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词是中国古代诗歌苑囿中一朵新生的奇葩。词虽后起，但它却后来居上，以其秀艳绮丽的姿容而与很早就取得正统地位的诗、文争辉媲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使得翻过了盛唐这座文学高峰之后的封建社会后期诗歌黯然失色，尤其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宋词，已被后人视为与“唐诗”、“元曲”鼎足而立的“一代文学”的代表和典范。比较而言，词比正统诗文具有更为强烈更为浓郁的娱乐性、抒情性和审美特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受儒家“诗言志”观念的束缚和影响，正统诗歌比较注重“比兴”、“美刺”、“讽喻”和“寄托”，追求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这样也就相应地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它的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而另一方面，由于受音乐曲调及歌舞表演的决定和制约，起源于民间歌谣和流行歌曲的词体文学，也就相应地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束缚，极大地增强了它的娱乐性、抒情性和审美特性。

词与诗的分别，除了外在的形体特征之外，还表现在内在的审美特性上，这就是我们通常读词所直观感觉到的词有别于诗的独特的“韵味”、“境界”之所在。当然，词的审美特性的形成也与词的形体特征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词的分片的形式、长短参差的句式、声韵的丰富变化等诸种因素所构成的形体特征，本身就是词的审美特性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除此之外，词的审美特性还体现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一）音乐美

词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词，可称之为“音乐文学”，是一种融歌、舞、乐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这就决定了词从生产到消费都带有音乐性，从形体到内质都具有音乐美的特征。

词的外在的音乐美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创作上讲，它是依声填词，应歌而作，而它所依之“声”、所应之“歌”，乃是唐宋时代最为优美动听的流行歌曲—燕乐曲调；从传播和消费来看，词多是交由歌妓舞女去歌唱表演的，出之以檀口皓齿，伴之以歌扇舞袖，合之以丝竹管弦，则不仅悦耳美听，而且赏心悦目。至于词的内在的音乐美的特性也是极为鲜明的。既是依声填词，词的创作也就必然要受到曲调旋律节奏的规范和陶铸，在字句声韵格律方面主动而自觉地寻求与音乐曲调的配合；同时，前此汉语诗歌韵文已颇具音乐美的声律规则的发达，也为词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这样，词在字声、用韵、句式、句法等各个方面都更趋于丰富复杂，形成更错综变化、更强烈鲜明的音乐美特性。关于这一点，刘永济先生在其所著《词论·通论》中这样说：“填词远承乐府杂言之体，故能一调之中长短互节，数句之内奇偶相生，调各有宜，杂而能理，或整若雁阵，或变若游龙，或碎若明珠之走盘，或畅若流泉之赴谷，莫不因情以吐字，准气以位辞，可谓极错综之能事者矣。”“故词之腔调，弥近音乐。其异于近体而进于近体者，在此；其合于美艺之轨则而能集众制之长者，亦在此。”所论极为精辟。这种“弥近音乐”的特性，即使在词脱离音乐歌唱之后，也仍然保存和凝定在它作为一种特殊格律诗体的文本之中，即所谓“词之腔调”中。

应该说，凡汉语的歌辞或诗歌韵文形式都具有一定的音乐美，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词与以前的古歌辞（《诗经》、乐府）及同时代的格律诗相比，无论是其外在的音乐美还是其内在的音乐美都得到大大加强。古歌辞所配合歌唱的周秦古乐及六朝清乐，固然不如唐宋词所配合的燕乐优美丰富，而古歌辞的创作由于多采用先辞后曲、选诗入乐的方式，其歌辞的内在音乐性尚处于一种自发而无序无律的状态，也不如唐宋词的内在音乐性因先曲后词、依声填词的制约而能达于自觉而有序有律的最高境界。唐代成熟的近体诗虽然比古体诗具有了自觉而有序有律的声律美，但“长于整饬而短于错综”(刘永济《词论·声韵第四》）。而词则集众制之长，将诗与乐的结合达到一种内外兼备的有机整体，从而使词体文学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美的新境界。

（二）抒情美

与音乐美的特性相联系的是词的抒情美的特性。音乐长于抒情，脱胎于音乐母体的词，自然也宜于抒情。词的抒情性，比以前的古歌辞和各种诗歌韵文形式都表现得更强烈、更纯粹、更普泛、更幽深。

第一，词的抒情美特性是由它所依凭的燕乐曲调浓郁的抒情特征所赋予的。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凡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所谓俗乐二十八调，即燕乐二十八调，词所配合的音乐曲调即属燕乐二十八调的范畴，其特点即在俗靡、绮艳、繁富、急促，音域广阔，节奏复杂，声调变化大，比之“中正和平”的周秦古乐和“从容雅缓”的六朝清乐具有更强烈的抒情特征。在这种音乐曲调的陶铸下，词的创作必然要以旖旎近情之辞，应和管弦冶荡之音，从而形成词委婉动情、哀艳欲绝的强烈的抒情特征。

第二，词的抒情美特性也是由它的传播方式和消费特征所决定的。词的创作本是为了应歌，它的传播和消费主要是靠歌妓舞女在歌楼舞榭、筵上樽前、花间月下以歌唱表演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也就决定了词的创作在内容题材的表现上，不可能像传统的诗文那样去“言志”“载道”，“为时”“为事”而作，而必然选择和趋向于表现与这种消费特征相契合的“情事”，从而使词的抒情性得到有力的凸现。对此，南宋著名词人张炎在其所著《词源》中已有明确揭示：“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于情可也。”一方面，词人有意以“近于情”的创作去适合歌妓舞女的演唱；另一方面，词由“莺吭燕舌”唱出，也更加强了它“近于情”的特征。

