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与西书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出生于广州，会说粤语。他幼入私塾，并在父亲严格督导下丝毫不敢松懈学业。渐长后，父亲常用肃穆的语气读十一祖张奇龄立下的“张氏家训”——“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注125对此，张元济不仅铭记心中，身体力行，而且在1914年上海极司菲尔路的新居落成时，亲笔用隶书缮写家训，令人镌刻在柚木板上，悬挂于寓所的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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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年在著作中写道，父亲张元济最为崇敬的祖先有四位。第一位是始祖，曾任南宋丞相的张九成，因主战，为秦桧所排挤，谪居十余年，著书立说，自成理学一派，谥称文忠，著有《张状元孟子传》、《横浦文集》。张元济在两部书的跋文中对始祖“清明刚正、国家是急”的高尚品行，景仰备至。第二位是十一世祖，号称大白先生的张奇龄。他主持的杭州虎林书院，门下弟子望众，他给后代立下家训。第三位曾冒死上疏奏请皇上亲政的十一祖螺浮公张惟赤。第四位是著书和藏书甚丰的七世祖青在公张宗松。其中，张元济最为推崇的是为张家立下世代家训的十一世祖大白公。
张元济十四岁时随母回浙江海盐，第二年在外服官的父亲病逝，家境渐窘，但书香传继。他十六岁时与长兄拜县城禀生查济忠为师。1884年3月，十七岁的张元济与长兄同赴嘉兴府应考时作《安之朋友信之少者》一文，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高中秀才。不久，他拜回家守孝的海盐籍翰林院编修朱福诜为师，后又从师徐用福、叶廉锷、司开先、吴仰贤等诸位先生，广益求精，学业大进。张元济对于这些老师的学问非常佩服，如他称赞查济忠“天才卓越，于学无所不窥；纵笔为文，不假思索；豪气奔放，殊有濯足万里、振衣千仞之慨”。注1261889年，张元济在杭州参加乡试，（这一年由于光绪大婚、亲政，特开恩科，增加了一次考试，否则张元济应该赶上的是1891年辛卯科乡试）中第十名举人，同科登名有后来成为他事业上的同道和挚友的汪康年、蔡元培、吴士鉴、徐珂、汪大燮等。1892年，张元济到北京参加会试，主考官为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祁世长等，张元济获得了第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同科进士有吴士鉴、蔡元培、汤寿潜、叶德辉、唐文治等。二十六岁时，张元济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稳健地走上了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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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济忠，字荩卿，县廪生（已进学的生员岁科两试成绩优秀，可进入享受廪汽银的名额内，称廪生）。此人怀才不遇，不及四十而卒。
朱福诜，字桂卿，海盐籍翰林院编修，在中国近代史上威望很高。如1906年12月16日，张謇、汤寿潜、郑孝胥得联合江、浙、闽三省商学两界200多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推朱福诜为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汤寿潜、雷奋为干事。
甲午战败，张元济写道：“大家从睡梦中醒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注127他叙述当时自己与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注128聚会的人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1895年冬，张元济与陈昭常、张荫棠等八人结成“健社”，学习英语与西学。此时，张元济已经有着明显的兴学启蒙意识。他在1896年给汪康年的信中写道：“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注129也就是说，虽然张元济幼时居住的广州是通商口岸，早已有外籍传教士办的学校，但张元济一直以科举正途为追求。但在年近三十岁时，他开始努力读英文、读西方法律书籍，购阅日文报纸。1896年8月，张元济以部院司员身份参加了总理衙门考试，考取章京第一名。同批进署的还有唐文治、汪大燮等。因张元济在文牍处理上有创见，深得张荫桓的赏识，被其引见给李鸿章。
在总理衙门供职期间，张元济开私人集资在京师办新学堂之先河。1897年初，他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夏偕复等人联合集资，在北京宣武门创办了“专讲泰西诸种实学”注130的西学堂。不久，严复为学堂起名为“通艺学堂”，“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注131并在主办的《国闻报》上进行宣传。严复还应学堂之聘，约定年终赴学堂考订学生功课、讲明学术，同时派侄儿严君潜担任通艺学堂常驻教习。通艺学堂招收学生多系京员及官绅子弟，共四五十名，先习英文及天算舆地，待学生英文精熟以后，再各就性质所近，分门专习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张荫桓曾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张之洞、王文韶等都对通艺学堂有资助。梁启超为表示对张元济的支持和友谊，先后赠给张元济《新学伪经考》、《西学书目表》等书。
由于张元济热心办学并致力于革新教育，通艺学堂在京城取得良好声誉，张元济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和赞扬，管学大臣孙家鼐奏请将通艺学堂列入中学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张元济等呈请，奏准俟三年期满，援案可对学堂教习酌加奖叙；其成业学生，准仿照广方言馆学生例，可由同文馆调考录取。1898年7月，光绪诏谕设立京师大学堂，孙家鼐作为第一任管学大臣邀请张元济出任大学堂总办，张元济不愿陷入与官场陋习及人事纠葛的周旋中，力求辞免了此项任命。戊戌变法后，张元济因被光绪帝召见过而“革职永不叙用”。注132他把通艺学堂的全部校产造册移交给京师大学堂，结束了为期六年的京官生活，携家南下上海。
