代宗）

洹水房：杜正伦（相高宗）

另外，京兆杜氏尚有宰相杜景佺[33]。

弘农杨氏

观王房：杨恭仁（相高祖）、杨师道（相太宗）、杨执柔（相武后）、杨炎（相德宗）

太尉房：杨琳（相武后、中宗）、杨国忠（相玄宗）、杨绾（相代宗）

越公房：杨弘武（相高宗）、杨嗣复（相文宗、武宗）、杨收（相懿宗）、杨涉（相昭宗）

河东裴氏

西眷房：裴寂（相高祖）、裴矩（相高祖、太宗）

洗马房：裴谈（相中宗）、裴炎（相中宗、武后）

南来吴房：裴行本（相武后）、裴耀卿（相玄宗）、裴坦（相僖宗）

中眷：裴光庭（相玄宗）、裴遵庆（相代宗）、裴枢（相昭宗）、裴贽（相昭宗）

东眷：裴居道（相武后）、裴冕（相代宗）、裴度（相宪宗）、裴垍（相宪宗）、裴休（相宣宗）、裴澈（相僖宗）

河东薛氏

南祖房：薛讷（相玄宗）

西祖：薛元超（相高宗）、薛稷（相中宗、睿宗）

河东柳氏

柳奭（相高宗）、柳浑（相德宗）、柳璨（相昭宗）

关中六姓在唐代前后期拜相情况如下表：

从以上两表可知，山东“五姓七家”前期162年宰相共30人，后期127年宰相却增加到52人；“关中六姓”所出宰相，前期共37人，后期减少到24人。“关中六姓”前期拜相人数37人，超过“山东五姓”的30人；后期拜相人数24人，已不到“山东五姓”52人的一半。

关中郡姓较早加入了西魏、北周宇文泰集团。隋唐实行的是宇文泰以来的关中本位政策，李唐集团起兵太原后，从河东地区进入关中，然后出兵山东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关中士族又在山东士人之前加入李唐统治集团，并与李唐皇室通婚，如作为“关中六姓”的河东薛氏在唐初就与皇室通婚。薛收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很早就加入李唐政权，其子薛元超尚和静县主，薛元超子薛曜尚城阳公主，孙薛绍尚太平公主，侄孙薛伯阳尚仙源公主。薛氏尚主者还有薛万彻尚太宗女丹阳公主、薛伯阳子薛谈尚玄宗女恒山公主，薛康衡尚萧国公主，薛钊尚临真公主等。武后因薛氏多为皇室姻亲，将面首冯小宝改名薛怀义，诏与太平公主婿薛绍通昭穆，薛绍父事之。

由于较早加入李唐集团，又与皇室通婚，故关中郡姓在唐初政治地位较高，其衰退原因亦在此。初盛唐宫廷政变不断，“关中六姓”过多介入宫廷斗争之中。由于斗争的失败，往往有灭族之祸。初盛唐与皇室通婚者主要是武、韦、杨婚姻集团[34]，代表人物是武则天、中宗皇后韦氏、玄宗朝杨贵妃。三家借与皇室通婚掌握国家权力，荣耀无比，大有“卫子夫霸天下”之势。由于系列宫廷政变及安史之乱，三家迅速败落。首先是张柬之、桓彦范等发动兵谏，逼武则天让位于中宗，武氏在其后遭到报复，至玄宗时已一蹶不振；后来，中宗皇后韦氏掌权，与其女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玄宗兵变后韦氏败落；最后，马嵬坡兵变使杨国忠、杨玉环兄妹丧命，杨氏败落。

通过与皇室通婚可以使士族地位迅速提高，但也有可能使他们破家灭族。如唐人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其祖先韦贤为汉昭帝太傅，诗礼传家。韦贤子孙的“八公房”包括：“阆公房”“彭城公房”“逍遥公房”“郧公房”“南皮公房”“驸马公房”“龙门公房”“京兆韦氏”，分布在唐代的京兆郡内，集中于万年、杜陵、韦曲。韦皇后被诛后，韦曲韦氏由此衰败。[35] 万年、杜陵的韦氏家族，由于分离较早，才未受挫折。

“关中六姓”某些房支前期默默无闻，中后期反而以其家传文化，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获取高位，如京兆杜氏与河东柳氏。

