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代山东士族的特点

中古时代中国社会可以分成士族和庶族两大阶层。东汉以来，一些强宗大族逐渐完成了向士族的转变，没有完成转变的大族则走向衰落。与南朝士族多居于都市不同，北朝山东士族多处于乡村，往往聚族而居，保存了完整的宗法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抵御胡族的侵扰，北朝士族常常整个宗族聚居于一体，往往累世同居，如北魏弘农杨播家族、范阳卢渊家族常被当作典范。另外，如博陵崔挺的五世同居，博陵李几七世共居同财。这种家族聚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博陵崔）士谦性至孝，与弟说特相友爱，虽复年位并高，资产皆无私焉，居家严肃，旷及说子弘度并奉其遗训云。”[1]崔士谦属于博陵崔氏，其兄弟子侄无私产。同族中还有孝芬、孝伟、孝演兄弟，也是共居一处并共同拥有财产，其经济生活正如《北史·崔孝芬传》所说：

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始（崔）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后，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启觐，家事巨细，一以咨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库，四时分赉，李氏自裁之。[2]

整个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因而，儒家礼法成为家族内部管理的不二法门。[3]同为山东高门的范阳卢氏也将儒家礼法用在家族内部：

（卢）度世，李氏之甥。其为济州也，国家初平升城。无盐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军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计中表，致其恭恤。每觐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赈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坠落，多所收赎。及渊、昶等并循父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莫不毕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推。谦退简约，不与世竞。父母亡，然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助以礼如此。又一门三主（公主），当世以为荣。[4]

对此，《魏书》有史臣赞曰：“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5]

由于宗族势力的强大，历代统治者对他们恩威并施，既打击又拉拢。唐杜佑《通典》卷三引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曰：

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竞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弱末之计也。文宣之代（指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北齐神武帝）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6]

乱世之时，各种政治势力尽量拉拢地方宗族势力以增强自身实力。一旦政权稳固之后，统治者为了强本弱末，往往会削弱宗族势力。尽管孝文帝和宣武帝政令严猛，大宗族仍然“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北齐神武帝为冀州刺史、都督冀州诸军事时，利用冀州大族稳定了山东，为日后建立北齐政权奠定了基础。稍后，宇文泰利用关陇大族稳定了关陇地区，遂有北周政权。

唐代山东士族沿袭了北朝传统，往往聚族而居。即使在朝为官，他们与原籍仍未疏远，有的在京师设居所，在原籍亦有居所，形成“城市与乡村的双家形态”。有的虽然没有双家，其亲族仍在乡村。[7]“甘露之变”失败后，宦官欲废唐文宗，招翰林学士崔慎由起草诏书，“慎由大惊曰：‘某有中外亲族数千口，列在搢绅，长行、兄弟、甥侄仅三百人，一旦闻此覆族之言，宁死不敢承命。况圣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岂可轻议！'”[8]崔慎由出自山东高门清河崔氏，“有中外亲族数千口”，足见其家族的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