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修身、伦理学、妖怪学教科书

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带领下推出的“最新教科书”是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蔡元培也是这套教科书的积极策划者与参与者。1902年，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苦于购买质量低劣的译稿的惨痛教训求助于张元济，张元济得知好友蔡元培创办中国教育会的初旨在编辑新式教科书，于是向夏瑞芳推荐蔡元培，开启了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不解情缘。此后，蔡元培一直称商务印书馆为“本馆”。

初等小学堂用《最新修身教科书（第4册）》（商务印书馆1905年初版·1907年8版）

蔡元培认为兴办学校是大势所趋，编辑新式教科书实为急需，建议商务印书馆由编译转为自编新式教科书，并建议由爱国学社教师编写小学教科书，既能解决商务印书馆书稿来源，又能解决部分教员经济来源（当时爱国学社经费无着，所有教员均自谋生活来源），而且能完成中国教育会的夙愿。为此，蔡元培先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纂体例，用包办方法，在爱国学社教员中选择数人，分任编辑国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后因《苏报》案发，蔡元培离沪赴青岛。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并将蒋维乔等爱国学社教师聘入商务印书馆，成功推出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最新教科书”。

《最新修身教科书教授法（初等小学堂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06年11版）

在“最新教科书”中，高凤谦、蔡元培、张元济校订了《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10册、《修身教科书教授法》10册及《修身教科书第一册挂图》20幅。其中，初等小学堂用《最新修身教科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我国早已形成的一套以“三纲五常”为经、以“修齐治平”为纬的个体伦理观念，字里行间彰显了女子独立、平等的先进思想。如1904年《最新修身教科书（初等小学堂用第3册）》有《女子宜求学》一课写道：

我国旧俗，重男轻女，凡为女子者，幽居深闺，不事学问，非特古今大事未之闻知，即作书信、理账目，亦多倚赖他人。今女学渐兴，旧俗渐改，少年女子宜求学，以图自立，庶不为人轻视也。^注192

而且，教科书在注重个体伦理的基础上，尝试建立起从个体自我道德到社会公共道德的启蒙路径。如《最新修身教科书（初等小学堂）》第4册依次编排有《节俭》、《贮蓄》、《廉洁》、《坚忍》、《自奋》、《知耻》、《节操》、《贞孝》、《信义》、《勇敢》、《礼让》、《威仪》、《循序》、《宗族》、《乡党》、《公德》、《兴益》、《慈善》、《合群》、《爱国》等课文，强调从私德到公德、从个人到国家的伦理架构形成。

蔡元培在德留学

1906年，在青岛学习了德语的蔡元培得知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他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表达自己赴德留学、学习研究西方教育理论，并回国襄助中国教育的想法。当时孙宝琦出任驻德国的公使，蔡元培请张元济向孙宝琦表示:愿在公使馆兼充一名职员，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30两，而不要求去使馆担任何种服役。于是，蔡元培便在1907年5月随孙宝琦前往柏林。由于蔡元培夫人及三个子女在家中需要抚养，张元济就代向商务印书馆洽定，特约蔡元培在德国为商务印书馆编书，每月致酬100元，其中一部分汇德补充学费，一部分留供家用。高平叔在《蔡元培与张元济》中写道：“以1910年为例，商务印书馆汇给蔡元培1621马克，合国币900元，付给黄仲玉夫人国币250元，代付购寄书报等费国币46元，连同历年余额尚结存200元。”^注1931907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编写的中学堂用《修身教科书》，署名为蔡振，共5册，其中第4、5册就是他在德国期间编成的。

《修身教科书（中学堂用第4册）》（商务印书馆1907年初版·1910年3版）

中学堂用《修身教科书》是蔡元培编撰现代教科书的标志性著作，约七万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实践伦理学，下篇是理论伦理学，采用最新的“章节”体例编排，现抄录如下：

第1册共7章：修己总论、体育、朋友习惯勤勉、自制、勇敢、修学、修德

第2册共8章：家族总论、子女、父母、夫妇、兄弟姊妹、族戚及主仆、交友、从师

第3册共6章：社会总论、生命、财产、名誉、博爱及公益、礼让及威仪

第4册共7章：国家总论、法律租税兵役教育、爱国、国际及人类、职业总论、佣者及被佣者、官吏医生教员商贾

第5册共6章：绪论、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结论

【资料卡】

章节体是19世纪末在西方教科书等著作体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结构设置形式，章节体结构严密，层次清晰，篇章节目层层统辖，便于反映事物的系统结构状态。章节体在中国的兴起始自介译近代西方和日本人编写的教科书。如近代以梁启超为首的新史学流派开始推翻中国历史传统的一些观念，引进西方的历史观，章节体开始在中国史学界流行起来的，改变中国史学著作常用纲目体、编年体、纪传体等传统结构形式。

这套教科书开创性地构建了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力求为中学生提供一种全面、可行、积极、上进、能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修身标准。教科书前4册讲述实践伦理学的各个专题，即“修己、家族、社会、国家”，第5册讲述理论伦理学，有“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等章节，强调人对于家族之德、社会之德、国家之德。教科书糅进了西方一些进步的思想伦理观念，如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本无差等的权利观，非一人之国家观，无高下之职业观等，主张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统率人际关系等等。这些观点和思想出现在清朝统治尚未结束的教科书中，不仅影响了一代人的智识水平和思想意识，而且为进一步的教育改革奠定了精神基础。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修订《中学修身教科书》，改5册为上下两篇，内容构架无大变动。商务印书馆1912年刊登广告云：“本书为山阴蔡先生留学德国时所著，原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要旨,参取东西伦理大家最新之学说,熔中外为一冶，说理精透，行文简亮，出版后大受学界欢迎。原书分订五册，今重行修正，合订一册。”^注194修正本《例言》说明“本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注重实践，下篇注重理论。修身以实践为要，故上篇较详”。^注195这本书到1921年9月，出至16版。

1909年9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蔡元培翻译德国著名伦理学家泡尔生（F.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此书曾被一些学校用作教科书。如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就用此书为伦理学教科书。当时毛泽东极爱读这本书，曾在这本共约十万字的书上，写下了一万二千一百多字的批注，其中有“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之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196等等。毛泽东还根据《伦理学原理》一书中的某些观点，加以发挥和批判，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先生看后大加称赞，给他打了一百分。

《妖怪学讲义录》（商务印书馆1906年初版·1918年6版）

此外，蔡元培在1906年还译述了日本人井上圆了著《妖怪学讲义录》。“妖怪学”即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论述“妖怪”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哲学、生物学等因素，解说产生这种迷误的原因。此书是井上圆了在哲学馆教授的讲义，全书主要以物理、化学、光学、天文、地质、生物等科学来研究自然界等各种怪异现象。蔡元培指出迷信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要反对迷信，既需要有建立健全的道德，更需要有健全的知识。此书译出总论后，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杜亚泉在《初印总论序》中写道：“此书煌煌巨册，其精思名论，令余钦佩崇拜，不可名状。且余读是书时，学问上之智识已略进，稍知心理学及生物学之门径，自觉宇宙间之名理，汇集胸次，使余心汪洋于其间，而发见一不可思议之真怪，觉哲学上之所谓元，心理学之所为实体，宗教家之所谓天地神佛、真如法性，清谈家、性理家之所称为无名、为无极，无一非此真怪之记号。即物理学之所谓质力，生理学之所谓生命，心理学之所谓心灵，亦无非真怪之一方面之一支脉。而一切所谓物理、生理、心理等之理云者，乃皆此真怪之产物”。^注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