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翰林浩然弃官归里
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他六岁入家塾，后在叔父蔡铭恩的培养和熏陶下学习。蔡元培一生对叔父都怀有深深的敬爱之心，曾说：“孑民有叔父，名铭恩，字茗珊，以廪膳生乡试中式（光绪甲午科中式第十二名举人）。工制艺、门下颇盛，亦治古诗文辞，藏书亦不少。孑民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记闻》、《文史通义》、《说文通测定音》诸书，皆得余叔父之指导焉。”注174蔡铭恩对于蔡元培也寄予很高的厚望，他给蔡元培取字“鹤卿”，希望他日后能出类拔萃，还要蔡元培到绍兴八股名家王子庄（名懋修）那里去学习。王子庄博览明、清八股文，其八股制艺别具一格。当年蔡元培以“怪八股”闻名士林，推其根源或许肇源于此。尽管蔡元培跟王先生学八股文，味同嚼蜡，但在1937年撰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认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注1751884年，十七岁的蔡元培考取秀才，考官在他的试卷上写下的评语是：“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精当，与众不同”。注176蔡元培中秀才后，一边做私塾教师，一边研攻小学与经学。因家境贫寒，他从叔父家中借阅《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儒家经典，还阅读大量的考据词章的书籍，甚至也浏览医学、算学等方面的书籍。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蔡元培回忆道：“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书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注177为了进一步帮助蔡元培的生活与学习，蔡铭恩还把蔡元培荐介给绍兴著名藏书家徐树兰家的铸学斋做校订工作，使得蔡元培博览群书、学乃大进。1889年，二十二岁的蔡元培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职翰林院编修，成为“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注178的年轻才俊。
【资料卡】
据蔡元培的家谱记载，蔡铭恩是蔡氏族中第一个中举的人。他的学识渊博，为人诚恳、耿直，秉性清高，对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刘宗周、章学诚推崇备至。他尤其敬佩刘宗周不阿权贵、敢于弹劾祸国殃民的大阉魏忠贤。当时，蔡铭恩的寓所与刘宗周讲学的蕺山书院相距很近，他不仅常去书院，而且对刘宗周的“慎独”功夫领悟至深。蔡铭恩感到清王朝的趋于没落与明末相似，所以，他不愿再去攀登科举之顶峰，而宁愿安贫守志，开馆办塾，后以塾师而终其一生。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使蔡元培这位年轻的翰林“痛哭流涕长太息”。注179他开始阅读大量的西学译著，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设施。“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注180于是，蔡元培在翰林院生活几乎是“惟有读书声”（蔡元培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记手稿）。他不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魏源的《海国图志》、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冈本监甫的《日本史略》、沈敦和的《日本师船考》、缪佑孙的《俄游汇编》十二卷、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汤寿潜的《危言》、陈炽的《庸书》、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宋育仁的《采风记》以及《外国史略》、《列国海战记》等，还专研了《几何原本》、《算草丛存》、《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电学问答》、《化学启蒙初阶》、《量光力器图说》、《声学》、《星学辨正图注》、《农学新法》等数、理、化、天文、农业技术等领域的书籍，甚至连《井矿工程》、《开煤要法》之类的专门技术书籍都有涉及。对于变革社会寄于重大希望的蔡元培，目睹戊戌变法失败，明确意识到国民素质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注181于是决心“志以教育，挽彼沦胥”。注1821898年秋，蔡元培抛弃了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注183
蔡元培回到家乡开始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当时，学堂中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新派教师笃信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经常批评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这些遭到旧派教师的忌恨，他们怂恿堂董妄加干预教师的言行与思想，蔡元培愤而辞职。1901年，蔡元培应上海澄衷蒙学堂总理刘树屏的邀请“代理一月”。注184当时，蔡元培苦于自己对西方教育了解的不足，搜集国内外教育参考资料，对各级学校的课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1900—1901年间撰写《学堂教科论》，以自己的经历，针砭了科举教育的弊端。“少酖举业，长溺文词，经诂史法，亦窥藩篱，生三十年，始知不足。迷途回车，奚翅炳烛。悲彼来者，覆辙相寻，誓墓不出，愿为松阴。”注185文字间充满了对自己青少年时代学习生活的惋惜之情。
1901年，蔡元培的好友张元济作为南洋公学代总理（第二任校长），在南洋公学开设特班，聘请蔡元培为总教习。南洋公学特班学生有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胡仁源等学生四十二人，功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功课，有英文（写、诵、文法、章句）、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手演）；后期为高等功课，有格致化学（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各限三年卒业。此时，蔡元培敏锐地认识到教科书是创办新式教育中极为重要与关键的问题，且认为译本不是很适用，需重新编订教科书。1902年4月，他与叶瀚（字浩吾）、蒋智由（字观云）等倡议组织中国教育会。是年冬，中国教育会正式成立，选蔡元培为会长。“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注186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拟集合力量，专门编订教科书。
1902年冬，蔡元培因为“墨水瓶事件”同情并支持学生，辞职离开南洋公学。当天，蔡元培把学生带到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中国教育会在召开特别会议后决定建立共和学校（后定名为爱国学社），蔡元培任学校总理，吴敬恒（字稚晖）为学监，章太炎、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员。爱国学社规定学生分寻常、高等两级，两年毕业。寻常学级的教科有修身、算学、理科、国文、地理、历史、英文、体操；高等学级的教科有伦理、算学、物理、化学、国文、心理、论理（逻辑学）、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日文、英文、体操。爱国学社提倡民主思想，自由空气浓厚，每逢周末还组织集会，公开宣传爱国和革命的道理，“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注187如1903年南京陆师学堂的风潮发生以后,退学学生代表章士钊等到上海与中国教育会联系,俞子夷在《记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中叙述有蔡元培代表该会“竭诚欢迎,他们全体加入学社”注188。“墨水瓶风潮”激怒了整个学界，东南各省纷起响应。在短短的时间里，“而浔溪公学退学，而南京陆师学堂退校，而浙江大学堂退校，而蕙兰书院退校，而毓元学堂退校”注189，酿成从来未有之退学大风潮。1903年6月“苏报案”发，爱国学社亦受到牵连，被迫解散。
【资料卡】
“墨水瓶事件”是指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200余名学生为反抗学校当局的专制而集体退学风潮。1902年11月5日下午，南洋公学中院五班教师郭镇瀛上课前看见一个洗得很干净的墨水瓶放在他坐的椅子上，大发雷霆。一位杨姓同学谎称是伍正钧放的。郭镇瀛于是要求学校开除伍正钧，其他同学也因为所谓知情不报而受到“记大过”处分。11月14日，五班全体同学到学校总办汪凤藻处申述事实真相，要求撤销处分，但遭到拒绝。当晚，他们决定次日全班集体退学，以示抗议，并到各班作告别演说。11月15日早晨，汪凤藻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大干例禁”的罪名，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同学，全校哗然。特班总教习蔡元培为学生免于被开除而积极斡旋，他曾要求面见公学督办盛宣怀。遭盛拒绝后，他愤然辞去特班总教习之职。11月16日上午，蔡元培与中院6个班级的同学，集体离开南洋公学，以抗议校方的错误决定。“墨水瓶事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风潮，也被称为中国学运史上“一声霹雷”。
1902年，蔡元培还与蒋智由、黄宗仰、林少泉、陈梦坡等发起成立爱国女校，其办校方针是“其时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注190蒋智由任经理，不久由蔡元培继任。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主张“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另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注191。该校作为革命活动联络机关，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革命战士。可见，正途科举出身的蔡元培已经转变为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并强调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