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词不仅堪称中国古代最优美的抒情文学，而且也具有非常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

过去一般都倾向于认为词所表现的内容题材很狭窄，其实这种看法是比较笼统的，不够全面和深刻。我们承认，就整体而言，唐宋词所表现的内容题材的确不如唐宋诗那样广泛丰富；我们也不否认，初期的文人词确实带有较明显的“诗余”味道和“艳科”性质。但是，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就作品数量而论，现存唐五代词只有两千余首，现存两宋词也只有二万一千多首，而现存唐五代诗则多达五万余首，《全宋诗》所收作品总量更多达二十余万首，可见现存唐宋词的作品总量远远少于唐宋诗的作品总量，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奢望它所表现的内容题材能像唐宋诗一样广泛丰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词在内容题材的表现上是不断拓展的，唐五代文人词的表现范围要相对狭窄一些，但是进入宋代以后，经过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一大批词人的不断革新与开拓，词体文学也就逐步走上了“文人化”的历史进程，变成了文人们抒情言志的一种新型诗体；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词所表现的内容题材相对于传统诗文而言显得狭窄了一些，但是它也因此具有了传统诗文所不能比拟的集中性和深刻性，这就是对情爱、对心绪、对个体、对人生的更为集中而深刻的描写和表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词的文化蕴含并不亚于传统诗文。

词起源于隋唐之际，于晚唐五代渐趋兴盛，至两宋达于繁荣鼎盛的高峰。词在初起阶段乃与唐代诗、文同生共处在一个国度里，比起诗、文这两棵“大树”的枝繁叶茂和硕果累累，初期的词就像一株发育不良的幼苗，生长得那样艰难曲折，但它依然顽强地生长着，终于从唐代诗、文这两棵“大树”的浓荫和夹缝中成长起来，以她那少女般含苞待放的婀娜多姿迎来了“宋词”这朵美艳绝伦的鲜花的怒放。词的成长轨迹既预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她的娇羞婉丽也表露出中国古代艺术文化的一种新风采；她既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沃土和时代文化的特定环境中孕育和生长，她的容颜姿态和个性气质便自然带有她从中脱胎而出的那个“文化母体”的鲜明印记。通过对唐宋词的文化审视，我们便能见出她所折射和再现的那个“文化母体”的形象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一）社会文化生活的立体写照

如果我们能将唐宋时代的民间词与文人词连接起来通贯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察，把星散棋零的那些被视为“别调”、“变体”的作品一一掇拾起来编织起来共同纳入我们的观照视野，把对现有作品的分析与可能属散佚失传的作品的估计合理地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唐宋词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和表现的容量虽不能与唐宋诗相比，但就其现有的程度来讲，仍然是较为丰富和多面的。

敦煌词是被抄录并有幸保存在敦煌一隅的唐五代民间词的代表（其中含部分非民间词），它的传存数量的有限性却仍然掩盖不住它内容题材的丰富性。王重民先生所编《敦煌曲子词集》仅收录164首作品，但他已非常惊叹于它的琳琅满目了：“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据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及孔凡礼先生所编《全宋词补辑》来统计，共收无名氏词作1569首，其中大部分应属民间创作，它们所表现的内容题材也较为广泛丰富。由于民间创作具有口耳相传的特征，又由于文人阶层对民间词作的轻视，致使大量的民间词作湮没失传。我们现在虽已无法统计唐宋时代的民间词作究竟有多少，但仅就这现存的一千多首作品来看，仍然表现出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转向唐宋文人词的创作来看，它们也并非是一片纯然的“艳科”世界。除了对离别相思、婚恋生活、冶游狎邪、歌舞宴乐、都市风情这类带有香艳绮丽色彩的内容题材的表现之外，唐宋文人词还将描写的笔触伸向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自然世界里的春夏秋冬、山川湖泊、风花雪月、鸟兽虫鱼、名胜古迹，到社会人生中的风土人情、社交友谊、宦游羁旅、旷放闲逸、幽默谑趣，从乡村风物到宫廷幽秘到边塞军旅，从历史时空到梦幻天地到艺术世界，都有所涉猎和表现，尤其侧重于抒写独特的人生意绪。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合唱着一首忧患与憧憬相纠结的生命之歌！人生虽然短促，可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却上演着最为精彩的节目，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体验着其他任何生物都无法比拟的复杂情感，一代接一代地串演着这部最为壮观的人生大戏。文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反映生活，抒写人生，词自然也不能例外。一部《全宋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人”，这充分表明宋词的内容题材是与人生密切相关的。由于词借助了美妙的音乐歌唱和独特的长短句形式，从而也就形成了它在抒写人生意绪方面为诗文所不及的优势，这样，我们也就得以在词的领域体验到特别丰富复杂、细腻幽微的人生况味。

