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山东士族是文化士族

魏文帝执政后，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于延康元年（220）正式实行九品中正制度（即九品官人法）。魏晋之际，州郡中正完全被门阀大族操纵，士族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门阀制度产生了。《新唐书·儒学传》记载了士族发展兴衰的基本历程：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又诏代人诸胄，初无族姓，其穆、陆、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视“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

……

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63]

唐代社会推崇门第郡望，作为唐代山东士族首望的“五姓七家”尤为时人所重。士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具有多方面历史内涵，包括政治上的累世通显，经济上的土地和劳动力的私人占有，文化上的家学家风之传承，这是东汉以来士族必备的三个条件。与六朝门阀不同的是，唐代士族既没有法律意义上仕宦的特权，又失去经济基础，成为完全的文化士族。

首先，唐代山东士族是文化士族表现在他们已经失去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政治上的权势垄断与经济上的大土地私人占有是中古世族的本质特征。魏晋南北朝士族往往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出身于琅邪王氏的王僧达（王导五世孙）“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64]；王僧达的孙子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又叹曰：‘车前无八驺卒，何得称为丈夫？'”[65]

这种情况到了唐代已无可能。北魏所谓“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皆依数世冠冕而定，这种将门第与仕宦直接挂钩的做法影响了本书对唐代士族的研究。如毛汉光先生划分士族标准时，以三世任官达五品者作为参数。[66]由于唐太宗欲重本朝冠冕，打击传统士族，因而，唐代山东士族已无世代官宦，总结士人三代祖先的仕宦官品已完全不适用于唐代。唐代士族已经失去凭借门第仕宦的法律基础，武后以后盛行的科举制度与东汉以来至六朝时期的荐举制度完全不同，很多显宦以进士及第，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自孤寒，或为近代新门。而传统高门士族并无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他们所具有的只是婚姻地位。历代判别士族往往从“婚宦”即“婚姻”与“仕宦”两方面考虑，判别唐代士族可以用“婚姻”但不能以“仕宦”。如果从唐代山东五姓祖上数代的仕宦状况考察，则五姓根本算不上“膏粱”“华腴”之族。正如《旧五代史》所载：

（李）专美之远祖本出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昭国郑氏为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虽布衣徒步，视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杂他姓，欲聘其族，厚赠金帛始许焉。唐太宗曾降诏以戒其弊风，终莫能改。其间有未达者，必曰：“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67]

李专美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他们与崔、卢、郑四望族“虽布衣徒步，视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杂他姓”。他们所重者为“婚姻”，并不重“仕宦”。唐代士族失去仕宦的特权，只能与寒庶一起以科举进身。因此，将门第与仕宦直接挂钩来研究唐代士族是错误的。

即使六朝时期士族所拥有的经济基础，到唐代亦已荡然无存。中古士族在经济上也逐渐具备了大地主的特征，唐长孺先生指出：“大族之所以著称，不仅仅由于族大人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特殊利益，即扩大土地与劳动力的占有，从而形成政治上的势力。”[68]田余庆先生论及东晋士族时也认为：“世家大族或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庄为其物质基础。”[69]东汉郑泰出身于荥阳郑氏，他“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70]。郑泰是山东富豪，为董卓所倚重。刘宋时期的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仍然十分雄厚，陈郡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童仆千人”。[71]唐代郑虔同样出于荥阳郑氏，家境不免于贫困，“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72]

由于唐太宗欲重本朝冠冕，山东士族在初盛唐政治、经济地位都很低。正如唐太宗所说，唐代山东士族“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唯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73]。

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山东士族只能以文化相标榜，通过科举和婚姻努力仕进。唐玄宗时期，北方胡人不断内迁，大批汉化的胡人在河北道定居下来，成为新的社会力量。这与唐朝宽容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实际情况，就是隋末社会动乱使得山东人口骤减，为了补充人口，大量胡人迁移到河北。胡人尚武，对祖居河北的山东旧族造成了巨大压力，他们不得不向河南府和两京一带迁移。离开祖居地的山东旧族子弟失去田产和经济基础，只能以家传文化立身于异域，成为纯粹的精神贵族。

历来研究唐代士族者往往将唐代山东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士族相提并论，这忽视了唐代士族的特殊性。实际上，每个时期士族生存的环境都不一样。唐代以前，即使不是田余庆先生所谓严格的门阀政治，但士族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却为寒庶所不能企及。唐代山东士族失去了他们祖先拥有的政治、经济地位，很多沦为孤寒之辈。

唐代山东士族的门第声望来自民间，失去政治、经济基础的山东士族主要依靠其家族文化而登上政治舞台，并影响到唐代政治。

其次，唐代山东士族的区分不能完全依靠血缘，实际上，文化传承才是区分他们最重要的标准。

唐代山东士族为一等高门，唐人又好标榜门户，因此，很多非山东士族出身的士人多喜好自称山东士族。如唐代皇室自认为陇西李氏，实际上属于胡人婚姻圈。许多人自称出自山东旧族，如何看待这类人？实际上血缘并不重要，陈寅恪先生指出：“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74]如北齐神武帝高欢出自渤海高氏，血统上属于汉人，却自认为鲜卑人。《北齐书·神武纪上》载：“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75]陈先生认为：“高欢在血统上虽是汉人，在‘化’上因为累世北边，已经是鲜卑化的人了。‘化’比血统重要，鲜卑化人也就是鲜卑人。‘化’指文化习俗而言。”[76]标榜门户之人，视其情况，远祖自可冒认，三代以内要冒认是不可能的。如其遵循士族礼法亦可视为士族。

