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山东士族与关中士族

六朝士族分成江左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山东士族、关中士族、代北虏姓士族。《新唐书·儒学传》载：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93]

山东士族和关中士族同属于北方士族，吴姓士族与江左侨姓士族属于南方士族[94]，代北虏姓随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汉化后称洛阳人。由于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不同，这几类士族存在很大区别，《新唐书·儒学传》中载柳芳之言：

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敝，则失其所尚矣。[95]

柳芳是唐代著名史学家，这段话反映了唐人对不同士族的看法。一般论及地域文化的差别，多以南北区分。关中士族与山东士族同处北方，具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不同，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山东士族与关中士族的区别，既有地域不同的原因，也有家族文化传承的原因。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地域特色的确是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唐人李筌认为：

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96]

李筌生活于唐朝，他认识到地域不同会带来人物性格的差异。自古以来关中与山东以函谷关或潼关为界，山东处于函谷关或潼关以东的北方地区，关中处于关西。东周时期，关中属于秦地，《尚书·禹贡》分中国为九州，秦人本居于雍州，后司马错伐蜀，取梁州之地。故《汉书·地理志下》载：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97]

由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治理，秦地之人重农耕，有先王遗风。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人尚武之风大盛，《史记·商君传》载：

（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索隐] 曰：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索隐] 曰：末谓工商也。盖农桑为本，故上云“本业耕织”也。怠者，懈也。《周礼》谓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盖其法特又重于古制也）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索隐] 曰：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谓除其籍，则虽无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隐] 曰：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98]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99]。商鞅强调“富贵之门，要在战而已矣”,“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商君书·赏刑》）。使得秦民乐于征杀，举国上下尚武之风大盛。另外，因为秦国实施愚民政策，秦民文化素质低下，缺少礼仪约束，没有仁爱精神和道德自律。奖励耕战使民重实际，其“连坐法”使民不重信义，战国时代，“秦人无信”为山东六国所共知。

西汉承秦制，立都秦地长安，关中人仍然保持秦人之风习。《汉书·地理志下》载：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100]

关陇地处高寒地带，气候条件决定了该地区出产良马。另外，由于地近戎狄，民族战争不时爆发，故该地区良将辈出。

东汉末，由于关中武力强于山东，出身于荥阳郑氏的郑泰劝董卓时说：“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冦，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谁敢御之？”[101]

至晋代，关中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晋江统《徙戎论》载：“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02]五胡乱华之后，关中胡汉杂居，使胡风蔓延，出身于清河崔氏的北魏权臣崔浩对魏主说：“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刘）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103]崔浩也认为关中胡化已不可逆转，代表汉文化的南朝已无法改变关中胡化的局面。

总的来讲，关中之人多功利、豪奢、尚武，缺少礼仪。受关中民风的影响，以长安为首都的王朝往往轻儒学、少礼仪。

处于山东的鲁地为孔孟之乡，西周时，周公封于鲁国，鲁人因此率先知道礼乐文化。以洛阳为首都的东汉经学远胜以长安为首都的西汉。乱世往往思良将，治世往往需贤臣。天下太平之后，封建帝王常常修文偃武，以儒家思想维系社会稳定。这时候，重礼乐文化的山东士人就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书·赵充国传赞》:

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104]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襃，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着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105]

另据《后汉书·虞诩传》载：“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李贤注：“《前书》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郿白起，频阳王翦；汉兴，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上邽赵充国，狄道辛武贤，皆名将也。丞相萧、曹、魏、丙、韦、平、孔、翟之类也。”[106]

西汉丞相46人，以其籍贯或出生地计，属于山东者36人，属于山西者8人。并且，“山东人为相之时极长，且多所建树，山西人则蹙蹙焉”[107]。事实上，秦人自穆公以后，就大量使用山东人，著名公卿如百里奚、蹇叔、商鞅、张仪、李斯皆为山东人。

