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教科书编纂队伍
1897年，夏瑞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及高凤池等创办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1898年，商务印书馆请谢洪赉翻译教会学校用的英国人为殖民地印度小学生编的课本Primer，用中英两种文字排版印刷，定名为《华英初阶》（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出版后大受欢迎，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第一桶金。于是又将高一级的课本以同样的形式翻译出版，定名为《华英进阶》（English and Chinese First Reader）。这两套书是我国最早自编的英语教科书，且不断再版，影响颇大，成为英语学习者的首选课本而畅销多年，后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华英系列英语学习用书。1899年，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与商务印书馆往来业务中，张元济与夏瑞芳相识，夏瑞芳虚心向张元济求教编译日文书等事宜，张元济赏识夏瑞芳的胆识、豁达大度、知人善任的性格。1901年，商务印书馆改组为有限公司，夏瑞芳邀请张元济入股，张元济欣然应允。伴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于1902年下半年开始筹建，“君（按：夏瑞芳）以为国民教育，宜先小学，而教科书为尤亟。乃于印刷所外，兼设编译所。”注1431903年正月，张元济接受了夏瑞芳的350元月薪（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月薪是100元）的高薪聘请，注144进入商务印书馆。庄俞写道：“老夏先生独具眼光，遇见一位张菊生先生，就请他主持编译事务。张先生也独具眼光，最初请了几位留学生翻译东西各国科学书，不久新教育发动，就开始编辑教科书。”注145
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注146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撰出版教科书。他慧眼识英才，将部分为商务印书馆编写过教科书的爱国学社教员蒋维乔、庄俞等请到麾下,又邀请高梦旦、杜亚泉、邝富灼等知名学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亲手为商务印书馆建立起一支国内第一流的教科书编辑队伍。庄俞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中写道：“计自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十年止，我馆为了创编教科书，经张菊生先生领导之下，编译人自数人增加至百数十人，在馆外帮忙的还不计其数，荜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注147
【资料卡】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1892年中秀才。1894年调入江阴南菁书院，次年又考入常州致用精舍，同时攻读两院课程。1902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后被张元济邀请进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前后达十年之久。1905年发起并主持开办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又主持开办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业校等。1910年编著《学校管理法》一书。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任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协助蔡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起草《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后任教育部参事。不久辞职再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曾任爱国学社国文教员、爱国女学义务教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鸿英图书馆馆长等职。
高梦旦（1870—1936），名凤谦，字梦旦，福建长乐人。少时不登科场，不入仕途，好实用之学。1901年被浙江大学堂聘为总教习，次年率留学生赴日，并任留日学生监督。他在日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认识到日本所以兴盛，原因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于小学，从而生发了编写适合中国小学生用的教科书的愿望。1903年冬回国，恰逢商务印书馆办编译所，遂被邀入馆。高梦旦进馆后，即被聘为编译所国文部部长，主持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高梦旦为张元济出谋划策，为商务印书馆选定了不少切合社会需要的好选题，被张元济倚为左右手，1918年升任编译所长。五四运动后，高梦旦亲赴北京，邀请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来商务主持编译所，后胡适推荐老师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高梦旦退而任出版部长，襄助王云五。他一生以事业为重，淡泊名利，在商务印书馆有极高的威望。
张元济将大量的留学生网罗至商务。周越然曾统计有：“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起,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止,当此二十八年中,商务聘用东西留学归国者七十五人,内法国毕业者二人,美国毕业者十八人,日本毕业者四十九人,国名不详者三人。”注148张元济也大胆擢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如1919年的胡愈之还是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毛头小伙子，张元济看过他写的几篇文章后，认为是个可培养之人才，遂招收他进商务编译所为练习生。一年后，又升任他为《东方杂志》编辑助理，不久即任编辑。以后，张元济还资助胡愈之留学法国。胡愈之不负张元济所望，后出任《东方杂志》主编。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还担任了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茅盾在1916年刚从北大预科班毕业时才二十岁，进入商务印书馆后被张元济分配在英文部批改函授作业。一个月后，张元济收到了茅盾对新出版的《辞源》所提的二百余字改进意见，觉得自己对茅盾“用非其材”，注149立即批交辞典部编辑人员研阅，并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第二天上午就调茅盾与童话专家孙毓修“合作译书”。注150在《茅盾回忆录》中，这位年轻人曾感叹说:“我真想不到，这么一封平常的信，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注151进馆才5个月，茅盾即被破格优待加了薪。关于张元济大胆用新人之观点，在《张元济全集·书信》中有这样的记录:“五年前之人才未必宜于今日，则十年前之人才更不宜于今日。即今日最适用之人，五年、十年之后，亦必不能适用也。事实如此，无可抗违。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而时代之所以有新旧也。”注152商务编译所存在的三十年时，人员流动很大，从现存资料看，其中有案可稽的确切数字有：1908年63人，1921年已增至160人左右，1924年240人，1925年286人。注153
张元济1910年穿西服标准像
因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大力提倡用少年人、进有用之人、退无用之人，在1916年前后就有关进用新人问题与商务印书馆第三任总经理高凤池有过激烈的争论。高凤池则认为新人不如旧人可靠，裁汰旧人太令人寒心，双方都不愿妥协。1920年张元济提出辞职，后经多方劝说，改为张元济与高凤池均辞去现职，双双改任监理。对此，张元济在1920年4月26日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即如用人，弟主张求新，而高君则偏于求旧。隐忍五年，今乃爆发。”注154张元济认为在教科书编撰中所谓的新人，重要的是年富力强且有新知识。他思想开放，尽最大努力召集了大量可以完成他所不能之事的有识之士，使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教科书不仅跟上时代潮流，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而且在上海出版业急剧发展而同行竞争加剧之时，游刃有余。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至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有陈布雷（后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周建人（生物学家）、王云五（后任商务总经理）、竺可桢（气象、地理学家）、顾颉刚（历史学家）等。1952年，八十六岁的张元济在《留别商务印书馆同仁》中写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材。”注155给后来者留下他一生的抱负与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