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山东士族的家风
山东士族的特点体现在其家学和家风之中。隋代赵郡李士谦和博陵崔廓皆保留了北朝以来山东高门的家风特点,据《隋书·李士谦传》载:
李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也。髫龀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呕吐,疑为中毒,因跪而尝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玚,深所嗟尚,每称曰:“此儿吾家之颜子也。”年十二,魏广平王赞辟开府参军事。后丁母忧,居丧骨立。有姊适宋氏,不胜哀而死。……李氏宗党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会极欢,无不沉醉喧乱。……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州里有丧事不办者,士谦辄奔走赴之,随乏供济。有兄弟分财不均,至相阋讼,士谦闻而出财,补其少者,令与多者相埒。兄弟愧惧,更相推让,卒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谦牵置凉处饲之,过于本主。望见盗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尝执盗粟者,士谦慰谕之曰:“穷困所致,义无相责。”遽令放之。……其后出粟数千石,以贷乡人,值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曰:“债了矣,幸勿为念也。”各令罢去。明年大熟,债家争来偿谦,谦拒之,一无所受。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粮种,分给贫乏。赵郡农民德之,抚其子孙曰:“此乃李参军遗惠也。”[9]
李士谦和崔廓齐名,《隋书·崔廓传》载: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齐燕州司马。廓少孤贫而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初为里佐,屡逢屈辱,于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里,不应辟命。与赵郡李士谦为忘年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崔廓子崔赜)母忧去职,性至孝,水浆不入口者五日。……(隋炀帝)因谓牛弘曰:“崔祖浚(崔赜字)所谓问一知二。”[10]
李士谦和崔廓,出自北朝以来名闻山东的“博崔赵李”家族。从上述二例我们可以发现山东士族的家族特点。在家学上:博学多闻;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有融合三教的趋势。在家风上:首先,特别重孝道;其次,重义轻利,有节俭的美德。另外,我们从《新唐书·列女传》中发现,山东士族女子多重礼法、守妇道。
一 注重孝道
作为“士”的标准,《论语》中的记载如下: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11]
“孝”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宗族称孝”是“士”的重要标准。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后次序。孝悌则可以齐家,“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然后才可以治国平天下。
五胡乱华后的北方,政权更迭频繁。汉人士族面对的是五胡政权,难以倾心归顺,因而家族内部很少强调对朝廷的忠诚。与南方士族(包括侨姓士族)生活于大城市不同,北朝士族居住于乡村,战乱时常常举族聚于坞堡之内。这样的大家族生活在一起,没有一定的宗法规则是无法调和家族内部矛盾的。山东士族家传儒学,儒学中的孝悌观念自然被引用到家族内部。
唐代山东士族沿袭了北朝士族的遗风,家族内部讲究孝道,这实际上也是儒学思想在治家方面的反映。《新唐书》的修撰者欧阳修、宋祁认识到孝悌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他们在《新唐书·孝友传》中赞曰:
圣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国,国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绳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单人,行孝一概,而凶盗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12]
唐代士族讲孝道,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下面列出一些出自唐代“山东五姓”的孝子。
赵郡李氏
赵郡李公道枢,先夫人卢氏,性严,事亦类此。道枢名声已闻,又在班列,宾至门,往往值其受杖。[13]
李珏字待价,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南,养母以孝闻。[14]
李藩字叔翰,赵郡人……祖畬,开元时为考功郎中,事母孝谨,母卒,不胜丧死。[15]
陇西李氏
李杰,本名务光,相州滏阳人。后魏并州刺史宝之后也。其先自陇西徙焉。杰少以孝友著称。举明经,累迁天官员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当时之誉。[16]
博陵崔氏