第三，词的抒情美特性也部分地由古代文体分工的观念尤其是词体观念所造成。在词产生之前，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诗言志”、“赋体物”、“文载道”的文体分工观念。当然，这种分工只是相对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诗、赋、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抒情特征，只是后起的词更趋向于抒情、更擅长于抒情罢了。词的这种创作走向起初是自发的，后来才逐渐自觉并得到强化。由于词最先来自民间的通俗歌唱，而在它的初期发展阶段又走入了以娱乐消遣为主、多写艳情的狭窄天地，因而形成词为“诗余”、“小道”、“末技”、“艳科”等对词的轻视鄙薄观念；而这些词体观念又反过来促成词进一步向抒情的深度开进的创作走势，并形成观念的自觉性和创作的趋同性。这样，在词为“诗余”、“艳科”等观念的保护伞下，词人们反而找到了一块淋漓尽致的抒情领域，凡诗文中所不能言所不宜写的“七情六欲”，则都可以在词中委婉写出，尽情抒发。

第四，词的抒情美特性还具有普泛化、幽深化的审美内涵。音乐是用幻象的形式来表现人的情感，往往停留在它们所采为内容的那种对象的抽象普遍性上，只表达出模糊隐约的内在心情（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第三章）。受这种音乐特性的潜在规定与制约，入乐歌唱的词最初也主要是表达人类共通的普泛化情感，如悲欢离合之情、羁旅行役之感等。就表达方式而言，词人往往不是以主体自我的身份和口吻直接抒情，而是多以“代言者”的身份替“他人”言情，把个体化的情感隐含寄寓在普泛化的情感之中。黑格尔曾说：“只表现作者本人个性的歌毕竟比不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歌，因为后者的听众较广，打动的人较多，引起同情共鸣者也较容易，会由众口流传下去。”（同上）王国维也曾把诗歌境界区分为两种，即“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认为“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写之”，至于读者则“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清真先生遗事》）。唐宋时代的词便主要是一种表现“常人之境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歌”，故能感人至深而传之极广。就词中所抒发的情感性质来看，虽具有普泛化的特征，而就其艺术表现来讲，却又具有狭深幽细的特征。诗歌所表现的内容题材较广泛丰富，而词则专就男女情爱、人生悲欢这类普泛化的情事进行开掘和抒写，故越掘越深，愈写愈细。

（三）意境美

词的审美特性更主要更集中地体现为意境美。这是一种综合呈现的词美，也是最高境界的词美，词有别于诗而优于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比“诗境”更独特更优美的“词境”。王国维《人间词话》曾标示“词以境界为最上”，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也指出：“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应该说，诗歌意境的创造在唐代近体诗中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后起的词体似乎难以为继。然而词却凭借音乐力量的陶铸、长短句式的辅助、莺吭燕舌的修饰，为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的创造开辟了另一片风光旖旎的胜景。比较而言，诗境主要以开阔、明朗、玲珑浑然为特征，而词境则主要以狭深幽细、婉约妩媚为特长。

词的意境美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中普泛而又真实的情感、香艳而又细腻的情思是其内核，精美的语言、轻灵的物象、摇曳的形体则是其外貌；而形与神、情与景又依凭婉转含蓄、自然精巧的表现手法，达至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打个比方，词的意境就譬如一个容颜娇丽、风姿袅娜的美人具有一颗香艳灵巧、多愁善感的心灵。故古人有“诗庄词媚”、“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之类的体认。今人缪钺先生在其所著《诗词散论·论词》中，曾揭示词区别于诗的四个特征，即“文小”、“质轻”、“径狭”、“境隐”。其中论“境隐”说“若夫词人，率皆灵心善感，酒边花下，一往情深，其感触于中者，往往凄迷怅惘，哀乐交融，于是借此要眇宜修之体，发其幽约难言之思。……故词境如雾中之山，月下之花，其妙处正在迷离隐约。”其对词境本质特征的体认可谓形象而精辟。而其论“文小”，更从语言和物象的运用方面见出词境的美妙。他举例分析说，如言天象，则“微雨”“断云”、“疏星”“淡月”；言地理，则“远峰”“曲岸”、“烟渚”“渔汀”；言鸟兽，则“海燕”“流莺”、“凉蝉”“新雁”；言草木，则“残红”“飞絮”、“芳草”“垂杨”；言居室，则“藻井”“画堂”、“绮疏”“雕槛”；言器物，则“银缸”“金鸭”、“凤屏”“玉钟”；言衣饰，则“彩袖”“罗衣”、“瑶簪”“翠钿”；言情绪，则“闲愁”“芳思”、“俊赏”“幽怀”，皆“取其轻灵细巧者”。“即形况之辞，亦取精美细巧者，譬如台榭，恒物也，而曰‘风亭月榭’（柳永词），则有一种清美之境界矣；花柳，恒物也，而曰‘柳昏花暝’（史达祖词），则有一种幽约之景象矣。”缪先生还以秦观的小令名篇《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为例，概括指出：“盖词取资微物，造成一种特殊之境，借以表达情思，言近旨远，以小喻大，使读者骤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诵之而得隽永之趣也。”这些分析都很形象深刻地说明了词的意境形成的原因及其美学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