如果说敦煌词和宋代无名氏词作主要是对民间大众文化生活的多维写照，那么，唐宋文人词则主要是在士大夫文化这一层面上做出了较集中深入的开掘和表现，它们共同构成唐宋社会人生和民族文化的立体画卷。

（二）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入开掘

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它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积淀和蕴含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心理内涵。唐宋词乃是以自己所特有的方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作艺术再现和深入开掘的。

首先是“情爱意识”的勃兴与普泛化抒写。“食、色，性也”，从根本上讲，“情爱意识”乃是人类共同的普泛的本能与天性，因而成为文学的一大“母题”。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法伦理型社会，汉代儒学的独尊与封建秩序的建构，以及“言志”、“载道”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早熟，这一切都影响和限制了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对情爱题材的表现。到了唐宋时代，由于礼教的相对松弛、思想的不断解放，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意识的涌现、文人阶层自我生命意识的增强等多种因素的作用，整个社会的“情爱意识”也得到复苏和增强。新兴的正初步表露出独特抒情优势和审美个性的词体，也就成了唐宋时代“情爱意识”被大胆集中而普泛地抒写和表现的最佳载体，于是也就形成了晚唐五代乃至北宋文人词好写“艳情”的创作趋向和词为“艳科”的基本格局。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晚唐五代社会政治的衰落腐败和北宋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趋“艳”嗜“情”的社会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它又是长期遭受封建礼教桎梏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情爱天性的一次大解放与大宣泄。它所表现的对情爱的歌咏与悲叹、渴望与追求，以及它在文人词创作中的这种大胆普泛化表现，都将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文化心理流变及其特征的把握与体认。

其次是“忧患意识”的潜入和独特表现。从本原意义上讲，忧患意识应该是由原始先民对自然和生命的恐惧心理演变派生出来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忧患意识特别浓烈，这又与宗法伦理型社会政治所赋予他们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相联系。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便有着表现忧患意识的悠久传统。到了晚唐尤其是五代十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盛极而衰的时代，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浓烈的危机感与忧患感。正由于历史的和时代的双重因素的合力作用，“忧患意识”这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也就不可阻遏地潜入到诞生未久的词体文学之中。到了宋代，又由于受抑武优文国策的决定、北方强敌的威胁、城市游乐风气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势和宋人儒雅柔弱的心态，这样，忧患感伤的情调也就在宋词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但是我们又发现，比之传统诗歌，唐宋词中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又具有自己的特定内容和表现方式。这就是在传统诗歌中占重要地位的对社会政治和民生疾苦的忧患意识已被淡化，而主要是通过伤春悲秋、离愁别恨、美人迟暮、痴情不偶等艳情题材，来表现对爱情和青春的追怀感伤，对人生世情的悲叹忧患。在这里，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通过“忧患意识”而表现出向自我和人生的转移和回归。