1899年3月，经李鸿章介绍，张元济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我平素和李鸿章没有什么渊源，只是长官和下属的关系而已。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我到了上海，盛宣怀来找我，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注133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创设是因盛宣怀认为“练兵为急务，故兵学居多，理财商务学校次之”，注134故最初翻译以兵书为主。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还聘请日本人细田谦藏、稻村新六为顾问，聘郑孝桎、孟森、杨志洵为校订，后来公学教师李维格、伍光建、黄国英、陈诸藻参加翻译工作。到1901年6月，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已经“译成十三种送军机处，已排印齐全的还有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二种、学校三种、税法一种”。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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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是1896年由盛宣怀创立于上海，经费来自电报、招商两局，设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盛宣怀任督办。1903年起先后改名为上海商务学堂、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合并为交通大学。“南洋”泛指华东沿海一带，清末民初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0月5日，张元济致书盛宣怀写道：“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注136于是，南洋公学译书院秉承“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专门之书与普通之书异，小学校、中学校之书与大学校书异，私家著述、教门传习之书与文部所定学校之书又异。且各国风尚不同，习其学者莫不自尊其说，择焉不察，流弊兹多。顾论译书，则天算、制造较政史学为难。论选书，则政治、史学较天算制造为难”。注137在1902年10月译书院第一次全本出齐的严复译《原富》的扉页上，刊有南洋公学译书院图书广告,可知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已出版的教科书有《格致读本》四本、《中等格致课本》八本、《小学图画范本》四本、《化学》十一本、《蒙学课本》三本、《大本蒙学课本》一本、《代数设问》七本、《心算教授法》一本、《物算笔算教科书》四本、《习字范本》四本、《几何》三本、《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三本、《万国地理教科书》一本。1902年夏，南洋公学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留日归来到译书院任职，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译和编著，如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著《法律学教科书》及编辑《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雷奋编著《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等等。张元济十分注重译书的质量，对于编译要求十分严谨。如他开始尝试对译著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度量衡等加以统一，亲自为《原富》一书编制英汉对照表等。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许多学术译著虽然没有以教科书命名，但作为公学学生的必读书在校内使用，也在校外发行。如严复译《原富》，经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转隶北洋，因经费紧缩停办。张元济主持译书院以为成才之助，开启了他贡献中国现代教科书事业的第一乐章。
1901年初，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突然病故，张元济任公学代总理半年，应清末新政特设的科举制经济科之需求，在南洋公学开设特班。盛宣怀在《南洋公学添设特班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中说明，“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栋梁之材。故宜专致政学，不必兼涉学艺，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注138张元济为了“以待成材之彦士有志西学”，注139与盛宣怀一起亲自主持特班招生考试。黄炎培在《我在南洋公学特班学习》中写道，“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问我：你信宗教没有？信哪种宗教？我答：什么宗教都没有信。他说：好！”注140当时特班开设了地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西学高等功课。黄炎培进入南洋公学特班后描述说：“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注141张元济聘请好友蔡元培为特班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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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蔡元培两人是历时最久交谊最深风雨同舟的挚友和知己，他们有着“六同”的关系：同庚（同治六年）、同乡（浙江）、同年乡试（光绪十五年中举人）、同年殿试（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同事（任教于南洋公学）、同创（办《外交报》）。如1901年12月，两人合作筹办《开先报》（后改名《外交报》），张为董理，蔡为撰述。报纸最初由杜亚泉创办之普通学书室发行，第29期后改归商务印书馆发行，是商务印书馆所发行的第一份刊物。1949年，张元济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时有一段记述：“10月5日，到北大，至议事厅，见悬有蔡鹤卿画像，徘徊之久”。（《赴会日记》手稿）张元济对于他的生平知己寄予了无尽的哀思！
1903年，张元济因厌恶南洋公学中严重的官场习气，辞去译书院院长的职务，进入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如是描述：“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注142张元济带领商务印书馆全面开启了中国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华彩乐章。