崔沔,字善冲,京兆长安人。后周陇州刺史士约四世孙,自博陵徙焉。纯谨无二言,事亲笃孝,有才章。擢进士。举贤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诵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试,对益工,遂为第一……睿宗召授中书舍人,以母病东都不忍去,固辞求侍。[17]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伦,字叙,居父丧,跣护柩行千里,道路为流涕,庐冢弥年。服除,及进士第,历吏部员外郎。[18]
范阳卢氏
卢迈,字子玄,河南河南人。性孝友。举明经入第,补太子正字。[19]
太原王氏
王维……与弟缙齐名,资孝友。……母丧,毁几不生。服除,累迁给事中。……缙为蜀州刺史未还,维自表:“己有五短,缙五长,臣在省户,缙远方,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20]
中国历代多以孝治天下,山东士族十分讲究孝道,这正是他们长盛不衰、绵延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二 唐代山东士族往往出自孤寒,保留了节俭的美德
(一)唐代山东士族往往出自孤寒
出自陇西李氏的唐人李揆号称天下“三绝”,罢相后在江南养病,“既无禄俸,家复贫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给”[21]。唐代士族之盛,“实系于冠冕”,若非累世公卿,本人又居家不仕,则举家不免于贫困。唐代山东高门子弟常常出自孤寒,如:
太宗朝宰相王珪出自太原王氏,“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欲,志量沉深,能安于贫贱,体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王)颇当时通儒,有人伦之鉴,尝谓所亲曰:‘门户所寄,唯在此儿耳。'”[22]
玄宗朝宰相崔日用出自博陵崔氏,“(崔)日用从父兄日知,字子骏,少孤贫,力学,以明经进至兵部员外郎。与张说同为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称”[23]。
崔蠡出自清河崔氏,“唐崔蠡知制诰日,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清苦俭啬。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朝贤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24]
卢商出自范阳卢氏,“(卢)商,元和四年擢进士第,又书判拔萃登科。少孤贫力学,释褐秘书省校书郎”[25]。
王播出自太原王氏,“王播少孤贫,常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26]。
《唐摭言》卷七有“起自寒苦”条,所载李义琛兄弟、王播、郑朗、李绛、徐商、韦昭度共六例。[27]其中前四位皆出自“山东五姓”,占大部分,可见唐代山东士族的显贵多出自孤寒,他们多以科举进身。
李德裕的用人之道十分值得探讨,一方面李德裕重门第,反对进士科,《新唐书》载李德裕对唐武宗语:
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28]
另一方面,史籍又津津乐道于李德裕选拔孤寒之事,范摅《云溪友议》卷中载:
或问赞皇公(李德裕)之秉均衡也,毁誉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不顾。是以结怨豪门,取尤群彦。(光福王起侍郎,自长庆三年知举,后二十一岁,复为仆射,武皇朝犹主国。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贺庆而已)。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29]
崔郾家族多次掌贡举,亦有选拔孤寒之名,与李德裕志同道合:
(崔郾为官时),孤寒无援者未尝留滞,铨叙之美,为时所称。……其年转礼部侍郎,东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者无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为辅相名卿者十数人……会昌初,李德裕用事,与郾弟兄素善。[30]
孙光宪《北梦琐言》“卢肇为进士状元”条载:
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掌武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惟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谒见,许脱衫从容。旧例,礼部放榜,先禀朝廷,恐有亲属言荐。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起未喻其旨,复遣亲吏于相门侦问,吏曰:“相公于举子中,独有卢肇久接从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卢肇为状头及第。时论曰:“卢虽受知于掌武(李德裕),无妨主司之公道也。”[31]
陈寅恪先生赞同以上观念,他说:“拔引孤寒之美德高名翻让与山东旧族之李德裕矣。”[32]亦认为李德裕重用孤寒之辈。
实际上李德裕重用孤寒与重门第并不矛盾,他所用的多为出自山东高门中的孤寒之士。卢肇属于孤寒,实指其政治、经济地位。其门第出自山东高门之范阳卢氏,在血统和文化上属于山东高门。山东高门之间往往相互援引,李德裕出自赵郡李氏,多次掌贡举之崔郾家族出自清河崔氏,王起出自太原王氏,皆为山东士族一等高门。