“山东五姓”在初盛唐备受打击，又被李唐皇室列为“禁婚家”,王孙公主“未尝尚山东士族”。这使山东士族在初盛唐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也使他们避免了部分关中士族的破家灭族之祸。

有唐一代荥阳郑氏共出了十位宰相，全部在唐德宗以后。唐前期，荥阳郑氏仕途并不得意，《太平广记》载：

唐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老年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36]

初盛唐荥阳郑氏在政治上无所建树，没有一人入相。在中唐以后的十位宰相中，有六人出自北祖第二房郑小白一支，一位出自南祖。荥阳郑氏的复兴在唐德宗朝，标志是郑余庆出任宰相。郑亦为德宗所器重，德宗曾说：“我拟用郑作宰相。”后果然。

荥阳郑氏在中唐被称作“郑半朝，满床笏”，荣耀一时。郑氏拜相者均在中唐以后，“司徒郑贞公……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纲居昭国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时人谓之‘南郑相’‘北郑相’。司徒堂兄文献公，前后相德宗，亦谓之‘大郑相’‘小郑相’焉”[37]。

清河崔氏在唐玄宗天宝以后走上政治舞台，《新唐书·崔琳传》载：

（崔）神庆子琳，明政事，开元中，与高仲舒同为中书舍人。侍中宋璟亲礼之，每所访逮，尝曰：“古事问仲舒，今事问琳，尚何疑？”累迁太子少保。天宝二年卒，秘书监潘肃闻之，泫然曰：“古遗爱也！”琳长子俨，谏议大夫。其群从数十人，自兴宁里谒大明宫，冠盖驺哄相望。每岁时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犹重积其上。琳与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世号“三戟崔家”。[38]

后代戏剧《满床笏》即以此为蓝本，只是将清河崔琳家改成汾阳王郭子仪家。

博陵崔氏中唐以后可谓满门朱紫：“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颋，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拟汉荀氏‘八龙’……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39]《旧唐书》对此也有记载：“崔氏咸通乾符间，昆仲子弟纡组拖绅，历台阁、践藩岳者二十余人。大中以来盛族，时推甲等。”[40]

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达到116人，唐德宗用卢翰、卢迈、卢杞为相。

赵郡李氏的复兴也是在德宗朝，唐赵璘《因话录》卷二载：

赵郡李氏，三祖之后，元和初，同时各一人为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绛东祖，而皆第三。至大和、开成间，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从弟。皆第九。珏亦绛之近从，诸族罕有。[41]

我们再从山东士族出身的宰相在唐代各时期的政治地位和所起作用来看，德宗以后的宰相地位明显高于初盛唐，且高于与他们同时为相的其他人。武则天时期共有宰相70余人，鲜有为武后所倚重者，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权相有张说、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无一出自山东高门。

中唐以后出自山东五姓的宰相，不仅人数多，而且位高权重，这与初盛唐时期山东士族出身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语。唐德宗时的宰相崔祐甫、卢杞、李晟，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李绛皆为皇帝心腹、朝廷股肱之臣。唐文宗即位后，除了重用荥阳郑覃、赵郡李德裕为相外，还启用了一批元和重臣，其中包括出自山东士族的崔群、李绛、王涯等。唐武宗会昌年间则独任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相。

初盛唐宰相多靠国姻或门荫入仕，如京兆韦氏、弘农杨氏、河东裴氏、河东薛氏等。初盛唐山东士族被列入“禁婚家”，多在五姓之间通婚，故入相者较少，且不能掌握大权。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山东旧族拜相则是依靠科举制度。

正如唐高祖李渊自认陇西旧族[42]，唐太宗倡导经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标榜正统，求得山东士族的承认，稳固统治地位。当民间重山东旧族婚姻时，太宗又开始打击山东士族。中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山东士人掌握了国家中枢权力。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长期割据，连年兵戈，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多数丧失了世代相传的田园资产，开始重视文学，并以科举入仕。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已经被取消，士族已无仕宦的特权。朝廷所重乃当朝冠冕，而非冢中枯骨。士族子弟在仕宦上远不如当朝冠冕，无法凭借门第入仕，与寒庶一样必须要通过科举入仕。山东士族在士族制度早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凭借深厚的文化功底，其力量反而在中唐以后得到加强。唐代士族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山东士族反而在中唐以后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