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保护的概念

（一）已有的概念

迄今，国内外有关语言保护的论著很多，但对“语言保护”概念做出界定的尚不多见。曹志耘《论语言保存》（2009）一文大概是我国界定“语言保护”和“语言保存”这两个概念的首篇论文。17该文指出：

“语言保存”是指通过全面、细致、科学的调查，把语言、方言的实际面貌记录下来，并进行长期、有效的保存和展示。

“语言保护”是指通过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保持语言、方言的活力，使其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要避免弱势和濒危的语言、方言衰亡。

“语言保存”和“语言保护”是两种不同的观念，也是两种不同的措施（曹志耘，2009）。

这种界定具有较高的科学成分，比较清晰准确地揭示了“语言保护”和“语言保存”这两个概念在保护措施和保护目标方面的区别，但是好像没有阐述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没有提到语言保护的主体。实际上，“语言保护”和“语言保存”之间是有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上下位关系，或称隶属关系，“语言保存”是“语言保护”各项措施中的一种措施。

瞿霭堂（2010）界定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的保护，提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保护要在“建立双语制的宏观目标”方面，做好“保障、保护和保存”这三个方面的工作。该定义把“保障、保护和保存”这三项措施，界定为语言保护的内容，因而比较准确地揭示了语言保护概念的主要内涵，但是此概念似乎也没有涉及语言保护的主体。

方小兵（2013）认为，为了降低社会生活变化对语言生态产生的冲击，人类主动采取语言资源保护、语言权利保障等行动，协调语言关系，这些行动的总称就是语言保护。该定义的长处是揭示了语言保护的目标、保护的主体和保护措施，但也存在一些疑问。譬如，该定义认为，语言保护的主体是全“人类”，这种界定似乎有点宽泛，实际上，采取或实施“语言保护行动”的主要是政府、语言群体和专家，详见下文第三节。

另外，该定义列举的语言保护措施或行动，只有“语言资源保护”和“语言权利保障”两项，似乎还不够，其他保护措施诸如濒危语言保护、语言文化遗产保护等均未提及。

戴红亮（2014）从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视角提出，语言保护工作“应以保存语言材料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权利为抓手，以重构语言生态环境为重点，充分利用教育、文化、技术和传媒的综合力量，共同发挥语言使用者、专家和政府的共同力量，才能延缓少数民族语言生命周期，缓和语言之间张力，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该定义界定的是“语言保护工作”概念，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保护”定义，但是，二者之间交叉重复的部分很大，因此，该界定蕴含了语言保护概念的许多合理内核。其特色是涉及了语言保护的三项措施：保存语言材料、保障语言权利和重建语言生态环境；提到了语言保护的三个主体：语言使用者、政府和专家学者；提出了语言保护工作（也可看成是语言保护）的三个目标：延缓少数民族语言生命周期，缓和语言之间张力，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二）本文提出的概念

为了从理论上提出一个更能适合我国国情的“语言保护”范畴，在考虑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将这个概念界定为：

语言保护是指为了减少和避免国家或地区因语言濒危、语言资源流失、语言文化遗产失传、语言使用空间萎缩、语言生态失衡、语言健康恶化带来的冲击，政府、语言群体和专家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性措施，包括：受保护语言的认定、记录、建档、研究、保存、保护、保障、维护、建区、宣传、传承、传播、展示。

对此概念，特做以下几点说明：

1．关于语言保护的对象。要实施语言保护，首先要明确哪些种类的语言或何种状态的语言需要保护。这就涉及语言保护的对象问题。本定义列举了语言受冲击、受危害的六种状况，这六种状况总体上可以视为语言保护工作的对象。其中，鉴于“语言使用”是语言权利的核心内容，可以换用“语言权利”来表述，这样，语言保护的对象则可概括为：濒危语言、语言资源、语言文化遗产、语言权利、语言生态和语言健康六种。

2．关于语言保护的主体。要实行语言保护，还要明确谁来制定实施语言保护行动或语言保护规划，这就涉及语言保护的主体问题。本定义列举了语言保护的三大主体：政府、语言群体和专家。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政府”要分辨主管部门，如教育主管部门、文化主管部门等；还要分出主次，譬如以哪个主要管理部门为主，哪些工作部门协同等。“语言群体”是指某一地区以某种语言或方言为母语的群体。要分地区。“专家”分学科，如语言学家、教育学家、民间文学家、民族学家、法学家等。

3．关于语言保护的措施。上述定义列举的十三项，是各类语言保护措施的总和，有关这些语言保护措施的分类，将在下一节中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