郡望本来被用来辨别血缘关系，清人孙星衍说：“姓氏与郡望相属，乃知宗派所出。”[77]但在士族社会，郡望成为区分出身贵贱高低的象征，所谓“而以地望明贵贱”。[78]唐人重郡望，很多新兴士族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自抬身价，以山东高门自居，拼命挤入山东高门，“同谱”现象出现了。“同谱”就是不同郡望的同姓者，将家族编入同一家谱，意味着双方公开认同其同祖先的关系。唐代士族重视郡望，对是否“同谱”十分重视。宰相杜正伦因与京兆杜氏求“同谱”不被接纳，甚至利用职权开凿京兆杜氏居住地杜固以发泄怨气。[79]

唐代很多新兴士族掌权后与士族高门求同谱，如同为新兴士族的张说与张九龄同谱，李义府与赵郡李敬玄同谱，京兆韦氏显赫时，诸韦同属籍。很多“同谱”现象是旧门阀和新权贵之间的一种交易。

唐代郡望不再是少数士族血统和身份的标志，而是一种相当宽泛和笼统的概念。刘知几《史通·邑里篇》云：“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地邦，冒为己邑。”[80]唐人言李必云陇西、赵郡，言王必举太原、瑯琊[81]，士族身份十分混乱。

唐代推崇门第郡望，一些显贵为了追求社会地位，趋附山东士族传统的社会声望，想尽办法向他们攀亲。李敬玄是否出身于山东高门，今天已很难确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他列入赵郡李氏南祖房。我们从两《唐书》本传中只能知道他是亳州人，出自寒族的可能性较大。高宗为太子时，马周向他推荐了李敬玄。李敬玄在高宗继位后得到重用，“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82]。李敬玄利用其政治地位加入了山东士族婚姻圈，但为了巩固家族的社会地位，“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83]。通过与赵郡李氏合谱，赵郡李氏承认了他同宗的地位。李敬玄处处效仿山东高门家学家风，史称“（敬玄）该览群籍，尤善于礼”[84]“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五礼”[85]。

李敬玄的身世本来很模糊，从血缘上讲，他有可能不属于山东士族，但从文化上讲，我们完全可以将他视作山东士族。实际上地域与血缘都不重要，文化传承才是士族与庶族的区别，也是士族之间的区别。

最后，作为文化士族的唐代山东士族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经济条件是士族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但文化条件对士族的存在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汉代以来地方豪强要转化为士族，必须走通经入仕的道路。六朝士族就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他们在学术文化方面往往有独特的造诣。至隋代仍然如此，《隋书·崔儦传》载：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世为著姓。……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数年之间，遂博览群言，多所通涉。解属文，在齐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迁殿中侍御史。寻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兼修律令。[86]

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家传文化包括很多内容，除了经史、文学以外，其家族文化还包括了其他杂学。《颜氏家训·杂艺篇》中提到书法、绘画、射箭、卜筮、医疗、弹琴、围棋、算术、博弈、投壶之类，名目十分繁多，其中尤以书法、绘画二事最受重视。北朝书法世家中以崔、卢二家最为著名，崔悦与卢谌齐名。“初，（卢）谌父（卢）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白马公崔玄伯亦善书，世传卫瓘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87]实际上，在北朝除了崔卢二家以外，荥阳郑氏文化修养亦极高。如郑羲“文学为优”，郑懿“涉猎经史”，郑道昭“少好文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郑幼儒“好学修谨，时望甚优”，郑伯猷“博学有文才，早知名”。尤其是郑道昭，不仅诗赋好，还是著名的书法大师，其成就当在崔卢之上。[88]

唐代山东士族保留了北朝以来的传统，除了经术、文史等学术文化外，其他才艺之事亦不让前贤。如：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人。父璥，魏州长史，号才吏。藏用能属文，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徵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学练气，为辟谷，登衡、庐，彷洋岷、峨。与陈子昂、赵贞固友善。……（卢）藏用善蓍龟九宫术，工草棣、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远，士贵其多能。……子昂、贞固前死，藏用抚其孤有恩，人称能终始交。[89]

卢藏用出自范阳卢氏，博学多才，为朝野所敬重。王维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属于太原王氏，母亲博陵崔氏。除了诗文以外，王维还精通音乐、绘画、书法，《新唐书·王维传》载：

（王）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客有以按乐图示者，无题识，维徐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90]

另外，王维精研佛教，以“诗佛”著称。他能够将艺术因素和宗教因素融入其诗歌之中，使其诗歌具有诗情、画意和音乐美，且富于禅趣。

与王维同时代的郑虔出自荥阳郑氏，他也是文艺上的多面手，《太平广记》卷二〇八载：“郑虔任广文博士……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91]

岑仲勉先生认为唐代山东士族有下列特点：

一、它非如前朝之四世三公，以官宦、名流自豪，宰相郑覃之孙女，只要嫁给一个姓崔的九品官，故太宗谓其“并无官宦、人物”。二、它包括有士、农、工、商各界人物，不定是富户，不能算作一个特殊阶级。三、它并不是依附统治者来压迫人民，故终唐一代，赵郡之李反比陇西之李为可贵，他们总不愿与皇室结亲，而受到唐朝的干涉。四、它是婚姻性的产物，不是政治性的产物。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点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92]

岑仲勉先生指出山东士族已经失去了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基础，凭借婚姻与文化标新立异，成为唐人仰慕的对象。

综上所述，唐代山东士族成为文化士族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与前代不同的是，唐代山东士族失去仕宦的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其次，区别唐代士族不能完全按照血缘关系，而是要依照其家族的文化传承；最后，唐代山东士族继承了家族文化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唐代山东士族已由经济性而形而上，血缘也不是区分士族的唯一标准，文化传承成为确定士族身份最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