第三是审美心理趋向于悲、艳、柔、婉。民族审美心理在文学艺术中得到最深厚的积淀和反映。唐宋词以自己接近于“纯粹”的“美文”形式（相对于受政治伦理影响较深的传统诗文而言），展现了民族审美心理深层的一些本质特征。在这里，既有传统的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淀与深化，更有时代的审美心理的新投射与再创造。如果说“欢娱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诗穷而后工”等文学观念，表明了中国古代诗歌“以悲为美”的传统审美心理，那么，唐宋词则以其较深浓的忧患意绪和感伤色彩，将这一传统的审美心理扩大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与新水准。清代著名词论家陈廷焯在其《白雨斋词话·自序》中说：“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大概就在于词的这种“哀以思”的“悲美”。比之对“冲淡美”的追求，中国古代诗歌对“艳美”的追求则显得较为羞涩忸怩，隐约闪烁，这是受封建伦理道德和“中庸”哲学思想制约的结果。然而，“艳羡”之心犹如食色，亦乃人之天性，因此它只能被节制被约束却不可能被扼杀。那么，到了唐宋时代，文人们便找到了刚从民间新兴的被时人目之为“诗余”、“小道”而较少受到封建礼教和诗教束缚的词体，在其中畅快淋漓地挥洒吐露那份对爱情的渴望、追求、回味、感伤的内心情愫，从而脱去了“言志”、“载道”的面具，将民族审美心理中那份深隐幽闭的“艳美”心理大胆、真率、热烈地表现出来。“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美学范畴。正像万物皆具阴阳两性一样，人类的审美心理也是兼具刚柔两型的，只不过它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各有侧重而已。从总体上看，两汉和北朝的审美心理侧重于“阳刚之美”，而南朝则趋向于“阴柔之美”。到了唐代及北宋时代，既统一了南北疆域，也融合了南北文化，从而也就创造了刚柔兼具的美学新风貌；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中晚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的衰弱、社会心理的柔化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士大夫文人的审美心理便主要向着“阴柔之美”倾斜了，并在唐宋词这种特殊文体中得到广厚凝聚和深刻表露。此外，以“含蓄”、“婉约”为美的传统的民族审美心理也在唐宋词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从而奠定了“词以婉约为正宗”的审美心理定势。

（三）传统文化结构的多元体现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无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或动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还是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或繁荣昌盛的唐代及北宋时代，社会文化都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层面和多元互补的结构。尤其是唐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文化交汇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格局。除此之外，唐宋时代的民间文化、宫廷文化、城市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文化也都呈现出空前繁荣发达的局面。这种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结构，也在唐宋词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果说“艳情”题材的大胆、集中、普泛化表现与绮靡浓艳词风的形成，是对儒家文化规范的悖离与突破，那么，对功名事业的追求、对理想抱负的抒写、对世事人生的忧患等，又无不折射出儒家文化精神的风采；至于隐逸的情思、求仙的意念、人生如梦的空幻等，则又分别打上了道家道教和佛教文化的印记。如果说对战乱动荡生活、戍卒征妇的情感、边塞军旅及其他民生疾苦的表现，反映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文化传统，那么，“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则又反映了士大夫文人阶层和城市市民阶层娱乐文化和精神风貌的某些特征。

词既起源于民间，在转入文人手中后又朝着写“艳情”一路发展，因此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它的文化价值及其意义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不仅唐五代敦煌词的发现及宋代无名氏词作的传存，证明了民间词虽遭文人鄙弃而致大量湮没却依然具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而且唐宋时代大量的文人词总集、选集、别集的编辑、刻印和流传，以及历代文人虽口头上鄙弃词体而实际上却深深地喜爱词作并为之染指不辍赏玩无悔的事实，都无不证明了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和独特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唐宋词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和美学风采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宝库。这不仅表现在它所描写的社会文化生活、它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族文化的了解，而且还表现在它那融音乐、诗歌、歌唱、舞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品性，扩大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功能，它那融悲、艳、柔、婉为一体而向着狭深幽细一路开掘的艺术风格和抒情特征，它那长短参差、抑扬跌宕的体式格律特征，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和审美文化的新境界。

其次，唐宋词更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功能和艺术魅力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唐宋词的发展既融合了前此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和诗歌韵文形式之特长及经验，那么它也就将中国古代的歌辞艺术和诗体形式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唐宋词的广泛传播不仅给历代文人和读者的艺术心灵和审美情趣以极大的陶冶和滋润，而且它还以自己所创造和表现的体式特征、题材内容、风格意境，给同时代及后代的诗歌创作和小说戏曲的创作提供了佳句美文和艺术借鉴。

再次，唐宋词对研究中国文化史也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在反映社会生活这一点上，唐宋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散布于整个唐宋词中的对各社会阶层文化生活的表现，对各类人物思想感情的抒写，对各个时空领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反映，依然能使我们窥见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某些本质特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唐宋词在刻画人物心理和抒写人物情感方面所表现的深入程度和精致技巧，为我们透视和体认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灵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