李德裕所用士人多为传统士族,这些士族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衰落,沦落为“孤寒”,但依旧保持着社会地位和文化传承,后人多根据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将他们误认为庶族。唐代山东士族已丧失政治、经济特权,其家庭正如唐太宗所云“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33]。与六朝士族不同的是,唐代山东士族变成纯粹的精神贵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已经成为过去,很多士族子弟沦为孤寒而不得不加入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
(二)唐代山东士族保留了节俭的美德
东汉以来门第兴衰无常,很多豪门大族子孙沦为凡庶,延绵数百年而家风不堕者往往有富贵不能淫的美德。弘农杨氏德业相继,有“关西孔子”之称的杨震以“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的美誉遗留子孙。与清廉的弘农杨氏相反,同为东汉名族,有“四世三公”之称的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被时人认为不及杨氏能恪守家风。[34]
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具备深厚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文化传统,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视文化传统,以淡泊功利为美德。如出自范阳卢氏的卢义僖:
(卢义僖)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俊劝其干谒当途。义僖曰:“学先王之道,贵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贵也。”……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闾悦其恩德。性宽和畏慎,不妄交款,与魏子建情好尤笃,言无所隐。义僖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35]
卢义僖“性清俭”,虽不求富贵,但家道殷实,他所谓“先王之道”指的是儒学。正如《论语》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学思想中有很多重义轻利的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到唐代山东士族的家风。
唐代山东士族即使已经身为高官,大多数仍然能保持节俭的美德。盛唐时期的卢怀慎就是典型的例子。《新唐书·卢怀慎传》载:
卢怀慎,滑州人,盖范阳著姓……怀慎清俭不营产,服器无金玉文绮之饰,虽贵而妻子犹寒饥,所得禄赐,于故人亲戚无所计惜,随散辄尽。赴东都掌选,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属疾,宋璟、卢从愿候之。见敝箦单藉,门不施箔。会风雨至,举席自障。日晏设食,蒸豆两器。菜数杯而已……及治丧,家亡留储。帝时将幸东都,四门博士张星上言:“怀慎忠清,以直道始终,不加优锡,无以劝善。”乃下制赐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后还京,因校猎鄠、杜间。望怀慎家。环堵庳陋,家人若有所营者,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帝即以缣帛赐之,为罢猎。经其墓,碑表未立,停跸临视,泫然流涕。[36]
卢怀慎为官清廉,其孙卢杞于德宗时因此凭借祖荫拜相。
中唐时期出自荥阳郑氏的宰相郑余庆也是清廉的典型,郑余庆去世后,“帝(穆宗)以其贫,特给一月奉料为赗襚”[37]。郑余庆之节俭又见于《唐语林》:“司徒郑贞公(郑余庆谥曰‘贞’)毎在方镇,公厅陈设,器用无不正备,宴犒未尝刻薄。其平居奉身过于俭素,中外婚嫁甚多,礼物皆经处画。”[38]
郑余庆贵为宰相,本无柴米之忧,其财产多接济他人,其节俭只是为了体现他的生活方式。《新唐书·郑余庆传》载:
其禄悉赒所亲,或济人急,而自奉粗狭,至官府,乃开肆广大,常语人曰:“禄不及亲友而侈仆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礼献皆亲阅之。后生内谒,必引见,谆谆教以经义,务成就儒学。自至德后,方镇除拜,必遣内使持幢节就第,至则多馈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纳至数百万缗。宪宗每命余庆,必诫使曰:“是家贫,不可妄求取。”议者或诋其沽激,余庆不屑也。[39]
同出于荥阳郑氏的郑覃虽位至宰相,亦以清贫著称。《旧唐书·郑覃传》载:“(郑)覃少清苦贞退,不造次与人款狎。位至相国,所居未尝增饰,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40]
山东士族属于文化高门,虽然思想较为保守、复古,但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节俭美德。当中唐山东士族执政以后,他们以节俭之美德影响人君,《旧唐书·李藩传》载:
(李)藩性忠荩,事无不言,上重之,以为无隐。四年冬,(宪宗)顾谓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给人足,或国贫下困,其故何也?”藩对曰:“古人云:‘俭以足用。’盖足用系于俭约。诚使人君不贵珠玉,唯务耕桑,则人无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与不足,自然帑藏充羡,稼穑丰登。若人君竭民力,贵异物,上行下效,风俗日奢,去本务末,衣食益乏,则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然国贫家困,盗贼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鉴前古,思跻富庶,躬尚勤俭,自当理平。伏愿以知之为非艰,保之为急务,宫室舆马,衣服器玩,必务损之又损,示人变风,则天下幸甚。”帝曰:“俭约之事,是我诚心;贫富之由,如卿所说。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滥,极言箴规,此固深期于卿等也。”[41]