自秦汉以来，关中与山东地区文化就存在很大区别。山东士族尚礼法，关中士族尚功利、重实用。南北朝时期，关中与山东既有统一又有分裂。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山东与关中重新统一。由于东汉以来山东的文化积淀一直优于关中，加上北魏政权中心在山东，山东士族成为北方士族的代表。其门第在北魏孝文帝定“太和四姓”之后超过了关中士族和代北虏姓。[108]

隋文帝杨坚统一北方后，深知山东儒学及礼乐文化之发达远胜关陇，北魏孝文帝以来的文化正统在山东。杨坚要以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必须重用山东土族。《隋书》载：“时高祖又令（牛）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诏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109]对此陈寅恪先生说：“修撰五礼之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之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齐，以广义言，俱可谓之齐人也。”[110]北齐所辖地为山东诸境，尽管北齐亡于北周，其文化的发达却远非宇文氏的北周所能比。这正是中古时期山东士族社会地位高于关中士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隋代，原本为关中显赫大姓的城南韦、杜，弘农杨氏，门第已比不上山东士族。像其他北方士族一样，出身于关中郡姓弘农杨氏的杨素十分重视婚姻的门第，杨素为他的儿子杨玄纵所娶清河崔氏，乃崔儦之女。《隋书·崔儦传》载：

清河武城人也……世为著姓……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重（崔）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亲迎之。始公乡满座，素令骑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轻素之色，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座。后数日，儦方来谢，素待之如初。[111]

杨素出身于弘农杨氏，其祖先是被称为“关西孔子杨伯起”的杨震。弘农杨氏是中古显赫大族，其主要支脉族聚于华阴，属于关中士族一等高门。杨素本人当时势倾朝野，炙手可热，婚姻上却为清河崔儦所轻视。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了至隋代时，关中士族社会地位已远逊于山东士族。

周隋政权中心在关中，关陇集团开始打击山东士族。隋炀帝大业初年，关中著姓韦云起（出自京兆韦氏）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件朋党人姓名及奸状如左。”[112]隋炀帝令大理寺追究。

地域文化的比较十分复杂，只能大概言之。秦汉定都于关中，为了强本弱末，统治者迁徙山东大族于诸陵，导致关中风俗不纯。汉代关中政治地位十分重要，汉代以来关中人才辈出，如：京兆韦氏在西汉出现的韦贤家族，东汉弘农杨氏出现了关西孔子杨伯起，魏晋时期京兆杜氏出现了通《左传》的经学大师杜预。

至唐代，关中士族经学传统多已沦丧。韦、杨成为初盛唐外戚集团，京兆杜氏成为文学世家（杜审言、杜甫、杜牧皆以文学知名）。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诗中云：“吾祖诗冠古。”[113]其《宗武生日》诗告诫其子：“诗是吾家事。”[114]这表明，京兆杜氏已由杜预的经学世家转化为文学世家。

与关中士族相比，唐代山东高门尚能够坚持传统礼法。杜甫要求儿子“精熟《文选》理”，然而，出自山东高门赵郡李氏的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却“家不藏《文选》”。京兆杜氏家风早已堕落，如杜希望以边将进身；其子杜佑晚年以妾为夫人，母丧不去官[115];。”[116]杜甫《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郑虔》称郑虔“荥阳冠众儒”[117]，表现了对山东士族家传儒学的羡慕。

清人王鸣盛说：“西汉亡，义士不如东汉亡之多，西汉重势利，东汉重名节也。宋亡有文信国，唐亡无一人，宋崇道学，唐尚文辞也。”[118]西汉产生了豪强大族，士族则产生于东汉。西汉建都长安，受关中风俗影响较大；东汉建都洛阳，受山东影响较大。因此这两个朝代虽皆为刘氏子孙统治，皆以孝治天下，而时代精神相去甚远。西汉承秦制，建都关中，受秦地风俗影响，重势利。东汉建都洛阳，受山东人文精神的影响，重名节。汉末大儒卢植、郑玄等皆长期居于山东，成为山东文化兴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