李藩出身于赵郡李氏,为李畲之孙。他劝宪宗以节俭治天下,正是山东士族传统门风的体现。山东士族传统门风强调重义轻利,李藩之言所以为宪宗所采纳,与他本人的表现是分不开的:“李藩字叔翰,赵郡人……父卒,家富于财,亲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务散施,不数年而贫。年四十余未仕,读书扬州,困于自给。”[42]
李德裕亦十分节俭,“李卫公性简俭,不好声妓,往往经旬不饮酒。”李德裕自称“无常人嗜欲:不求货殖,不近声色,无长夜之欢,未尝大醉。”[43]中唐的节俭使朝廷的储备增加,对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
懿宗尝行经延资库,见广厦钱帛山积,问左右:“谁为库?”侍臣对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岁度支备用之余,尽实于此。自是以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上曰:“今何在?”曰:“顷坐吴湘贬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岂合诛谴!”[44]
李德裕在宣宗朝被贬死于崖州,但他在武宗会昌年间之善政,于懿宗朝尚且受益,可见中唐节俭之风对维持晚唐政局的作用。
与山东士族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非高门出身的新兴进士,沾染了浮华的风气。段文昌与白居易等新兴进士门第较低,富贵后生活奢侈。如:
(段)文昌晚贵,以金莲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书规之。文昌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45]
(段)文昌少孤,寓居广陵之瓜洲,家贫力学……(段文昌)在中书厅事,地衣皆锦绣,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饬,方践履。同列或劝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贫太甚,聊以自慰尔。”[46]
幼年贫困的段文昌富贵后生活极端奢侈糜烂,这与中年以后的白居易十分相似。白居易自贬江州司马后,选择了“中隐”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东方朔的大隐隐于朝,亦不同于其他隐士隐于山林,白居易要求在富庶的东南及东都洛阳为官。这样既保持了内心的平静,又极力享受人生的乐趣。白氏晚年虽自号“香山居士”,信奉释氏,却徜徉于醇酒美人之间,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
三 山东士族女子多守礼法
钱穆先生说:“女子教育不同,则家风门规颇难维持。此正当时门第所重,则慎重婚配,亦理所宜。”[47]传统士族女子多守妇道,这是士族门风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东汉南阳邓氏累世显贵,高密侯邓禹被列入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中兴之初,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48]。受胡风影响,唐代的社会风气十分开放,即使作为天下表率的公主亦视再嫁为寻常事。武则天和中宗皇后韦氏尽管母仪天下,皆不能守妇节。与当时社会风气迥异的是,山东士族女子多守妇道、讲礼法。《新唐书·列女传》载:
女子之行,于亲也孝,妇也节,母也义而慈,止矣……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49]
《新唐书·列女传》所谓“闻家令姓,窈窕淑女”指的主要是衣冠之姓,士族之女。对女子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首先,“于亲也孝”,对父母要尽孝;其次,“妇也节”,指女子贞节,对夫家尽责;最后,“母也义而慈”,指对子女要尽做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这实际上是宋代“三从四德”的“在家从父”“出则从夫”“夫死从子”的雏形。作为一个女子,必须对父母、夫家、子女尽做女儿、妻子、母亲的义务。
《新唐书》卷二〇五《列女传》中记载了48位女性,现按照其婚姻圈[50]分类列表如下:
《新唐书·列女传》中共48例,尚有几例姓氏不明。其中与崔、卢、郑、李、王婚姻圈有关的有23例(指五姓之妻女),加上刘氏和高氏则有26例,已经超过总数的一半。属于关中六姓婚姻圈的有10例,排在第二位。与山东旧族和“关中六姓”没有关系的不超过18例。[51]
与初盛唐女子开放的风气不同的是,《新唐书·列女传》中的女子严守礼法,这正是山东旧族传统家风的具体表现。《新唐书·列女传》中女子多为士族尤其是山东旧族妻女,足见山东旧族对唐代礼法的重要影响。山东旧族重视对女子的礼法教育,因为,女子在家庭中对子女起表率作用。
首先,山东士族女子多讲孝道。
山东士族家族庞大,而“孝道”是维持大家族正常运转的首要条件,《新唐书·列女传》载:
卢甫妻李,秦州成纪人。父澜,永泰初为蕲令。梁、宋兵兴,澜谕降剧贼数千人。刺史曹升袭贼,败之。贼疑澜卖已,执澜及其弟渤,兄弟争相代死,李见父被执,亦请代父。遂皆遇害。[52]
卢甫妻李氏,秦州成纪人,当出自陇西李氏。当父亲有难时,女儿请以身代父,一门之中,可谓“男忠女孝”。另据《太平广记》载:
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驰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殁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诏旌表门闾,而赞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雎》合雅,始号文明。”[53]
唐代荥阳郑氏,人物尤多。郑神佐女一方面尽对父母的孝道,另一方面,她誓不适人,立志守节。唐宣宗大中年间,由于宣宗好山东衣冠之族,并且嫁爱女万寿公主于荥阳郑颢为妻。故旌表郑神佐女,唐室公主开始守礼法如山东士族。
范阳卢氏亦可称为守妇道的典范,《新唐书·列女传》载:
郑义宗妻卢者,范阳士族也。涉书史,事舅姑恭顺。夜有盗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窜,惟姑不能去,卢冒刃立姑侧,为贼捽捶几死。贼去,人问何为不惧,答曰:“人所以异鸟兽者,以其有仁义也。今邻里急难尚相赴,况姑可委弃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独生。”姑曰:“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吾乃今见妇之心。”
郑义宗娶妻卢氏,属于“山东五姓”婚姻圈。卢氏在强盗抢劫时,不顾自身安危保护其公婆,这正是士族之家所谓“妇道”。
其次,山东士族女子多守贞节。
东汉经学发达,贞节观念盛行。六朝以来,由于受到玄风的影响,南方社会风气开放,而北朝士族恪守汉儒礼法。唐代山东高门沿袭北朝以来传统,山东高门女子很少有改嫁的记载,多讲究贞节,如《千字文》所谓“女慕贞节,男效才良”。
《新唐书》卷二〇五《列女传》载:
房玄龄妻卢,失其世。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它。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54]
房玄龄妻卢氏虽失其世系,但从房玄龄出自山东士族清河房氏,好山东高门婚姻来推测,卢氏当出于范阳卢氏。[55]房玄龄妻卢氏的贞节与房玄龄子房遗爱之妻高阳公主(即合浦公主,太宗女)形成鲜明对比。另据《新唐书》卷二〇五《列女传》载:
崔绘妻卢者,鸾台侍郎献之女。献有美名。绘丧,卢年少,家欲嫁之,卢称疾不许。女兄适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显重,表求继室,诏许,家内外姻皆然可。思冲归币三百舆,卢不可,曰:“吾岂再辱于人乎?宁没身为婢。”是夕,出自窦,粪秽蔑面,还崔舍,断发自誓。思冲以闻,武后不夺也,诏为浮屠尼以终。[56]
武后朝正是社会风气最开放之时,武后以女主临天下,其女太平公主和孙女安乐公主皆求为皇太女,酿成后世封建文人所谓“太平、安乐之祸”。崔绘娶妻卢氏,属于典型的山东五姓婚姻圈。卢氏在“思冲方显重”“诏许”“家内外姻皆然可”“思冲归币三百舆”的情况下仍然为丈夫守节。非高门女子耳濡目染传统礼法,焉能至此。
唐末,天下大乱,山东士族女子在乱世之中,尽显其礼法传统。《新唐书·列女传》载:
李廷节妻崔。乾符中,廷节为郏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节被执。贼见崔姝美,将妻之,诟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贼污?”贼怒,刳其心食之。[57]
作为士人妻的崔氏以身相抗,守节而死。同书载李拯妻卢氏之事:
李拯妻卢者,美姿,能属文。拯字昌时,咸通末擢进士,迁累考功郎中。黄巢乱,避地平阳,僖宗召为翰林学士。帝出宝鸡,陷于嗣襄王熅。熅败,拯死,卢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从,胁以刃,断一臂死。[58]
卢氏“美姿,能属文”,显然受过良好的家族文化教育。最后伏尸而死,不辱其门风,可谓烈妇。
最后,山东士族女子重“母仪”。
山东高门往往重五姓婚姻,重要原因在于士族高门女子讲究礼法,其口传身教对子女有重要影响,使家族门风得以维持。唐代很多名士的成长都与其母亲的教育有关,这些幕后的女子很多出自山东高门,如:
(李)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元和初,登进士第。[59]
(元)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60]
韩愈父母早逝,他是在嫂子荥阳郑氏的教育下长大的。柳宗元母亲出自范阳卢氏,柳宗元《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志》提及他母亲行状:
先夫人姓卢氏,讳某,世家涿郡……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烈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岁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是良难也。”[61]
柳宗元母卢氏不仅十分重视儒学的启蒙教育,而且注重德行熏染。这种教育对于处于孩童时期的士族子弟十分重要,即使在他们成年以后,母亲的影响还在继续,如《新唐书》卷二〇五《列女传》所载李畬母亲的故事: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渊识。畬为监察御史,得禀米,量之三斛而赢,问于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问车庸有几,曰:“御史不偿也。”母怒,敇归余米,偿其庸,因切责畬。畬乃劾仓官,自言状,诸御史闻之,有惭色。[62]
李畲出自赵郡李氏,是宰相李藩的祖父,事母尽孝。李畬母这种教育方式对于子弟的成长十分有利,这是山东高门子弟在中唐复兴的重要原因。
我们从上述事例中可以得出唐代山东士族的一些基本特点:强调孝悌观念;多出自孤寒,保持节俭的美德;女子多守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